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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有俗语：秀才识字识半边。因为在汉字当中，形声字占到九成以上。但是，“半边”找不对，也会闹笑话。于是乎，这句俗语又成了讽刺不学无术者的贬义词。 汉字的演变，以秦朝为界，分为古文字与今文字两个阶段。古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今文字包括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有人将隶书作为古文字与今文字的一种过渡形体。 中国的历史悠久漫长，疆域辽阔广大，这便使语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变动——即战争，动乱，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口大规模迁徙。 中国自古以来有这样一句俗语：“秀才识字识半边。”在汉字当中，形声字占了绝大多数，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了90%以上，给识字者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清代著名语言学家段玉裁即说过：“同谐声者，必同部也。”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以同一个字为“声符”的一组形声字，例如何、河、柯、苛……它们的读音相同或相近。 然而，在数量浩大的形声字当中，却又每每会出现“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破绽百出”的“绽”、“草菅人命”的“菅”等等，如果只是读“半边”必然会贻笑大方。于是乎，“秀才识字识半边”也就成为了一个笑柄，成了一个讽刺不学无术者的贬义词。 名人、大家为何也读错字 秀才识字，读半边闹笑话，缘于“半边”没有找对，这属于文字学方面的问题。在古代，人们往往将文字、音韵、训诂合称为“小学”——基础学科也。这门学问非常深奥，非一般人所能掌握，因此“小学家”们每每都非常自负。据说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就是一身傲气。一次，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去拜望他，与他谈到了《说文解字》，不曾想，黄先生竟然置之不理，还扔出了这样一句话：“你还是去弄你的经济学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说文解字》，为东汉许慎所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字学的真正诞生。它对“六书”，即汉字的六种构造方式，不仅下了定义，而且还进行了解释，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中前四种属于造字方法，后两种属于用字方法。 象形字，是一种形象化的符号，比如日、月、人、牛等等，取的是事物的轮廓或是最有特征的部分。指事字，则是用抽象的符号来表示意义，比如一、二、上、下等等；又或是用这种抽象的符号标示出所要说明的事物的特点所在，比如本、末等等。会意字和形声字则不同了，它们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组成——会意，是把它们合起来，表示出一个新的意义，比如杲、杳等等；形声，则是用其中的一部分表示它们的意义范畴，用另一部分表示它们的读音，比如河、柏、炉等等。 由此可见，在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这四种造字方法当中，前三种均不能表“音”，唯有形声字具有了这方面的功能。为此专家学者们认为，形声字的产生是汉字造字法中一个根本性的变革，甚至有人断定：这是汉字之所以没能像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走上拼音化道路的重要原因。 既然形声字可以表音，为什么又有人会将它读错呢？只因表音的部分没有找对。具体来说，又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错将会意字当成了形声字。 通过刚才的分析，我们知道了：在“六书”当中，象形和指事属于“独体”（即不可再分化为字了），会意和形声属于“合体”（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构成）。为此，对于“独体”，不存在“识字识半边”的问题；而对于“合体”，则出现了究竟哪个“半边”属于表音的问题。 据说北宋名相王安石也曾闹过笑话，他将“波”解释为水之皮，将“滑”解释为水之骨。苏轼嘲笑他说：“如此说来，‘鸠’就是九只鸟了。”——王安石犯的错误，是将形声字当成了会意字；我们今天则更容易将会意字当成了形声字。比如：昶(chǎng白天时间长)、岚(lán山里的雾气)、昊(hào广大无边)、蛊（gǔ蛊惑，将众多毒虫子放入器皿当中，令其互相吞食，不死者曰蛊）等等，若将它们的“半边”当成了声符，就必谬无疑了。