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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山水的认可，意味着韩少功确实进入了中年，他的怀旧，他的暧昧，他的自嘲，既有无可奈何的天命之感，也是一种看淡一切的“平常心是道”。韩少功最后寻找到了什么？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可能会是比较遗憾的，至少从目前来看，他还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或者方案，他无疑确实在努力寻找一个新的文化构成来重构精神主体和现代文化图景，并以此来安顿自己疲倦的个体生命。但是，因为他们这一代人特殊的精神构造，这种努力可能还有待时日。韩少功的文化姿态并非代表了他一个人的困境，而是代表了一代人的困境。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与韩少功相似，包括李锐、李陀、张承志、张炜、北岛等人都有这种情况发生，即，从最初的对“现代化”和“现代派”的热情肯定到对其产生怀疑和犹豫，比如李陀在1999年开始反思“纯文学”的说法、尔后又对“工农兵文学”的历史合理性提出了肯定的意见，而北岛，居然对自己当年写出的《回答》深表不满。韩少功的隐居不过是其中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阿城在一篇文章中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超越自己的“知识模式”和“情感模式”。他回忆了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北岛一旦喝醉的时候，总是慷慨激昂地大声唱起《东方红》。在阿城看来，他们这一代人受到“革命”的“熏陶”太深了，已经没有办法超越这种“革命”情结，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激情”、“责任”、“理想主义”、“乌托邦幻想”等等。因此他们在一个世俗的、彻底商品化的“现代化”进程中感到不适应就在情理之中了。 阿城的看法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1949年以来直到“文革”的历史已经成为这一代人的“文化基因”，并影响着他们对事物的态度。但是，仅仅考虑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实际上这种“不适应”和“回到现代之前”一直是中国近百年来现代文化史中经常出现的现象。比如周作人，他在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反思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并开始寻找所谓的汉唐文明来重建文化的自足性。他对江浙山水、茶食、人情世故的书写描摹与今天的韩少功何尝不有着隐隐的历史关联。ReyChow（周蕾）在讨论中国现代性生成的过程中，特别谈到主体欲望爱憎交织的反应。她认为中国现代文人在遥念“中国”的始源的时候，产生着一种既迷恋又排斥的症候。而正是这种症候，也造成他们相对应的对“现代化”的患得患失的矛盾心理。 韩少功身处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当然也无法幸免这种“焦虑”，虽然他的一系列写作和行为可能会暂时救赎他的“个体生命”。“他把一个知识分子的生存焦虑，释放在广大的山野之间，并用一种简单的劳动美学，与重大的精神难题较量，为自我求证新的意义”（谢有顺语）。但是，对于韩少功们以及更多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历史的“暴虐”其实不过刚刚展开，在一个可以估量的时段和范围内，“现代化”的世俗化、去魅化、商品化的进程不会终止也难以逆转，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可能还要深刻地纠缠在这样的“迷恋排斥”、“爱憎交织”的焦虑和痛苦之中，他们会一次次重构自己的历史、传统，一次次返乡和归隐，叩问山河大地，直到寻找到属于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化和“经典”，这或许就是韩少功目前给我们提供的最实在的启示和意义。 （杨庆祥，1980年生，文学博士、诗人、青年批评家，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其专栏“文艺时评”将对中国现代以来（包括当下）重要的文学经典、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进行“解读”或者“再解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