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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记作家汉娜·帕库拉作品《宋美龄传》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评价为“盖棺论定的权威之作”，2012年初由东方出版社引进国内，随后引起了各方关注。 《宋美龄传》从清末开始写起，一直写到宋美龄在纽约去世，将宋美龄的一生生动地融入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并用翔实的资料、极具吸引力的故事展现了宋美龄传奇的一生。与此同时，书中还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在东方出版社的帮助下，时代周报记者联系到了身在纽约的汉娜·帕库拉。这位美国著名的传记作家毕业于卫斯理女子学院，曾著有《最后的罗曼蒂克：罗马尼亚玛丽女王传》、《不平凡的女人：腓特烈皇后》。她已故的丈夫是著名导演艾伦·帕库拉，电影作品有《苏菲的选择》、《塘鹅暗杀令》等。 蒋宋联姻是“政治婚姻”？ 一般都认为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姻是大姐宋霭龄一手安排。但据宋美龄的机要助理说，还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她很不耐烦地以手指敲着面前的桌子说：“对不起，亲爱的，我实在不敢相信你会接受这样编造的故事。怎么会呢？我们家兄弟姐妹，庆龄最固执，我大约居中，霭龄最温柔。从小到大，霭龄从来没有强要求别人接受她的意见。虽然她介绍庆龄给孙博士，那是因为她晓得妹妹自小就崇拜他。至于我和蒋介石的婚姻，霭龄从来不曾建议或者劝说我要嫁他。可是当我母亲反对这门婚事时，霭龄和子文帮我说服她不会有事。我和蒋先生的婚姻完全是我的主意。是我说服我母亲、我大哥和我大姐接受蒋先生，争取到他们支持我……我从小就崇拜英雄，我有许多次听到孙中山夸奖蒋先生的才智。我在一九二三年第一次在孙家遇见蒋先生，就被他炯炯有神的双眼吸引……喜欢上了他。我们用上海话交谈，互换住址和电话号码。后来，我邀他来参加母亲的寿宴。 宋美龄究竟是否真的喜欢上蒋介石，《宋美龄传》作者汉娜·帕库拉对此表示了怀疑：“美龄绝不会邀请不认识的男人参加母亲的寿宴，这个一见钟情的故事顶多只是夸大之词。她可能是在莫里埃路孙家见到蒋介石，但是当时蒋介石还没有全国英雄的光环与魅力，只不过是孙中山手下多位副手之一……” 但蒋介石为宋美龄一见倾心是必然的—有他的日记可作证。蒋介石日记第一次提到宋美龄是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底，只说她参加黄埔军校学生结业典礼；第二次提到她是六月底，说要去拜访她；到了七月底，蒋介石哀叹，“美龄即将回上海。我舍不得她离开”。到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其日记记载“今天非常思念美龄妹”，首度吐露心中的感情。随后同年更是在日记中频频提到与宋美龄的交往，并且故意称她为“三哥”： 五月四日：“今天和美龄通电话。” 五月十一日：“送我的照片给美龄。” 五月十八日：“七点抵上海，立刻去见美龄。” 五月三十日：“整天都在思念美龄。” 六月七日：“上午六点起床，写信给三哥。” 六月十一日：“下午三点去见三哥。” 六月十二日：“和三哥谈话至半夜。” 六月十四日：“寄信给三哥。” 六月二十五日：“收到三哥来信，立刻作复。” 不过在抛出了宋、蒋两方皆为其婚姻辩护的说词后，帕库拉大量引用了当时的蒋介石“太太”陈洁如的第三方说词。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陈洁如因为缺钱，在曾经教过蒋介石和她英文的老师李时敏协助下，以英文写成一本书，叙述她和蒋介石的婚姻始末。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文件，陈洁如显然试过向蒋介石勒索一百万美元，才不出版她写的秘史。蒋介石最终答应每个月给她五百美元。联邦调查局还报告说：美国国务院“企图阻止本书的出版，因为蒋介石政府与美国友好，它若出版，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有害的影响”。（联邦调查局档案，编号62-71649-64~77，这是美国司法部应《信息自由法》之请求交给帕库拉的材料） 《陈洁如回忆录》最终在1992年问世，也正是该书中披露了联姻的“政治”版本，以及“蒋宋婚姻是宋霭龄一手安排”的证据，其核心是蒋介石与宋霭龄在九江船上的会商。