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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让我们先来看一看韩少功在《山南水北》中对“山水”的描述： 几年前我回到了故乡湖南，迁入乡下一个山村。这里是两县交界之地，地处东经约113.5度，北纬约29度。洞庭湖平原绵延到这里，突然遇到了高山的阻截。幕阜山、连云山、雾峰山等群山拔地而起，形成了湘东山地的北端门户。它们在航拍下如云海雾浪前的一道道陡岸，升起一片钢蓝色苍茫。 巴童浑不寝，夜半有行舟。这是杜甫的诗。独行潭底影，数息身边树。这是贾长江的诗。云间迷树影，雾里失峰形。这是王勃的诗。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孟浩然的诗。芦荻荒寒野水平，四周唧唧夜虫声。这是《阅微草堂笔记》中俞君祺的诗。……机船剪破一匹匹水中的山林倒影，绕过一个个湖心荒岛，进入了老山一道越来越窄的皱折，沉落在两山间一道越来越窄的天空之下。我感觉到这船不光是在空间里航行，而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画廊里巡游，驶入古人幽深的诗境。 这两段描写意境之美，文字之雅让我刹那之间恍兮惚兮，以为置身于陶渊明笔下的桃源圣地。这种错觉甚至迷惑了一大批批评家，以为韩少功只不过在效仿先贤为我们再造一处“隐居的乡土乌托邦”。但这不过是错觉罢了，实际上，这种对山水客观的描摹不仅在整部作品中非常少见，而且，即使在这种短暂的沉醉中，韩少功也清醒地意识到“历史的怪兽”就隐藏在“山水”之后： 当时这里也有知青点，其中大部分是我中学的同学，曾给我提供过红薯和糍粑，用竹筒一次次为我吹燃火塘里的火苗。他们落户的地点，如今已被大水淹没，一片碧波浩渺中无处可寻。当机动木船突突突犁开碧浪，我没有参与本地船客们的说笑，只是默默地观察和测量着水面。我知道，就在此刻，就在脚下，在船下暗无天日的水深之处，有我熟悉的石阶和墙垣正在飘移，有我熟悉的灶台和门槛已经残腐，正在被鱼虾探访。某一块石板上可能还留有我当年的刻痕：一个不成形的棋盘。 米狗子，骨架子，虱婆子，小猪，高丽……这些读者所陌生的绰号不用我记忆就能脱口而出。他们是我知青时代的朋友，是深深水底的一只只故事，足以让我思绪暗涌。三十年前飞鸟各投林，弹指之间已不觉老之将至——他们此刻的睡梦里是否正有一线突突突的声音飘过？ 一切恍如旧梦，但对知青生活如此清晰的记忆却提醒了我们，“山水”在韩少功的面前，绝对不是一幅“审美无功利”的水墨画，而是缠绕着种种历史的欢欣和痛苦。对于韩少功他们这一代人来说，“山水/山川”一直承担着独特的历史功能，在他们人生的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的效用。韩少功生于1953年，十六岁时候（1969年）离家插队，那可能是他第一次如此亲切地与“山川”面对： 那是连钢铁都在迅速消溶的一段岁月，但皮肉比钢铁更经久耐用。钯头挖伤的，锄头扎伤的，茅草割伤的，石片划伤的，毒虫咬伤的……每个人的腿上都有各种血痂，老伤叠上新伤。但衣着褴褛的青年早已习惯。朝伤口吐一口唾沫，或者抹一把泥土，就算是止血处理。我们甚至不会在意伤口，因为流血已经不能造成痛感，麻木粗糙的肌肤早就在神经反应之外。 任何一个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可能对这段描写都心有戚戚，“山水”在“改天换地”的“宏大叙述”中变成结结实实的体能和精神折磨。在“革命青年”改造“山水”的同时，“山水”也毫不容情地“改造”了他们。这种历史的辩证法通过韩少功对劳动的态度体现了出来，昔日让人痛不欲生的体力劳动在40年后的今天已经成为了一种“资本”：“坦白地说：我怀念劳动。坦白地说：我看不起不劳动的人，那些在工地上刚干上三分钟就鼻斜嘴歪屎尿横流的小白脸。”韩少功毫不费力地把这种对劳动的迷恋与海德格尔对“现代化”的批评嫁接在一起，并一再声明他对于城市生活的厌倦，但让我们怀疑的是，这究竟是一种缺乏想象力的怀旧还是对“现代化”真切的批判？ 提出这样一个疑问来自于这样一种文学史的事实，那就是，在1980年代，当“改革”和“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尉为潮流的时候，正是“山水”承担着另外一种功能，即，重建对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认同。