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茱 萸，1987年生，诗人、随笔与专栏作家，法学学士。现于同济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其专栏"深宵人语"将以谈论明清诗文及文人间交往为主，鉴帝国晚期文人诸端心态于青萍之末。 清人永新龙筠圃先生撰《明会要》，该书"卷十一"中记载了明帝国肇造之初洪武朝祭祀历代帝王的一些情况：洪武六年（公元一三七三年）明廷议定在南京修建历代帝王庙，春秋致祭，入祀者为三皇五帝、三王及唐宗宋祖等大一统王朝创业之君，元世祖忽必烈亦赫然在列，更有元臣穆呼哩等数人从祀，而到嘉靖朝，忽必烈君臣却被"请"出了历代帝王庙。 嘉靖这种"驱逐"忽必烈君臣的行为似乎颇有民族骨气，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场误会。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明继承的是元的政治衣钵、地理版图和帝国意识，也许这种继承是局部的，但它的正统性追寻只能上溯到元，而非跳过这个汉文化圈里的异族政权去直承南宋：这应该就是为什么在反对蒙元这个异族王朝的基础上建立的明帝国却不拒绝祭祀"大元"的开创者忽必烈的原因。明朝的君主们通过"祭祀"这样的"政府行为"标榜着自家打下的天下和历代王朝一脉相承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个谱系里才有所谓"中国"--这不是指古老的"中原"或与"蛮夷"对举的"华夏"，这个"中国"里没有华夷之分，它使"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式的异族归化变成了整个帝国传统的一部分。正是这种内在的"一脉相承"性，才使新的统治者对前异族王朝的开创人也即他们间接的政治对手葆有相当的、别有用心的宽容和敬意。 但是，对于曾在这两个帝国的间隙中存活过的政权而言，它们就远没那么"幸运"，和朱元璋同为元末义军势力之一的张士诚便是一例。在争夺帝国统治权的战争中，张士诚永远丧失了执掌天下的机会，他在吴地的宫殿也成陈迹。然而，正是这陈迹牵扯出另一番事来。 高启号青丘子，被认为是明三百年诗人之冠，但这堂堂诗坛巨擘在大众方面的知名度却低得可怜，甚至远不如唐宋两代大部分第三梯队的诗人们那样广为人知--当然，唐宋两代诗歌之盛远非明代可比--，这固然跟彼时诗道寥落有关，但作为一个"未完成"的诗人，高启的艺术生命意外中断于他物理生命的非正常死亡：腰斩，这种专制时代的极刑以分裂肢体的方式结束了一种走向更圆融通透和不朽的可能。 《明史·文苑传》上只用两百余字便概括了高启一生本末，其间行藏出处，恩宠荣辱，交往友朋，死生大事，一一提及，唯独其诗之事业，仅用"博学工诗"四字一笔带过。但高启一生际遇，却实与诗文相通颇切，他有不少诗对朝政得失有所讥讽，朱元璋虽爱其诗才，但独裁者的本性却容不了这种言论上的"干预"，《明史》上虽说"帝嗛之未发"，实则祸端已启。及至他归乡开始授书生涯，却不能老于平淡，而后在和他交好的知府魏观帮助下迁居苏州城中，并被这位知府"旦夕延见"。正是明廷议定修建历代帝王庙的那年，魏观把苏州府衙改建在了张士诚在吴地的旧日宫殿遗址之上，高启为此写了一篇《郡治上梁文》以作乔迁恭贺。将自己的府衙修建在帝国权柄争夺战的失败者宫殿陈迹上，确实是缺乏一点所谓的"政治敏感性"了，魏观便因为这样的把柄被人抓住并以以"兴灭王之基"的罪名告发，由是触怒朱元璋，被处以极刑，而高启也因为这篇《上梁文》中写到了"龙盘虎踞"这样的字眼而刺激到朱元璋的某根敏感神经，被处以"腰斩"这样的酷刑。 