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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北京，人们喜欢沉迷于官场种种，而在剑桥，知识才代表无上的权威。孔子专注于社会与伦理秩序的重建，众多的人口置于一种有效的、甚至是强迫症的合作机制下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形态。牛顿却是另一段历史的开端，那是个人与自然的新秩序。 剑桥到处是典雅的陈词滥调。在剑河上撑船的少年们，像是斯文版的北京出租车司机，他们通晓当地的一切，用漫不经心的口吻，诉说着种种神话，然后习惯性地等待外来者的诧异。只不过，在北京，人们喜欢沉迷于官场种种，而在这里，知识才代表无上的权威。 “这是三一学院，最富有的学院，产生了三十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坐在河畔草坪读书时，我又听到了这句话，“不过，他们可能抵不上一位毕业生？？”声音停顿了一下，然后干脆地蹦出一个人名“牛顿”。游客们发出了预料之中的欢快笑声，似乎陡然之间和这些只在书本上出现的伟大名字建立了某种私人式的亲密。 撑船的青年头发蓬松，穿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衣，立在船尾的姿态相当潇洒，稍稍弯腰拔起银白色金属外壳的篙，然后直起腰、松开手，篙又直直地落下水中，他的身形既松弛、又有章法。 十四英磅，四十分钟，载着游人的游船会经过女王学院、国王学院、三一学院、三一学堂、圣琼斯学院，途中有牛顿设计的数学桥、拜伦经过的叹息桥，然后仰望大教堂的令人惊叹的尖顶，再加上一系列剑桥毕业生的灿烂名字和轶事，一趟剑桥游的高峰就到来了。 游客改变了很多，不同时代与地区的人都有过相似的经历。对于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人来说，美国人真是无处不在。那个年代的伟大记者约瑟夫·罗斯发现1925年的夏天，“不管你去哪里，都听到美式英语的腔调。”在欧洲人看来，当时的美国人一定是带着暴发户式的粗鄙与廉价的好奇。 “在大街的每个商店厨房前，可以听到他们在议论陈列的货物是贵还是便宜。所有的大路上都是观光巴士，每趟车上拥挤着五六十个美国人，双手折叠、规规矩矩地坐着，好像他们仍在学校里。”约瑟夫·罗斯接着写道。在他看来，巴黎有时就像是个卖淫者，专为取悦游客而备。 游客也改变了剑桥。市中心总是吵吵闹闹，尚未开学，本科生还没有回来，它更变成了游客们主宰的世界。人们拍照、惊叹、用各种语言交谈，带着对某种神话的憧憬，和一个消费者的特别自信。 不是中餐厅，而是徐志摩，是涌来的中国学生和中国游客们的直接受益者。因英俊而早夭的诗人卢伯特·布鲁克而闻名的茶室博物馆里，除去布鲁克的诗篇，还有徐志摩的两首诗歌；在剑桥8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徐的照片和达尔文、牛顿出现在一个行列；国王学院在河畔旁竖立了一块石碑，刻着那四句中文世界最为人知的诗句，1920年，他在这里短暂住过，经罗素的介绍，成为剑桥这个最富特权的学院里的游学者，可惜石碑太新，色质太白亮了，似乎自觉地表明并非是古老传统的一部分；徐也出现在基思学院院长的口中，这位院长的中文名字是韩魁发，前一任英国驻中国大使。离任前，他对着北京电视台的镜头说，再加上新一轮通货膨胀，中国市场看起来已经改变了很多游戏规则。 中国与剑桥的故事，也存在于一些更有趣的类比中。还是回到牛顿吧，避开微积分、力学与光学不谈，引用亚历山大·蒲柏的诗句：自然和自然的法则隐藏在黑夜里/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于是一切都获光明？？ 在剑桥，我第一次读到相似的句子不是在图书馆，而是在互联网上。我想查阅蒲柏的诗句，输入了光明与黑夜的关键词，也同时跳出了“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据说是北宋一位佚名者所作，是蜀道馆舍壁间题的一副对联。那是一千年前的感慨了，而蒲柏还要再过七百年才出世。宋代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清明上河图》的繁荣景象和种种技术上的进步，日后都让剑桥的李约瑟感叹不已中国并非从来如此落后，而是曾经大大地领先于西方。 倘若从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开初，孔仲尼照耀了中国1700年之久，欧洲人对这种光明的惊叹在18世纪达到巅峰。而此刻，牛顿的光明刚刚开始出现。19世纪的情绪却随之转变，中国变成了专制、黑暗的东方，欧洲则是人类的希望。 孔仲尼专注于社会与伦理秩序的重建，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他倡导了理想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每个人都是人际网络的产物，在其中扮演特定的角色，遵循特定的规范，享受对应的权利与义务。在很大程度上，它帮助一个松散和缓慢的社会能有效地连接起来，并创造了一套稳定的合作机制。当众多的人口置于一种有效的、甚至是强迫症的合作机制下时，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形态。 但牛顿却是另一段历史的开端，那是个人与自然的新秩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