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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对中国的科学技术有何影响、《周易》本身是不是科学、《周易》中有没有科学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如果就事论事或意气用事地讨论，往往难以深入。鄙意以为，这些问题如果置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争论背景之下来思考，或许会得到一些新的理解。 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在20世纪初年的一些著名中国学者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当然是没有科学的。例如，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1922年冯友兰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用英文发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直到1944年竺可桢发表《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意见都相同的。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定义问题。在本世纪初那些最先提出中国为什么无科学这一问题的人士心目中，“科学”的定义是相当明确而一致的：“科学”是指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机构组织、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上述诸人不约而同都使用这一定义。这个定义实在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科学确实是西方来的。事实上，在中国的传统语汇中，甚至就根本没有“科学”这样一个词。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却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了──因为许多学者极力主张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于是“有”、“无”两派，各逞利辩，倒是使得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拓展。 90年代初拙著《天学真原》出版后，逐渐被“无”派当作一把有用的兵刃，不时拿它向“有”派挥舞──因为此书用大量史料和分析，论证了中国古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这被认为在客观上从一个学科为“无”派提供了证据，并且还提供了新的论证思路。 另一方面，“有”派的论证“也有许多高招”： 比如，先改变科学的定义，把科学定义成一种中国古代存在着的东西（至少是他们认为存在着的），然后断言中国古代有科学。谁都知道，只要在合适的定义之下，结论当然可以要什么有什么，只是这样做在实际上已经转换了论题，争论就没有意义了。 又如，因为“无”派通常认为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于是“有”派就试图论证西方古代也不存在科学，比如论证古希腊也不存在科学的源头，因此要么古代中国西方半斤八两，大家都没有科学；要么就允许使用极为宽泛的定义──这样就大家都有科学。 国内“有”派人士所乐意采用的科学定义，经常是宽泛得无边无际，例如，将“科学精神”定义成简单的“实事求是”，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但这样的“科学精神”肯定已经在世界各民族、各文明中都存在了几千几万年了——甚至在大猩猩那里也可以存在，这样的“科学精神”又有多少价值呢？如果论证出中国古代已经有了这样的“科学精神”，又能给我们增加多少荣光呢？所以采用这类宽泛无边的定义，只能使得“科学”概念庸俗化，却很难引导出有意义的结果。 又有些人士曾追问：如果古希腊有科学的源头，那如何解释直到伽利略时代之前，科学发现基本上是缓慢进行的，至少没有以急剧增长或指数增长的形式发生，反而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这一追问看上去好像非常雄辩，似乎一棍就可将对方打闷，其实只是没有作用的虚招，中国有一句成语“枯木逢春”──在漫长的寒冬看上去已经死掉的一株枯木，逢春而新绿渐生，盛夏而树荫如盖，你怎么能因为寒冬时它未出现新绿，就否认它还是原来那棵树呢？事物的发展演变需要外界的条件，中世纪欧洲遭逢巨变，古希腊科学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条件，直等到文艺复兴之后，才是它枯木逢春之时。又好比长江的源头在西部，但东流入海还要经过漫长的路程，你怎么能要求它一下山就必须入海呢？ 争论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个问题，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 站在一些“有”派人士的立场上来看，一方面，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可以“提高民族自信心”──他们中有不少人总是有意无意地要将学术研究和“爱国主义”之类的非学术因素联系起来，试图使自己在论战中处于有利地位。另一方面，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还可以拓展他们的研究领域，或者使他们的某些活动更具学术色彩。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于《周易》、阴阳、五行、八卦、星占、炼丹、风水之类的方术怀有长盛不衰的热情，他们热切地希望为这些“东方的智慧”正名，要让这些东西进入科学殿堂。他们相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类的“风水轮流转”——相信欧美在科学技术方面引领风骚的年代就要过去了，“轮也该轮到中国了”。而“轮到”中国后中国靠什么去引领风骚呢？他们认为就是要靠《周易》、阴阳、五行、八卦、星占、炼丹、风水之类的方术。所以他们指望的是，论证了中国古代有科学，就会比较容易为这些方术“正名”。 最后我们回到《周易》的问题上来。《周易》体系，原是中国历代学者持续不断地参与建构的一个数字神秘主义体系。这个体系里当然有一些先民的哲学观、伦理观乃至自然观，在中国古代也确实产生过很大影响，但它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毫无关系。这本来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就像《花间集》、《西厢记》和现代科学毫无关系一样明显。 有些人总是喜欢谈论《周易》和二进制数学的关系，以此作为《周易》与科学有关的重要证据，另一些学者则非常认真地搞考据功夫，力图证明二进制数学并不是受了《周易》的启发才产生的。在我看来这些争论意义都不大。《周易》作为古代数字神秘主义体系，它恰好有符合二进制的地方，这并不能使它因此就具有“科学”的身价，甚至也不能使它因此就和科学联系起来。就像人们在鹦鹉螺的壳上发现有符合某种数学规律的曲线（自然界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并不能因此就说鹦鹉螺是“科学”，更不会说那些数学知识是受了鹦鹉螺的启发才产生的。 至于中国科学为何落后（其实可能从来就没有先进过，曾经先进的是技术），当然不能归因于一两部古代典籍——事实上也没有人这样做。我倒觉得美国加州大学的Richard Baum的意见颇有参考价值，他认为文化上有五个因素造成了中国的“科学滞后”：一、传统哲学中认识论上的形式主义；二、传统哲学中方法论上的狭隘经验主义；三、现代中国流行的独断的唯科学主义；四、政治文化中的封建官僚主义；五、行为风格中的强制性的礼教主义。其说并不仅着眼于古代，这是他比较高明的地方。“独断的唯科学主义”表面上把科学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硬将《周易》攀附到科学上去之类的做法，也未尝不是受此影响），实际上却是对科学有危害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