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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命运是唯一的命运 那个叫做王宝钏的中国女人，苦守寒窑十八载所为的只是等待良人归来，她丝毫不畏时间足以使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魔力，竟然以消极等待的方式积极地向命运叫板。这个古典版的“十八春”在民间社会的传唱度经久不衰，顺理成章地被吸纳到儒家伦理的古代样板戏之中，成为《列女传》思想的传统曲艺演绎版。从此，作为日常生活中恪守妇道的模范，王宝钏的形象从怨妇升华为圣女，她的悲情指数象征着传统女性的妇德标高——等待命运的降临是所有女人的唯一命运。 相传唐懿宗时期，宰相王允膝下无子，只有三位千金：长女宝金、次女宝银、小女宝钏，其中小女的才貌最为出众。王宝钏不慕富贵，邂逅了落魄书生薛平贵之后，执意要以身相许。王允顾及颜面，也只好无奈接受，但在盛怒之下断绝了父女关系。从此，才子佳人沦为贫贱夫妻。 不久，戌卒聚众为匪在边境发动叛乱，朝廷派军讨伐还令原本是西北边境的一支名为沙陀的游牧部落随军助战。立功心切的薛平贵投奔了沙陀的部队，由于屡立战功，他渐渐受到沙陀酋长的赏识。正当满心以为可以锦衣还乡的时候，沙陀的公主看上了他，薛平贵在半推半就中成了“驸马爷”，可他对糟糠之妻依然坚持着“苟富贵不相忘”的态度，多次派人送去书信金帛接济这个在寒窑之中矢志不移等候良人衣锦荣归的发妻。 唐僖宗年间，黄巢率军攻陷东都洛阳，旋即突破潼关并且直逼长安，沙陀部队再度进京援战。此役，薛平贵匡扶唐室于危亡。随后，他只身步行来到武家坡的寒窑中，终于和分离十八年的妻子久别重逢。极具戏剧性的是，王宝钏的生活在一夜之间脱贫致富，从寒窑到豪宅可谓是对她在道德领域中付出十八年时间成本的物质报酬。此时的薛平贵已有了两位夫人，而王宝钏经过了十八年的苦盼，终于功德圆满。只是，悲剧再度发生，王宝钏和丈夫重逢后，仅仅过了十八天荣华富贵的日子就一命呜呼了。 通过这个中国怨妇的悲喜剧，儒家伦理宣告着妇德与回报之间的汇率：十八年的道德坚守仅仅兑换十八天的物质享受。即便如此，比例悬殊的苦尽甘来仍然被视为女人从命运那里赢得的最高有偿恩赐。此后，广大中国妇女非但没有认识到这种道德悬赏的苛刻性，反而对此趋之若鹜，生怕自己在通往圣女的途中跑慢了一步。 双重叙事下的身份迷津 赐予王宝钏片刻幸福的薛平贵究竟何许人也？有唐一代竟然没有他的信史记载，《旧唐书》《新唐书》与《新五代史》中也查无此人。在民间故事和传统戏剧的多重叙事下，薛平贵故事的版本不一，他的身份在版本的流变中显得更为扑朔迷离。历代文人不愿认可他的虚构身份，为了维持圣女形象的确凿以及道德悬赏的幻梦，必须破解薛平贵的身份之谜，才能使得伦理规范看起来有据可考。 第一种说法根据民间故事认定，薛平贵就是历史上的薛仁贵。在民间戏剧中，《汾河湾》的主角薛仁贵与《武家坡》的主角薛平贵在姓名上仅一字之差，甚至在有些戏剧中存在“两薛并演”的状况。有人据此推测，薛平贵是薛仁贵在民间故事中的曾用名，由于在民间口口相传，难免会以讹传讹。 薛仁贵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的卓越战功从史书流传到了传统戏剧，京剧、昆曲、秦腔、河北梆子等许多剧种中都有薛仁贵的传奇故事。《旧唐书·薛仁贵传》记载，薛仁贵乃“绛州龙门人”。