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上8点半，记者如约来到王宁教授的住处。在十几年的采访经验里，这是第一次这么早去采访对象的家中。王教授解释说，采访时间是一个小时，早点儿开始，上午的时间就不至于支离破碎，“我还要看书”。 王宁师从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陆宗达先生，是“汉字构形学”与“书写汉字学”的首创者，在汉字标准化、规范化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国务院2013年6月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就是她领衔研制的。年近80的她在日常教学科研之余，特别关注着汉字和汉字文化的命运。王宁说自己对汉字和汉字文化感情很深，看不得歪曲、亵渎汉字的现象。这既是专业使然，也与她的一段特殊的经历有关。 王宁在西部高原的青海工作过28年。上世纪60年代中期，王宁曾到青海农牧区开展扫盲工作。老百姓对文化的渴求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要你认字，老百姓就觉得你是好人，就愿意把孩子交给你教。”王宁说，她一辈子也忘不了，识字班的老人蹲在村口等邮递员送报纸来，为了加快阅读速度，几位老乡把报纸一撕两半，分头看。“中国老百姓对文化对知识真是非常渴求，这种渴求非常宝贵。我们作为专门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汉字和汉字文化能够绵延不绝，生命就在民间。”王宁说。 记者：现在像汉字听写大赛和中华成语大赛这样跟汉字有关的电视娱乐节目收视率都很高。您认为这种娱乐节目火爆起来，背后有哪些原因？对传承汉字文化有何利弊？ 王宁：有这样一种看法，好像进入计算机时代以后，大家都不写字了。以前大家都写信，现在也不怎么写了。大家都觉得有点提笔忘字，其实现在谁也不提笔，都用电脑打字，也谈不上忘字不忘字，因为根本就不提笔。社会上担心汉字文化会削弱。为了满足这种需要，有一些娱乐节目就走到文化上。这本来是好事，不是坏事。 古话说，“乐盛则流”。一个国家娱乐太旺盛了，人们就会忘记精神追求。特别是如果娱乐节目为收视率考虑，在价值取向上有偏差，就无法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不但不会增加社会的文化深度、厚度，反而会带来“狗马声色”的奢华作风。电视等媒体的传播工具运用高科技，相当气盛，很是强势，跳跳唱唱的娱乐节目太占上风，并非老百姓所愿。中国是个有五千年古文明的国家，对汉字、对诗词、对楹联这样一些传统文化形式感兴趣的人很多。汉字听写大赛一开始受欢迎，反映了大众的文化渴求，这种渴求是很可贵的。 记者：但现在大家也批评汉字听写大赛越来越难，字越来越偏。 王宁：的确如此。这些节目因为有商业化的倾向，它要收视率、要比赛，就不再考虑节目的教育功能。要知道这个节目用的是初中的孩子，他们在学校有学习任务，考的字越来越难，不要说孩子了，就是我们这些专业人员不查都不一定答得出来。这就必然让少数参赛的学生去背字典，成为“比赛明星”，而多数的学生更加认为“汉字太难”“不可企及”。这样做不但冲击了我们正常的语文课，还带来教育环境的不安宁，对我们的基础教育并非助力。 有的成语比赛，不是去讲这个成语的意义和用法，而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启发对手，成语里有一个“九”，他用“十减一”去启发，有一个“牛”字，他用“带犄角的”的去启发，把一个精炼、精彩、涵义深刻的成语搞得支离破碎，还有什么传播文化的意义？更有甚者，现在的广告乱改成语成风。有时候用成语改字，的确是一种修辞手段，起到幽默的作用，但是如此大规模地随便改，成为一种时潮，传递的是一种戏谑文化的信息，把民族语言不当回事，随便开玩笑。小孩现在都糊涂了，不知道怎么说才是对的。 继承传统文化不是去复古。现在有很多形式主义的复古现象，比如穿上汉服去领毕业文凭，造各种假仪式祭孔、祭炎帝、黄帝，让孩子穿着秀才服背《弟子规》……中国传统文化有那么多好思想可以去学去教，搞这些假仪式有什么意思？中国人都很尊崇仓颉，但有一次一个节目要在我的讲座里出仓颉庙的视频，我坚决反对。仓颉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已经成为创造汉字的文化符号，人们崇敬仓颉其实是崇敬汉字，我实在害怕这个节目播出后，大家都去烧香拜仓颉庙，那实非我之初衷！ 记者：现在很多家长在孩子念小学前就要求孩子认识多少个字，社会上各种学前识字班也很多，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王宁：我们必须明白一点，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所以，对语言来说，文字是第二性的符号系统。当孩子还没有掌握一个词语时，教给他那个字，是没有用处的。学龄前儿童首先要身心健康，发展语言能力，语言能力强，思维能力就强，吸收能力强，孩子就聪明，看什么都新鲜，都好奇。上了小学，他学习会非常敏锐。那么小的孩子你教他学2500字，大部分没有用，比如我们教孩子写“惆怅”两个字，他根本不可能懂，就算会写了又怎样呢？“乙”字写起来很简单，只有一笔，六岁的孩子有用吗？一面学一面忘，不是浪费他的精神吗？有的家长和学校缺乏正确的教育理念，听信不科学、不切实际的宣传，不但没有教育好孩子，反而是在增加孩子负担，让他们不快乐，甚至摧残孩子。 