然而犯这样错误的人却不在少数。 第二，找错了声符。 在大多数的形声字里，结构上是存在着一定规律的，比如：左形右声、右形左声、上形下声、下形上声、外形内声、内形外声。 至于为何会找错了声符，原因有二：其一，弄反了。比如“问”，声符偏偏不是“口”，而是“门”；“笃定”的“笃”，声符为“竹”，而非“马”；“虒亭”（山西地名）的“虒”（sī），声符偏偏不是“虎”，而是上面的那个部分。其二，有一部分字的声符与形符并非“平分天下”，而是偏居于一个角落，比如，有声符偏于一隅的，例如“施”。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明代著名文士方孝孺，因为坚决不给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诛灭十族。其侥幸活下来的后代被迫改姓“施”——其义即“方人也”。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会意字，它的形符读yǎn,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是旗帜的形状，因此以它为部首的字多与旗帜有关，例如“旌”、“旗”等等，因此它们的声符没有占据“半边天下”，仅仅是右下方的“也”、“生”、“其”等等。 第三，声符字本身的写法发生了变异。 主要有两种表现：其一，它被省略了一部分形体，或是被简化了，致使今天的人们无法将其认出——比如“京畿（jī）”之“畿”，声符字本为“幾”（几），加进形符之后，竟省略了其左下的部分而不成其为字了；“麇集”之“麇(qún)”，声符字本为“囷(qūn,古代的一种粮仓)”，简化之后竟变成了“禾”……这些字如果还坚持读“半边”的话，同样是必谬无疑。 其二，它的形体（亦即写法）发生了讹变，同样使今天的人们无法相认——例如：“贼”，读左半读右半都不对，而是从戈则声，“责”，上、下都不是声部，而是从贝朿声（cì刺的本字）。 [NextPage]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汉字的形体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发生了变化。一般来说，以秦朝为界，分为古文字与今文字两个阶段。前者，包括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及秦统一天下前的大篆（又称籀文）和统一天下后“书同文”的小篆；后者，包括秦汉时期出现的隶书，和魏晋之后出现的楷书、草书、行书等等。有人将隶书作为古文字与今文字的一种过渡形体。“隶”即“皂隶”，政府基层工作人员。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政务极其繁忙，《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为此，负责书写工作的皂隶们的任务也繁重不堪，然而该时的小篆笔划太繁，书写极为不便，于是他们便将原有的结构化繁为简，从而渐渐发明了隶书。然而这样一来，字型是简单多了，但是它们却打破了文字原有的结构，有些字也从此很难再找到它们的“娘家”了。 第四，声符被人为地变成了“多音字”。 汉字于造字之初，均当是一字一音的，绝对不可能出现一字多音的现象。但是解放后，人们在对汉字形体进行简化的时候，却渐渐忽略了“六书”的要求，人为地产生出了一批形同、音异、义更不同的所谓“多音字”来。 比如“厂”，本读hǎn，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象形字，意为山崖下的石穴；但“工厰”的“厰”字简化后，却将声符“敞”省去，只留下一个意符“厂”，使得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字合用了一个形体，变成了所谓的“多音字”。 如果它们单独使用，尚且不会造成因“识字识半边”而带来的错误，但是一旦作为声符，便后患无穷了。比如说，“适”与“適”，即属于这种情况——前者的声符是kuò(上边为“氏”，下边为“口”)，后者的声符是“啇”（dí）,但繁体一经简化，硬给“合二而一”了，造成了“冤假错案”——更有甚者，由它俩简化成的“舌”，却又不是“舌头”的“舌”，“舌头”的“舌”是从干、从口；比如 “甜”，即由“舌”和“甘”会意出来的一个字。 战乱、迁移造成读音变异 造成“秀才识字识半边”错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表音的部分没有读准。这属于音韵学方面的问题。 中国的历史悠久漫长，疆域辽阔广大，这便使语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然而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变动——即战争，动乱，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口的大规模迁徙。 