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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近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编辑出版家。清光绪十八年中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先后任刑部主事、总署章京。曾参加康有为等发起的维新运动，办通艺学堂，提出改革政治的主张。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后入上海南洋公学主持译书院。1901年投资上海商务印书馆并参与部分出版工作，1902年正式受聘于商务印书馆，先后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务，直至逝世。 在加入商务印书馆后的近六十年时间里，张元济为辅助教育、开启民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既致力于保存传统文化，又重视传播西方文化，曾参与编纂《最新国文教科书》《最新修身教科书》等新式教材，成功为近代基础教育提供了第一批教科书；创办《东方杂志》《教育杂志》，改进《小说月报》等文化传播刊物，推动文化教育的发展与普及；组织翻译并出版西方名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严复译《天演论》《原富》等8种名著，林纾译《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百余种西方文学作品；广收群书，购买流散的善本古籍以保存民族文化，并设立商务编译所图书馆（即“涵芬楼”）、公共图书馆（即“东方图书馆”）；参与《辞源》《中国人名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的编纂；撰写《涵芬楼烬余书录》《宝礼堂宋本书录》《涉园序跋集录》等目录学著作；而尤为泽被后世的，则是他致力于《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四库全书珍本》以及《道藏》等各种大部头古籍善本的策划、搜集、收藏、影印和刊行。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商务印书馆得以迅速发展，一跃成为我国首屈一指的大型出版企业。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值内忧外患、新旧交替之际，旧式藏书楼纷纷解体，所藏古籍大量流散，旧籍珍本往往散失，甚至流至国外。“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印行〈四部丛刊〉启》）张元济目睹此景，感叹“事关国脉，士与有责”，多方筹措资金，积极抢救和整理古籍，力保民族文化遗产免于消亡。《四部丛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始印于 1919年的《四部丛刊》，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网罗巨帙，择善本而影印，是一部规模巨大、包罗宏富的大型丛书。该丛书于1922年陆续完成，共收书323部，合8548卷，2100册。在《印行〈四部丛刊〉启》中，张元济总结《丛刊》有“七善”： 其一，“此之所收，皆四部之中家弦户诵之书，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缺者”。这是对《丛刊》实用性的说明，此书包含了日常学习和研究中最常用、最急需的书籍，解决了绝大多数学者求书难的问题。 其二，此书所收古书，“仍存原本”。明清两代大型类书、丛书亦可谓鸿博，然其剪裁、篡改颇多，尤其经过《四库全书》等的改动，许多古籍失去了原貌，对古书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四部丛刊》多选用宋元明初之善本加以影印，保留了原本的面目，避免了辗转钞刻中无意的豕亥鱼鲁之讹和有意的人为改动之祸。 其三，“书贵旧本，昔人明训，麻沙恶椠，安用流传；此则广事购借，类多秘帙”。张元济精于版本校雠之学，在选择《丛刊》影印之底本时，贯彻了“书贵初刻”的原则，力求最古最佳。尽管商务印书馆的藏书楼“涵芬楼”珍藏有大量善本书籍，但他对此并不满足，还想方设法搜求宋明善本、初刻旧本。为此，他辗转向各地图书馆或藏书家借用善本，甚至还向海外公私藏书楼借用，共“得宋本三十九，金本二，元本十八，影宋写本十六，影元写本五，校本十八，明活字本八，高丽旧刻本四，《释》《道藏》本二，余亦皆出明、清精刻”，可谓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搜集最好的版本。《四部丛刊》影印之前本已拟定目录，注明某书采用某版本，然付印前，只要发现了比原定版本更好的本子，便马上更换。因此，许多善本、珍本，甚至秘本、孤本，都于《丛刊》中得到了保存和流传。 其四，《丛刊》发挥丛书的优势，“所求之本具于一编，省事省时”，为学习和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其五，此影印本虽保留底本原貌，但“略小其匡，而不并其叶，故册小而字大，册小则便于庋藏，字大则能悦目”，既方便收藏和携带，又方便阅读。《四部丛刊》在改变原书开本大小的同时，在每书卷首，必详记原版大小、准工部尺，研究者可由此知其原貌。 