陈洁如描述他们会商的情景：“孔夫人搭中央银行的快船匆匆赶来。一到码头，她并没上岸，留在船上，派人请蒋介石过来一谈。”两人“花了一昼夜讨论政治局势”，当然也谈到了具体的利益交换—比如迎娶宋美龄、任命孔祥熙为行政院长、宋子文为财政部长，而蒋介石则可以得到影响力、钞票、人手和声望各个层面的助力。 根据帕库拉的考证，这个商谈经过尚且有另一版本，出现在一本孔祥熙的传记中，大致经过与陈洁如描述的并无太大差异，只在个别细节上有所区别。帕库拉也因此在文中指出：“尽管陈洁如习惯夸耀自己的无私，但很显然，蒋介石娶美龄是来自霭龄的最后通牒。” 蒋介石打发陈洁如远走美国，靠的是苦苦恳求。他哄骗陈只需要五年，便可重新与之恢复婚姻关系，并在菩萨面前发誓：“我保证自今天起五年内与洁如恢复婚姻关系，重做夫妻。如违誓言，菩萨可以惩罚我和我的南京政府。如果我在十至二十年内没有履行对她的诺言，菩萨可以推翻我的政府，让我永远不得立足于中国。” 那是1927年的秋天，陈洁如远走美国，彼时心想事成的蒋介石在二十二年后一语成谶。 白宫里的“怨声载道” 嫁给蒋介石并成为第一夫人，是宋美龄人生的重要一步，而她传奇魅力的施展地则被公认为是在外交领域。至今，依然还有人在传颂一九四三年蒋夫人抵达华盛顿时脍炙人口、戏剧性十足的露面—她是第一位平民、也是第二位女性，受邀在美国国会演讲。“她刻意挑了一件黑色长衫、配上绿玉。她被引导走下参议院议场中央走道的绿地毯，坐到主席台上副总统华莱士的座位旁，引起全场骚动。” 根据美国官方对宋美龄到访的记录，她透过广播实况播出的演讲告一段落，出现“十足的喝彩和鼓掌之风暴”。而当时美国众多媒体对她的溢美之词，则从美貌、措辞到智慧与勇气各个方面。《Vogue》的塔尔梅对她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和一群年长的政治人物站在台上，她像一把钢剑，纤瘦、美丽、又果敢……她的心思正视目标、盘算进攻，而出手搏击。”《纽约前锋论坛报》的一篇社评说：“……她在战时走来的勇敢、她的智慧、她的尊严、她的可爱，赢得全美国的敬佩……值得注意的是，蒋夫人的尊严特质，使她无怨、无求—只盼望世人能有更美好的世界、更安全的未来。” 宋美龄在演讲中好用生僻词汇和历史典故的特点也引起了媒体们的兴趣。有一个报道的大标题是“蒋夫人的Gobineau和Obtunded令记者大惑不解”，记者翻阅了《韦氏大词典》，才搞清楚Obtunded就是“钝化”、“迟钝”的意思。蒋夫人谈到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之后，“世界开始认为日本人是尼采式的超人—知识、体力都高人一等—这种想法正是Gobineau们、Huston Chamberlain们和他们的学生纳粹种族主义者们，所宣称的北欧人之特质”。记者们又忙着翻查百科全书，才发现十九世纪法国有个外交官戈宾诺伯爵（Count 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主张唯有白种人才有能力创造文化，至于休斯敦·张伯伦（Huston Chamberlain）则写了一本书大谈日耳曼人是主宰的人种。 蒋夫人在美国因演讲而“一炮而红”，但在外界佳评、赞誉不断的同时，在罗斯福总统夫妇的眼里，宋美龄却越来越让人“不满”。帕库拉引用了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一番观察： 蒋夫人住在白宫时，我看到她的另一面，对于和她谈话的男士之反应，觉得真可笑。他们觉得她妩媚、机智、迷人，但他们全都有点怕她，因为她在争取中国及其丈夫政权之需时，可以是个头脑冷静的政治家；纤纤细手、低沉温和的语声里掩饰了她有如钢铁般的决心。她和男士们谈话时偶尔会不经意流露出残忍的心性，不过在我面前则从来没有过。我告诉富兰克林，她是个甜美、温柔、楚楚可怜的人，可是他发现这位女士的另一面后，乐不可支地笑我识人不明。我记得在一次晚宴上的事件……使他特别爱取笑我。刘易斯（John L.Lewis）当时正在兴风作浪，富兰克林请教蒋夫人：“你们在中国会怎么对付刘易斯这样的工会领袖？”她没说话，但美丽的小手举了起来，在喉部划过去……富兰克林看看我，确定我看到了这一幕……他事后取笑地问我：“怎么样？你那位温柔、甜美的朋友？” 罗斯福夫人对宋美龄的评价，自此成了“她言词美丽大谈民主，却不知如何过民主生活”。而她私人生活中的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态度也引来了当时白宫上下的不满。虽然她在白宫的卧室备有召唤铃和电话，但她却不用，需要服务的时候走到门口，击掌召唤仆人。“这是她在中国老家召唤苦力的习惯，但在白宫被认为是很不得宜的动作。