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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清华学校的胡敦元等四名学生，即将赴国外留学，在学习异国文化的同时，他们还想巩固中国的传统文化--国学，但因为不得要领，便请胡适为他们开列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以供学习之用，胡适欣然应允，便开了一份《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这份书目分为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及文学史之部三个部分，三部共计184种。胡适开的这份书单，极其详尽、面面俱到，把古代凡涉及国学的书籍几乎一网打尽；当然，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份书单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在胡适的书单开出不久，就收到了署名“《清华周刊》记者”的来信，对胡适所开列的书单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质疑：一是认为胡适所开的书单国学范围太窄了，有些部分没开列出来，如民族史、经济史等；二是思想史与文学史部分谈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所以希望胡适能再给出一个最低限度的书目。胡适读了来信后，进行了一番辩解，但同时也接受建议，重新提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书单，缩减到了38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胡适刚刚回复完“《清华周刊》记者”的来信不久，梁启超怒气冲冲地杀了出来，梁启超与胡适，虽谈不上有什么太深的交情，但同为大学者，互相之间还是极为敬重的。但梁启超并没有因为私谊而对胡适手下留情，而是毫不客气地进行抨击，这正是那一辈学人身上令人仰望的地方。针对胡适所开列的书目，梁启超写了一篇《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开篇即宣布：“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梁启超对胡适的指责，一是认为胡适所开的书单太专业，不利于普通读者阅读；二是认为胡适仅凭主观臆断为读者开书目，没有考虑读者的具体情况；三是认为胡适“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结果不是个人读书最低限度，却是私人及公共机关小图书馆之最低限度。”最为梁启超所诟病的是：“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梁启超进而嘲讽道：“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在枪挑胡适的同时，梁启超也开了一个《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以此来与胡适唱对台戏。梁启超开列的书目，共分五类：（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有《论语》《孟子》等39种；（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有《尚书》《逸周书》等21种；（丙）韵文书类，有《诗经》《楚辞》等36种；（丁）小学书类及文法书类，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等7种；（戊）随意涉览书类，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世说新语》等30种。以上5类书共计133种。正文后收附录三篇，第一篇是《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开出《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等25种书，梁启超称此为“真正之最低限度”书目。 时隔近百年的岁月之后，回过头来再打量两位大师所开的书单，发现其中有一部分对当代读书人依然适用，但相对于91年前，则适用的部分越来越小了，这既有时代在进步的原因，也有国学研究的外延和内涵都已经有了发展变化的原因，但总体而言，二人的书单对当代读书人依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作为当代中国人，不管是何学科背景，都应当具备起码的国学基础，都应当具有最低限度的本国学术文化知识。胡适的书目，给今天的文科研究生阅读、使用，大致还差不多；推荐给文科的大学生阅读，显然不大合适。梁启超的书目，最大好处是离各科大学生的实际水平和需要较近，他们能用得起来。”当代著名学者刘梦溪对此曾有过中肯的评价：“我们今天来重新检讨胡适开的这个书目，不能不承认《清华周报》记者的置疑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就其实用性和有效性来说，‘梁目’显得道高一丈。如果我是读者，要我对‘胡目’和‘梁目’作出选择，我肯定投梁的票。‘梁目’及其读法，即使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不是因为别个，主要就读中国载籍的多寡而言，胡适之先生不能不把座位让给梁任公先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