按照独裁者朱元璋逻辑，昔日的政治对手张士诚的阴魂似乎仍盘踞在姑苏古城的上空，他必须警惕任何借尸还魂的可能，魏观们和高启们只要沾上哪怕一丁点跟这种可能相关联的东西，都和张士诚这个帝国破坏者（尽管他曾试图破坏的仅仅是朱氏入主帝国的可能性）有了某种共谋，如果说因为某种阴差阳错而历史改写，张士诚取得了入历代帝王庙的资格又不是朱元璋直接的政治对手的话，魏观们和高启们都可能是"从祀"者潜在的候选对象。当然，若按照这种神经质的逻辑运行，历史将会变得更加诡秘而虚无。 实际上光《上梁文》中的那几句所谓的"犯忌语"也算不得多严重，朱元璋这类人的心虽敏感，却并不脆弱，跟一个死去的对手稍有关联的一点东西对他来说还不至于引起内心风暴。高启之所以被腰斩，很可能是这次事件和此前的讽喻诗所导致的叠加效果。钱谦益后来在《列朝诗集注》中曾据吴中野史的记载详考出真正触怒朱元璋的那首诗是《宫女图》，他认为其中"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等句描写的情境是影射朱元璋破陈友谅后纳陈之姬妾于别室、而李善长子弟窥觇事。按照往例，臣子风闻到君主不那么光彩的风流事，且牵涉到另外的大臣，这本来就是危险的事情，早该捂着，结果没捂着，还作诗影射，这就难怪不为朱元璋所容而要千方百计置之死地了。当然，这首诗是真有心影射还是文人的风流习性导致的巧合，独裁者们历来拥有"过度阐释"的权力。 说到风流，高启倒有七律《梅花九首》，为青丘子诗中丰姿俊逸风流旖旎之篇。但这九首诗中，间有作哀语凄绝语者如"琼姿只合在瑶台"、"愁在三更挂月村"、"尘埃无路可能通"、"断魂只有月明知"等句，在后人看来则不单咏梅花，而近似自伤身世之作。其中更婉转而道："翠羽惊飞别树头，冷香狼籍倩谁收？"一阅惊心，想起他被腰斩为数截、弃尸街头的悲惨遭遇，几乎让我疑此为诗谶了。 《明史》上似未详载高启在明朝建立之前尤其是张士诚据吴时的经历，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高青丘集》前言中，沈北宗先生提到他跟张士诚政权是有不少瓜葛的：高启曾应邀出任过张氏政权淮南行省参政的幕僚，当时和他并称"吴中四杰"的杨基等人亦同时应征，及至新政权建立，他们亦应延揽而出仕新朝，不过，此"四杰"均未获善终。可见除了《上梁文》和《宫女图》事件外，曾有过出仕张氏政权的记录才是猜忌心极强的朱元璋所真正不能容忍的，有了接二连三的事端为藉口，他终于爆发。 高启《槎轩集》上载有本传，称其"尤好权略"，可见他也不是真甘于寂寞之人；新朝甫建，征召高启入朝参与编修《元史》，他似乎也是很欣喜得此赏识的。集中有《奉天殿进元史》等诗，其间"诏预编摩辱主知，布衣亦得拜龙墀"这样"深感荣幸"的句子也不少，可见他功名心利欲心尚未脱尽，等到后来想抽身，却由不得自己做主了。他实际上既没有对张氏政权有何明显倾向，对新朝亦没有抵触，甚至是大唱过颂歌的（"我今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但这些到后来都变得无关紧要。 修元代史的高启惨死于明帝国的开端，他是看不到后来明代史中出现的一幕幕的光怪陆离了，包括朱棣为掩盖"靖难"真相而三修《太祖实录》的事情。正因为这些，才使明帝国的黄昏时分出现的史学家张岱哀叹"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早在这个诬妄世界的开端，便已有人陷入历史的空茫了。 2009-06-15于沪上同济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