不仅美龄期望被底下人当皇族伺候，她的外甥、外甥女也一样自命不凡……” 宋美龄此行访美的主要目的是为其嗷嗷待哺的国人争取援助，但她另一方面一掷千金地参加宴会、采购丝绸、羊毛布料，到百货公司买衣服、鞋子、毛皮大衣的行为，最终还是没有逃过记者们的眼睛。一九四三年夏天，宋美龄回国，坐的是美国军用飞机，但是她的行李在阿萨姆必须转移到其他飞机，以减轻飞跃驼峰时的载重，根据当时在战争新闻处中国办事处工作的作家毕克的说法： 行李搬运是在机场比较偏僻的一处进行，负责搬运的美国大兵不小心摔了一口箱子。箱子裂开，里头的东西滚出来……全是化妆品、内衣和足够蒋夫人撑过战时的一大堆美食零嘴。美国大兵气炸了，因为此时正是驼峰运补最吃紧的一段时候，许多美国飞行员为了载运作战物资到中国而牺牲性命。士兵把他们搬运的箱子统统打开，把每一件貂皮大衣、挂钟丢到地上踢来踢去，然后才把东西胡乱塞进箱子、抬上飞机。 晚年隐居纽约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蒋介石率领效忠的军民，从大陆工厂拆卸下来的机器设备以及北京故宫瑰宝（十二年前即迁移，藏在重庆周围山洞），撤退赴台。杜鲁门总统于次年一月五日宣布，美国政府无意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无意介入国共内战，也“不会提供军事援助或顾问意见给在台湾的中国部队”。蒋介石的心境极坏，杜鲁门发表此一声明之后三天，蒋夫人自美国启程，决心“回台湾与丈夫及人民共存亡”。 帕库拉在“退守台湾”的章节里，大量披露了蒋氏夫妇试图“反攻大陆”而做出的努力。蒋夫人在赴台后不久，积极推行改革。1950年1月22日，合众社报道：“蒋夫人今天听说伤兵领不到薪饷，下令立刻调查军中薪饷发放情况。”十天后，她又携带香烟、食品和新约圣经到金门前线劳军。《纽约时报》驻香港记者说：“一般认为……国军空军对大陆沿海城市更频繁、更有效空袭，与蒋夫人最近从美国回来不是意外的巧合。”这些空袭始于1950年3月，因轰炸其公用设施，造成“每个重要城市”部分瘫痪，国民党海军封锁上海附近航线，也重挫大陆的贸易。 朝鲜战争、“文化大革命”均被蒋介石视作“反攻大陆”的好机会，但他一直以来的支持者美国却不再理会他的游说。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之前，曾传递口信给委员长：“无论未来形势如何，我绝不会忘记我的老朋友。”而蒋经国也向驻“台北美国大使”担保，他的政府不会有或许会导致不幸事件的“不寻常动作”。帕库拉在随后披露了尼克松访华期间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一次对话内容。 蒋介石到死也没能实现“反攻大陆”的目标。1975年4月5日清明节夜里，值班医生忽然通报蒋介石的医师熊丸，“总统”的心脏停止跳动。熊丸冲进蒋介石的卧室，替他打了一剂强心针，使他恢复心跳。美龄也进来，坐侍一旁，“总统”的心跳再次停止跳动。医生又打了第二剂强心针，当他准备打第三剂的时候，美龄说：“停了吧！”这时距午夜还差几分钟，突然间全台风雨大作，雷电交加。蒋经国说：“风雨大作，草木同悲。”《蒋经国传》的作者陶涵说：“即使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的官员也认为，此现象恐怕不是巧合。” 1975年9月，蒋介石去世之后五个月，美龄带了十多个助理、护士飞往美国。此后，除了特殊场合外，她一直住在纽约，深居简出，对外界信息的获取主要依靠阅读报刊文章。据说她最大的爱好是画画，并曾携画作参展。她的二姐宋庆龄、继子蒋经国相继在80年代离世。 2003年10月23日晚上11点17分，宋美龄安详过世。孔令仪和她的夫婿以及另外一位年轻一辈的家人，陪她走完人生最后一刻。台北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宣布：“深受台湾人民爱戴，跨越三个世纪动荡”的蒋夫人，已在晚上溘然长逝。 美国各大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发表长篇讣闻，以大陆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的话来说，她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知名、有影响力的人物，致力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反对分裂国家、盼望两岸和平统一”。 帕库拉：我已故的丈夫，导演艾伦·帕库拉，当时正在写一个有关罗斯福的剧本。