记者：今年两会期间冯小刚等名人提出要恢复繁体字，汉字的繁简之争再次引起关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宁：汉字关于繁简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是有历史原因的。20世纪初提出汉字简化，根本原因还是为了普及文化，普及教育。民国初，我国的文盲率高达80%，在推行了白话文之后，汉字简化对普及教育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是不能否认的。我国到五六十年代就已经扫除了文盲，简化字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简化字记录现代汉语是没有问题的，记录浅显文言也完全能够胜任。但是要解决古籍整理这样的问题，的确不很适应。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接受国家语委委托，研制古籍印刷通用字字形的规范。例如，简化字不仅仅简化了笔画，还采用同音借用的方法合并了一些字的字用，有的合并到了文言里就不一定合理。徵税的“徵”和征伐的“征”字用合并，到了文言文里就分不清是纳税还是打仗。字用合并过多，有的字就负担过重，区别起来有困难。比如“干”，干警、干净、干活、树干、薯干……都用一个“干”字，难以分辨清楚。在研制《通用规范汉字表》的过程中，我们曾考虑恢复几个繁体字，让一对多的简繁字减少一些，但权衡利弊，最终还是没有恢复。一则汉字是一个系统，简繁对应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还是等研究更深入后全面考虑；二则在记录现代汉语时简化字还是胜任的，保持稳定是大家之所愿。 记者：您觉得全面恢复繁体字有可能吗？ 王宁：这个问题我们曾专门论证过，这里只能简单回答。我前面说过，简化字针对现代汉语没有问题，用于古籍整理和印刷是不太适应的。有些人希望恢复繁体字，特别是文史专业的人员，是在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出于一种希望沟通古今的心情，可以理解，这种情怀也无可非议。但是，简化字推行了60多年，已经深入到文化教育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语言生活中一种习惯，一旦恢复繁体字，文化教育付出的代价太大；何况也没有必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已经明确，手写、书法和古籍印刷等都可以使用繁体字、异体字，在不同文化层次和不同使用领域分别处理，完全是行得通的。再说，汉字的国际编码扩充E已经达到8万字左右，国际上是认可我们的简化字的，联合国常用的6种语言包括汉语，汉字就是采用的简化字体系。 考虑汉字繁简问题要从国家大局出发，不能从个人喜好出发。其实，简繁字的差异并不大，都是渊源相同的汉字，现代人认识繁体字并不困难，很多年轻人看港台电视剧，下面都是繁体字幕，他们阅读多了也就认识了。 记者：字母词的泛滥也是近年来很受关注的问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专门出台一个规定，禁止在大众传媒上出现像NBA、GDP这些字母词，必须换成汉语的说法。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王宁：字母词的确不能泛滥，特别是有些人不好好说汉语，说话掺着英语赶时髦，过去对这种故意汉英参半的话语叫“洋泾浜”，是带着讽刺意味的。现在也有些人开玩笑说，中国工商银行的英语简写是ICBC，意思是“爱存不存”，肯德基KFC是“开封菜”……汉语就适合用汉字表达，汉语对字母本身有排异现象，这也很正常。 但是也应当看到，在科技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字母词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好多国外的新东西要进入国内，速度太快，还来不及给它起个中文名字，就只好用字母词来过渡。词语的意义带有经验性、民族性，名源常常跟着物源进入某些公开领域。要创建一个借词的本土名称，需要一个过程。专业领域用字母词已经不可避免，进入普及领域有些也习以为常。比如“X光”“U盘”……约定俗成后，换一个说法反而不懂了。为了满足交际的需要，不能够绝对地说不能用。比如说，PM2.5在国内流行起来后，科技名词委想给它规范一个用汉语表示的名称。PM2.5的意思是空气中飘浮的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细微颗粒，叫“尘”不适合，叫“灰”也不合适，叫“粉尘”也不合适。PM2.5是造成霾的原因，也不能管它叫“霾”。要准确地说就只能说它是“空气中飘浮的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细微颗粒”。太长了，记不住，连识字不多的老人也还是说PM2.5。所以，一方面要防止字母词泛滥，用字母词首先要解释清楚它的意义，并且尽快运用民间智慧创建汉语词，保持汉语书面语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允许必要的过渡现象存在，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本报记者 张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