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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15日，民国八年，52岁的蔡元培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90年后，在蔡元培的自由已近百岁之时，翻开一个个关于“五四”的词条，我们得到的答案却是同一个苍白的诠释。“五四”去了哪里早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早已把它当做一种修辞并习惯于对它漠不关心。 一、迷途“五四”失去了被言说的价值。 不破不立的绝望，革命与呐喊的狂飙语境，当民族性遭遇浩劫时集体无意识所迸发的迷狂，“五四”成了几个凌乱的标签。在这之中，民族性像宗教一样被想象成宏大意义构架下的象征主体，被不断追思。追思如林间的晨曦穿过树冠稠密的枝叶般，投射在这一代人精神的土地上，斑斑点点，恍恍惚惚。追思成为了工具理性的角斗场，崇高变成了符号、指示牌和虚无缥缈的价值取向。当我们对着“五四”这个苍白的意义语体追问的时候，没有得到任何答案。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便被告知那是伟岸和沸腾的年代，那是火与牺牲的代言，那是红色的血和血色的红，那是洪水，是暴烈着的希望和痛苦着的新生。我们不断地言说它，它不断地在言说中闪烁。每当一个声音响起，似乎我们又能真正把握它，追随它，然而寂静永是这一切的归宿。我们无法体味的真相是：每次言说都是一次灾难。在对意义反复构造的试验中，我们早就厌倦了对真实的它的追思。它变得干瘪，它变得优柔寡断。没有谁会想热切地知悉它，如认识一位妩媚的情人。 我们的崇高被人算计了。几十年的教化和字里行间的旧叹新咏构架了一个巨大的迷局。“五四”究竟在何方？它不断地被反思，却更快地消亡。“五四”被框定，被囚禁，“五四”早已孤立无援，无力反抗。终于，过度的呵护颠覆了我们的信仰。它仿佛迷雾外的光，以无限的触手触摸我们，而我们确因它而陷入迷途。“五四”老了。 二、追思然而，无法忽视的是，当“五四”被拉入我们的视野，我们便无法逃脱对它的追思。一当被思索，它便在我们的脑海里重燃，在此时此刻的我的笔端和你的眼眸之间。笔到这里的时候，“五四”已经回到了当下。“五四”，是一个事件还是一种信仰？“五四”是一个需要重审的事件。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学学生获悉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随即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呼喊着“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宁肯玉碎，勿为瓦全”，游行队伍痛打了章宗祥，并火烧了曹汝霖宅邸。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抗议运动。然而，随着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的支持，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亦没有在和约上签字。当我们一再强调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慷慨激昂时，不可忽略的是，资本家的同仇敌忾和北洋政府的容忍态度及最终对民意的顺应都在昭示一个答案：“五四”不是一次民间力量与政府的博弈，而是一次中国人对于民族生存问题的集体抗争。“五四”同样是一种需要反思的信仰。然而当我们不得不用理性来解答信仰的时候，便已与它失之交臂。阐释的确定性不断破坏着“五四”的昏蒙与复杂，意识形态则从根本上架空了将“五四”真相还原的可能。孔孟老庄，诗词歌赋，“五四”似乎砸烂了古的一切。从言语到文化，转化突如其来。当现代性不可抗拒地楔入了这片土地上的灵魂，似乎古的一切都无从保存。然而“五四”的破坏不是因为恨，这破坏是最深沉的爱。没有爱，便没有破坏，反抗绝望更无从谈起。1919年6月15日，民国八年，52岁的蔡元培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90年后，在蔡元培的自由已近百岁之时，翻开一个个关于“五四”的词条，我们得到的答案却是同一个苍白的诠释。“五四”去了哪里早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早已把它当做一种修辞并习惯于对它漠不关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