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块儿吃饭，他给我讲到了1943年2月份，蒋夫人到访白宫的事儿。当时白宫的客房里明明有电话也有铃，但好像只要蒋夫人需要什么，往往是走到房门口、打开门，然后大声地鼓掌示意，让工作人员立刻给她拿来。这可能就是她在上海使唤仆人的样子，但在崇尚民主的白宫里，显然会让人不舒服。我当时就觉得纳闷，这么聪明的一个女人，又在美国受了教育，到美国来明明是为了获取金钱和武器的援助，却做出了不利于她此行目的的行为。我决定找出原因。 时代周报：整个写作过程中，你是否有一些特殊的素材来源？ 帕库拉：在我整个写作过程中，我觉得最让我欣喜的是我能在美国找到太多太多有关蒋夫人的资料。在蒋夫人的时代，留下了数量庞大的、被我们称作“中国通”—那些热爱中国的美国外交官、记者和传教士们撰写的资料、回忆录，这些东西散落在美国的各个大学。不过，我找到的最大收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除了其他资料外，那里还保存有蒋介石日记和数量庞大的有关宋子文的材料。 时代周报：作为一个美国人，写作中国历史人物的传记主要有哪些障碍？ 帕库拉：一位秉持美国价值观的作家来审视、写作一位中国历史人物，显然存在巨大困难。首先，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在考察19、20世纪的中国时是不容忽视的一点。由于美国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所以美国的研究者必须学会适应理解古老的传统。对我来说，有两点特别难。第一点是，一个中国传统好公民的定义，是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里，融入、顺应他应该扮演的角色，但在美国，我们受的教育告诉我们，如果不喜欢这个制度或者我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那么我们就尝试改变它。第二点是妇女的地位，传统儒家的价值观认为妇女就是二等公民，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过在这个领域，蒋夫人是个异类。 时代周报：为了传记的写作，你是否与宋氏家族或者蒋氏家族的后代有所来往？ 帕库拉：我刚开始研究蒋夫人的时候，对蒋、宋两家一无所知。蒋夫人不仅自己拒绝见我，并阻止她的亲友与我见面。不过在她去世后，我被告知或许可以和她的家人见见面。不过她的亲友们永远是小心翼翼地展现夫人最光彩熠熠的一面。后来，他们曾邀请我去家里吃过一顿饭。 时代周报：英文原本的传记名称中，你用了“女王”这样的称呼来定位蒋夫人。 帕库拉：“最后的女王”并非我原本的书名，而是我的出版商定的名字。不过，我同意用这个名字，因为在很多方面，蒋夫人就是一位“女王”。就像旧时代女王，蒋夫人认为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比如，国民政府下令禁止在公共场合抽烟，但她照样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实。 时代周报：所以宋美龄访美时，当时的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对其评价，蒋夫人可以侃侃而谈民主，却不知如何身体力行。你大概也同意这样的观点。 帕库拉：我觉得罗斯福夫人说得非常对。第一次见到蒋夫人的时候，罗斯福夫人去纽约医院看望这位躺在病床上的娇小女人，十分同情。但随着了解深入，第一夫人明白自己与蒋夫人对各自国家普通百姓的态度截然不同。罗斯福夫人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在照顾并试图改善穷人的生活，而蒋夫人的关注点则在外交领域以及中国的世界地位，甚少关心下层阶级。 时代周报：那么作为《宋美龄传》的作者，你个人如何评价蒋夫人？ 帕库拉：中国在二战期间获得金钱和武器的援助，如果要说功臣，这人必定是蒋夫人。一方面，我不得不钦佩她在共产党上台前，为国家和她丈夫所做的一切；而另一方面，又觉得她随后试图挽回她丈夫及其政权的所作所为非常愚蠢，因为那时候无论从东方还是西方，她的想法都显得不切实际。同时，我对蒋夫人的个人价值观也不怎么认同，我觉得她自认为优越于同胞的想法站不住脚。她的母亲是贵族，但她的父亲却是个农民，如果她能意识到自己身份背景的双重性，并且在个人做派上少装女王，她或许能更有作为。（记者赵妍） 感谢东方出版社在采访过程中提供帮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