我们或许还记得张承志在《北方的河》中对“山水”的拥抱和呼唤： 陕北高原被截断了，整个高原正把自己勇敢地投入前方雄伟的巨谷，他眼睁睁地看着高原边缘上一道道沟壑都伸直了，笔直地跌向那迷朦的巨大峡谷，千千万万黄土的山峁还从背后像浪头般滚滚而来。他激动地喃喃着，“嘿，黄河，黄河。” 他沿着黄河踱着，大步踏着咯响的卵石。河水隆隆响着，又浓又稠，闪烁而颠动，像是流动着沉重的金属。这么宽阔的大峡都被震得摇动啦，他惊奇地想着，也许有一天两岸的大山都会震得坍塌下来。真是北方第一大河啊。远处有一株带有枝叶的树干被河水卷着一沉一浮，他盯准那落叶奔跑起来，想追上河水的速度。他痛快地大声叫嚷着，是感到自己已经完全融化在这暄腾声里，融化在河面上生起的、掠过大河长峡的凉风中了。 她看见了一幅动人的画面：一条落满红霞的喧嚣大河正汹涌着棱角鲜明的大浪。在构图的中央，一个半裸着的宽肩膀男人正张开双臂朝着莽莽的巨川奔去。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张承志这种对“山水”的极其夸张的热情表达是利用“一种地域观念、‘血统’关系、一种文化关系来重构一个中国的概念。民族国家想象开始依托于一种文化地理学式的现代化理论，以新的面目被建构起来。”（张凡珊语）最重要的是，这种“民族国家”的认同是建立在对“现代化”美好前景的想象中来完成的，“山水”在此如同张承志笔下的那个热血青年，在经过“文革”的毁灭后再一次走在“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 这一对比或许能让我们理解韩少功们的痛苦，无论是对东方文化的寻根，还是对黄河文化的拥抱，“现代化”始终是一个梦绕魂牵的乌托邦。但是，当“现代化”突然以一种“暴虐”的方式展开的时候，他们如何安顿自己的理想和灵魂？毫无疑问，韩少功对此有痛苦的幻灭，当他在1988年毅然南下海南，创办类似于“人民公社”的《海南纪实》杂志社，身体力行于“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中时，他或许没有料想到，仅仅不过十多年时间，他就要打道回府，重归“山水”。 只是山水也不过是历史的造物，历经“上山下乡”的改造，市场改革的“掳夺”，这山水之中的文化之根还残存有多少？这眼前的景观到底是知青的“桃源旧梦”还是经过“现代化”冲击后的残山剩水？韩少功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就算是怀旧，在市场化的语境中，也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而昔日借助乌托邦的宏大叙述建构起来的山川人民也已经在历史的流变中杂糅相成，构成一幅让人啼笑皆非的“后现代奇观”，请看《意见领袖》中绪非爹的言论： 绪非爹后来得知此事，听说来访的都是作家，也觉得十分可惜，失去了一个与作家深入讨论台湾问题的机会。“中国就是一个人，一个男人呵。”他愤愤地痛陈国是：“台湾就是中国胯里的一粒弹子。这粒弹子如今捏在美国手里呵。他不时捏你一下，不时又捏你一下，痛得你没办法。你看恼不恼火？原来还有一粒弹子捏在英国手里，两边夹着你捏。英国那个婆娘居然还想得出，上一回还要出钱来买弹子。” 大概是对退休生活不大满意，绪非爹火气更大，越来越像个愤青，开口就骂乡政府：“一年吃了一二十万，哪来那么多死尸要招待？说是招商引资！钱呢，引来的钱呢？钱毛也没有一根！还不如拿去喂猪，一二十万买饲料，总要喂出几百斤肉吧？” 骂完官员又骂日本右翼势力：“参拜，参拜，参他娘的尸！真要搞得中国人火了，好，什么事也不做了，一人出十块钱，做两个原子弹。老子把火柴一划，嘭嗵！” “你是放原子弹还是放鞭炮？”我没听明白。 “当然是原子弹！” 或许这才是更原生态的山水人情，它没有张承志的山水激情澎湃，没有路遥的山水那么默默深情，也已经在现代的观照中失去了《爸爸爸》中的诡秘神奇，但是，这是真实的。这是一部与历史不屈不挠进行对话的山水。它与那些隐秘的自然风物一起，构成了我们真正赖以生存的山河大地。 （杨庆祥，1980年生，文学博士、诗人、青年批评家，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其专栏“文艺时评”将对中国现代以来（包括当下）重要的文学经典、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进行“解读”或者“再解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