举例而言，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统一政权时的京都往往都在北方，它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语音也被视为“正声”，即标准音（正如我们今天的普通话要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一样）。但当我们北部边境的游牧民族纷纷南下，而朝廷又无力抵抗时，中原地区的人民便只有随着中央政府大规模南迁了；与此同时，他们亦将中原一带的语音带到了新的地区，并且从此保留了下来，而且离开中原越早、越远，保留的古音也就越多、越纯（例如吴语、粤语、湘语、鄂语等等）。而此时的中原大地，则由于更换了主人，在语音上也同样呈现出了新的变化。 南京方言的“前世今生” 有人考证，江西和广东的客家人，即西晋末年“五胡内迁”时从中原地区南徙的移民；而粤语区的汉族人进入广东的时间更早，是在秦始皇略定扬越，发卒五十万戍守五岭之时；至于南京的方言，为什么在当年同属吴语地区（南京在历史上属于春秋时代的吴国），而今天却变成了“江北话”？这与东晋时期山东琅琊郡的王氏大族大规模迁移有莫大关联。 南京大学的鲍明炜教授专门研究南京方言的历史演变，他认为影响最大的事件有这样几次—— 第一次，东晋政权于南方的建立。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了东晋政权（317年）之后，北方的世家大族便大举南迁，构成了东晋统治集团的基础。为了安置这些南来的人，东晋政权设置了许多的侨州、侨郡、侨县。建康是京城，也是南渡客户最集中的地方，先后设立的侨郡和侨县就达到20多个。据不完全统计，渡江南来的汉族人口约在百万以上，某些郡县甚至超过了当地原来的人口。这一情况，不仅大大改变了建康的传统风俗习惯，而且令其语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吴语开始向北方话转变。 第二次，隋朝建立后的巨大破坏。自东晋到南朝近三百年间，以洛阳话为代表的北方话在建康逐步取得了“官话”的地位。然而，等到南朝的最后一个偏安小朝廷——陈，被隋兵破灭之后，隋文帝下令：“建康城邑，平荡耕垦。”其目的是为了将南朝的基业彻底铲除。建康经过这一次的巨大破坏，人口的变动是非常大的。后来到了唐代，政府又将建康的居民大批迁往扬州，于是人口比例上再次发生了变动。 第三次，南唐小朝廷的灭亡。南唐建都金陵（937—975年），经济文化重新繁荣。然而这又是一个短命的小朝廷，等到宋兵南下，“金陵受围经岁，城中斗米者相救籍，……百姓疫死，士卒乏食。”金陵人口又经历了一次大聚散，此时由于大批的北方人参与其间，因此便推动着金陵话继续向北方话转变。 第四次，南宋年间的迁徙与破坏。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破了江宁，建康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遗留下来的居民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由于大批的北方人入住，致使北方话再一次地侵蚀了当地的语音。 第五次，明朝初年的变动。明初之时朱元璋建都南京，南京人口增加到了47万余人（元初仅9.5万人），但由于明太祖朱元璋“虑反侧”，从而对当地居民进行大规模的调遣，变动非常大。一方面是向云南、青海等边疆地带迁移（昆明的一些方言至今还与南京话有着某些共同之处），另一方面，大批的由其他地区迁入，他们主要来自浙江、安徽、江西、湖广、福建、四川等省，他们的语言非常复杂，从而使得南京的方言也更加复杂起来。 第六次，太平天国的失败和天京的破灭。洪秀全建都天京，最初城内的居民将近90万，后来经过了两次攻守大战，以及最终清兵入城，大火延烧七天之久，人口又经历了一次大聚散。据史料记载，此番变动之后，安徽、江西二省之人占到了十分之七（其中尤以皖人为多），至今许多南京市民尚知其祖先是从安徽迁来的。另外还有不少苏北人，以及从北方迁来的满人贵族。 第七次，抗日战争时期南京的沦陷。日寇在南京屠杀了30万人，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抗战胜利之后，虽然很快又恢复到了原来的100多万人口，但补充进来的则多为苏北和皖北之人。 有这样一个故事，可以充分说明语音变化所留下的痕迹：据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来到了苏州附近的一个小站浒墅关。“浒”字于江南一直读hǔ（如《水浒》），而乾隆却读成了xǔ,他是皇帝，没人敢说他读错了，于是这一读音便留了下来。其实，他并没有读错，因为此时北方已经出现了腭化音j,q,x,而南方却仍然保留着古音g,k,h。今天，在《新华字典》上，这个字便同时注有了两个读音，不过读xǔ时，只出现在地名浒墅关一词上。 还有一个故事：在冯小刚导演的贺岁片《手机》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葛优扮演的那个角色操着一口河南方言，他怕别人嫌他土，竟夸耀道：“如果倒退到当年大宋时期，我说的可是地地道道的代表着京城的普通话。”其实他说错了，北宋时的“普通话”早已随着南宋人民的迁移跑到南方来了，如今的河南话也早已不是当年的“正声”了。 （新华日报 本报记者 葛灵丹 根据陈虹教授在南京图书馆的讲座编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