其六，“版型纸色，斠若画一，列之清斋，实为精雅”，适于收藏。 其七，《四部丛刊》收书浩博，但“议价不特视今时旧籍廉至倍蓗，即较市上新版亦减之再三”，而且购买者还可“分期交付，既可出书迅速，使读者先睹为快，亦便分年纳价，使购者举重若轻”。以便宜的价格、分期付款的便捷，促进此书的流通普及，这一方面有利于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张元济作为一名出版家所具有的先进和开明的经营理念。 此外，张元济精熟版本，不仅体现在选择版本的高明上，还表现在对所印书籍的校勘中。《丛刊》影印时完全保持原书面貌，不做删改，这一方面是其最大的优点，但另一方面却因此而未得精校，保留了原来的错误，甚至有残卷缺叶者，因而为一些学者所诟病。为此，张元济对一部分书籍进行了详细的校勘，如《甫里先生文集》，初编再版时录张氏校勘记于卷末，达二百余条。二编及三编所收书籍，张氏所做校勘更为频繁和细致，如二编所收宋本《周易要义》、宋本《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三编所收日本影印古钞本及宋本《礼记正义》残本、影元钞本《元朝秘史》等等，都有详细的校勘题跋。这些跋语往往言简意赅，提纲挈领，给学者以很大的启发。 《四部丛刊》初编于1922年完成后，又于1926年冬策划重印，始加“初编”次序，完成于1930年初，一般称1927年重印本。张元济《重印〈四部丛刊〉刊成记》称：“景印伊始，事属草创，或悬格以求而书不可得，有既得者而又不尽如我之所期；大辂椎轮，殊未惬当，今之所成，稍弥前憾。”为了能“稍弥前憾”，张元济做了大量的工作，仅就版本选择而言，就改换了《孝经》等二十种书籍的版本，贯彻求早求佳的版本原则，共增加宋本6种、元本1种、元写本1种、明写本6种、校本7种、日本高丽旧刻3种、《释》《道》藏2种，以替换初编所用较后出或漫漶残缺本；又据他本补全了《白氏长庆集》等十余种书籍原本残缺之卷叶，以及《春秋经传集解》等三十多种底本原缺之序跋。此外，还广辑名家精校，录为《校记》，即初印时已做校勘者，亦反复研求，益臻完善。如此，在总卷帙上，重印本较初印多出若干卷册，共计8573卷，2112册。今通行本多为重印本，后上海书店据重印本再次重印，更为常见。由于《丛刊》初编商务印书馆两次印刷存在版本区别，我们在使用时，就不能简单地说“《四部丛刊》本”。遇到版本有更换的，应注明是哪一年根据哪个版本影印的；遇到有文字修改的，应尽量使用改善后的版本。 当然，出版偌大一套丛书，尽管主持者是版本目录学的行家，对工作又认真不苟，但也难免存在选本不当、鉴定失误等问题。例如《盐铁论》，误以叶德辉推荐之明刻本为弘治时涂祯刻本而采用，而与真涂祯刻本失之交臂；《慎子》，用缪荃孙藕香簃传钞明万历时慎懋赏刻本，而未察其多为伪造；《欧阳文忠公集》用所谓元刻本，而未识其实为明本，等等。这类失误，在前辈学人如黄永年先生《古籍整理概论》等论著中，已多所指出。今之学者在使用时，不可不察。 在《四部丛刊》出版过程中，由于商务印书馆当时已经出版或计划出版的大部头书已有很多，为避免重复，《丛刊》在选目时有意避开了一些已见于他书选目的书籍。比如史部，张元济非常重视正史，认为“为学不可不谈史，尤不可不读正史”，然而在《丛刊》中，却并未收入如此重要的二十四史。这是因为在出版《丛刊》的同时，也在策划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至《丛刊》三编全部出齐时，“衲史”也基本出齐（至1936年，仅《宋史》未出）。为与“衲史”相辅相成，《丛刊》便有意不收正史。此外，若某书已有善本行世，为避免重复，《丛刊》也不印，如原来选目计划出版的《章实斋遗书》，因乌程刘承干已为锓梓，故张氏放弃影印，将省出的篇幅用于影印其他古籍。 《丛刊》初编完成以后，国内外公私藏书者和专家学者竞相购买，虽印数逾五千，访求者仍时时不绝。初编收书，讲求普遍的实用性，“仅登急要”，因而“有议其挂漏者，有嫌其陋隘者”，为弥补这些缺憾，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同仁们又着手准备续编、三编。续编印成于1934年，收书81种，1438卷。三编印成于1936年，收书73种，1910卷。三编印齐的同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其缩印本，将原来的四页缩为一页，改线装为平装、精装，价格也更加低廉。续编和三编出版时，商务印书馆已主要由王云五主持，但张元济仍然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张氏于1928年赴日访书，获得大量珍本孤籍的照片，这些珍本秘籍有7种收入了续编和三编，其中以影印《太平御览》一千卷为最著。此外，张氏还对续编与三编所收书籍详加校勘，所作跋文共达百余篇。 三编印成后，张元济本有续印四编的打算，他在1936年4月13日回复傅增湘的书信中说：“《丛刊》预备续出之书，已影存底片不少。”但因赶印衲史，不能即行续出。然而四编终未能出版，其原因不可得而知之，但在张、傅二人此番通信中可略知一二。傅氏4月5日致张氏书信提到：“闻《四部丛刊》四编或不复付印，极觉可惜。营业自以销路为前提，然如此事业能勉为之，则勉为之。望先生更力排困难，行强不息也。”张氏复傅氏函则称：“元济囿于管蠹，自不免偏重版本。以后当将无关实用而又非罕见者稍加删节。”从傅氏书函，可知四编未能印行，一方面有经济的原因；另一方面，从张氏回信中，可窥其因理念冲突而不被理解的无奈。加上其他各种因素，使得本已有所准备的四编无法面世。无论原因为何，《四部丛刊》第四编的未能出版，可谓书林学界一大憾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