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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司马迁最早为孟子、荀子立传，这就是《史记》卷74的《孟子荀卿列传》。这篇传记不足两千字，谈的不止是孟、荀两人，而是还耐人寻味地涉及到了15位先秦诸子，亦即稷下三邹（邹忌、邹衍、邹奭）、淳于髡、慎到、田骈、接子、环渊、公孙龙、剧子、李悝、尸子、长庐、吁子、墨翟。它花在邹衍、淳于髡上的笔墨，居然比孟、荀还要多。经电脑统计，在计空格、包括标点符号的情形下，司马迁直接写以上四人的字符数分别是：孟子179、荀子227、淳于髡287、邹衍613。既然如此，太史公为什么不把这篇传记叫做《孟子邹衍淳于髡荀卿列传》，或者径称《邹衍淳于髡列传》，而要称为《孟子荀卿列传》呢？ 《史记》的这一写法，既与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序例》所说的“史家部次条别之法”有关，更与司马迁的价值立场有关。他以孟荀标篇，命意却是为了尊儒。清代学者恽敬的舅舅清如先生曾说：“是以荀卿形孟子，以诸子形孟子、荀卿，故题曰《孟子荀卿列传》。若孟坚、蔚宗，当题《孟二邹淳于髡传》矣。此《史记》所以可贵也。”（《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2“孟子荀卿列传书后”条）在清如先生看来，司马迁是以荀子来陪衬孟子，以诸子来陪衬孟荀，要是班固、范晔就不会这样写，他们会把这篇传记命名为《孟二邹淳于髡传》，因此，《史记》的写法太难能可贵了。 “以诸子形孟荀”，这是同等地对待孟荀；“以荀卿形孟子”，则是抬高孟子、贬低荀子。司马迁究竟如何看孟子、荀子两位思想巨子的历史地位呢？这就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孟子”是个表示敬意的称谓，司马迁是否认为“荀卿”也表示尊称呢？第二，《史记》明里同样尊敬孟荀，暗里是否还是尊孟贬荀呢？第三，“尊孟贬荀”成了人们的价值判断之后，“孟荀齐号”这一事实判断又是否还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呢？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荀卿”是不是尊称？从文献学角度看，司马迁并不知道荀子其名为况，所以《史记》统称荀子为荀卿。司马迁称荀子为荀卿的真实涵义又是什么呢？是因为荀子做过上卿的缘故，还是出于尊称？荀子为卿之说可谓有二：一则齐卿，一则赵卿。对于齐卿一说，清代学者胡元仪的《郇卿别传考异二十二事》仅以祭酒为列大夫之长就断言荀子亦曾为卿于齐，却无相应的史料支援，显然难以置信。出自《战国策·楚四》的荀子为赵卿之说并不成立，也是大多数史家的共识。刘向《孙卿书录》说过：“至赵，与孙膑议兵赵孝成王前。孙膑为变诈之兵，孙卿以王兵难之，不能对也。卒不能用。”不能用于赵孝成王，又何以得为上卿？既然不知荀子其名，又不言荀子为卿之事，司马迁称荀子为荀卿，自然也就不是中性，当可理解为“人文”意义上而非“职官”意义上的尊称。正如唐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所言：“卿者，时人相尊而号为卿也。” 其次看第二个问题：明里同样尊重孟荀，暗里尊孟贬荀吗？太史公在孟子、荀子之间更重视孟子，这是事实。何以如此？得从司马迁对秦政的态度说起。司马迁说过：“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批判秦政，势必追究到韩非、李斯，因为秦始皇之灭六国、定天下，韩非乃其最大的理论家，李斯乃其最大的实践家。苏轼《荀卿论》有云：“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灭其书，大变古先圣王之法，于其师之道，不啻若寇雠。及今观荀卿之书，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司马迁也像苏轼这样把荀子跟韩非、李斯连接起来吗？比照《史记》所有关乎荀子的记述，司马迁倒也没有从字面上流露出因贬斥韩非、李斯进而反弹荀子的任何情绪。尽管如此，在“过秦”的主调下贬谪韩非、李斯，同时又勾勒了从荀子到韩非、李斯的师承，则曲折地凸显了太史公在孟荀关系问题上，明里之内还有暗里，正锋之外还有侧笔。同尊孟荀乃明里之“正锋”，更重孟子乃暗里的“侧笔”，即是司马迁的孟荀观。 最后看第三个问题：“孟荀齐号”与“尊孟贬荀”的历史影响。清代学者梁玉绳指出：“孔、墨同称，始于战国，孟、荀齐号，起自汉儒，虽韩退之亦不免（见《进学解》）。盖上二句指荀卿，即传所谓荀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著数万言者，下二句指孟子，《儒林传》言孟子、荀卿咸遵夫子之业，非孟、荀并列之证欤？夫荀况尝非孟子矣，岂可并吾孟子哉？”（《史记志疑》卷36）“孟、荀齐号，起自汉儒”，实则导源于司马迁的《孟子荀卿列传》以及《儒林列传》。此后，“孟荀齐号”这一对于先秦儒学史截断众流而又涵盖乾坤的“基本语法”逐渐流传开来。《汉书》卷20《古今人表》就认为：孔子属于上上等圣人，孟子、荀子同属上中等仁人。但是，到了宋代以后，它却演变成为两种语法：一种是价值判断层面上的“尊孟贬荀”，另一种是事实判断层面上的“孟荀齐号”。 “尊孟贬荀”的代表性言论很多。比如，《二程遗书》卷19载小程曰：“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朱子语类》卷8亦云：“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四库馆臣提要《荀子二十卷》“尊孟贬荀”云：“况之著书，主于明周、孔之教，崇礼而劝学。其中最为口实者，莫过于《非十二子》及《性恶》两篇。”但凡平心而论，势必远离好恶之词。孟荀的思想史博弈，其实既有价值判断，同时也就有事实判断；既有“尊孟贬荀”之语法，同时也就有“孟荀齐号”之语法。思想史现象无疑是双面的：即便“尊孟贬荀”已然成就一种价值判断、意识形态下的硬语法，与此同时，“孟荀齐号”依然是一种事实判断、客观叙事下的软语法；即便一个人于价值判断层面上正在宣示“尊孟贬荀”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他也必须在事实判断层面上正视“孟荀齐号”的历史本身。据《宋史》卷16《神宗本纪三》记载，元丰七年（1084）五月，“壬戌，以孟轲配食文宣王，封荀况、杨雄、韩愈为伯，并从祀”。这件事发生在“唐宋孟子升格运动”的关键时刻，令人深思。 近年来，山西省安泽县被称为荀子故里。2010年10月，出席“第五届中国（山西·安泽）荀子文化节高层论坛”，有机会参观了那里规模不小的荀子文化园。园内有后圣殿，得名于尊荀派章太炎的《后圣》，文中说道：“自仲尼而后，孰为后圣？曰：水精既绝，制作不绍，浸寻二百年，以踵相接者，惟荀卿足以称是。”殿内矗立五尊塑像，排列形式为“惠子→老子→荀子←孔子←墨子”，觉得不可思议。退一步，即便这么做，为何居然没有孟子的一席之地呢？于是，再次想起了司马迁的孟荀观。司马迁明里同尊孟荀，暗里偏重孟子，经历过人文情感与历史理性的冲突，但“孟荀齐号”这一最后的抉择，却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它让我们懂得了汉初儒学史的一种事实真相，更让我们体会到了一位历史学家内心深处的文化追求。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指出：“孟子发展了《诗》、《书》之教，而荀子则发展了礼、乐之教。”我们今天看待孟荀，不正应该这样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