贞观末年，唐太宗御驾亲征辽东，薛仁贵应募。在一次战斗中，薛仁贵“跃马径前，手斩贼将，悬其头于马鞍，贼皆慑伏”，因此“仁贵遂知名”。在另一次更大规模的战役里，“仁贵自恃骁勇，欲立奇功，乃异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间张弓，大呼先入，所向无前，贼乃披靡却走。大军乘之，贼乃大溃”，引起了唐太宗的注意，“太宗遥望见之，遣驰问先锋白衣者为谁？特引见，赐马两匹，绢四十匹，擢授游击将军”。姑且不谈时间错位，一人生在初唐而另一人活在唐末；即便对比两人的经历也难以在相似点上寻获蛛丝马迹，以此验明正身判定他们实为一人。 另一种说法根据传统京剧《红鬃烈马》。它对这则民间故事略作改编，王允女儿的名字分别改为金钏、银钏和宝钏，岳父对于官场得意的薛平贵心生妒忌而起杀心，女婿借助西凉势力才保住性命。不久，皇帝驾崩，王允篡位后兴兵捉拿薛平贵，谁料反被后者攻占京师登上皇帝宝座，并封王宝钏为正宫娘娘。 据此，清人崇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给出了第二种答案，“薛平贵实石敬瑭之假名”——他的原型是历史上著名的“儿皇帝”石敬瑭。首先，他们都是承唐而做的皇帝，石敬瑭取代的是五代十国时的后唐，戏里的薛平贵取代了李唐王朝。其次，他们都是借助外援而做皇帝的。石敬瑭借用契丹人的兵力，戏中的薛平贵则借助了西凉的兵力。 从“虚构”到“外来”的新发现 在“薛仁贵说”和“石敬瑭说”之外，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又从语源学的角度提供了新观点，他在《薛平贵故事的来源》一文中提出了儒家传统无法接受而民族主义更难容忍的“西来说”。 他从《格林童话》中发现了一则在结构上极其相似的故事《熊皮》。它描述了一个军士，在非常困苦的处境里，偶遇妖人赠他一张熊皮，叫他七年不得沐浴修饰，此后便可赢得极大财富终身无忧。这军士后来到一人家，当地有三姊妹均甚美貌，大姊二姊都嫌他丑陋，惟有三妹因他援救了他的父亲情愿嫁给他。结婚后熊皮军士将一指环剖分为二，以一半交他妻子作为凭证，又去漫游四方。他的妻子穿上了敝衣，任凭她两位姐姐嗤笑，守节数年。七年期限满了，那军士衣锦荣归，她们都不认得他，他取出指环，认了他的妻子，大姊二姊羞愧而死。 按照语源学的知识，杨宪益考察了熊皮（Thebearhide）在古代北欧语里的发音，The字古文作Se相当于中文的“薛”；bear在现代冰岛与瑞典文里还作bjorn，相当于中文的“平”；hide在冰岛文里作Huo，丹麦文里作Hiurn，古希腊文作Kutos，可见古代当读若Kuid，相当于中文的“贵”。所以SeBjornKuid也就是薛平贵。 另外一个支持“西来说”的例子则是薛平贵故事形成的源头。经清人丁日昌考证，故事流传的年代大约是元朝，弹词本《绣像薛平贵龙凤金钗传》在北方地区已经以鼓词的形式广为流传，明代中叶以后才根据弹词本改为戏曲本，最初被搬上民间舞台的戏曲样式是秦腔。京剧《武家坡》脱胎于秦腔，最初亦流传于西北边境，剧中的西凉地区与秦腔流行的区域也大致相当。众所周知，那里正是丝绸之路的中西方文明交汇之地，并且元朝的中外交流极为发达。至少在地理学与历史学的交汇处，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极有可能就是西方人通过聚居在此的少数民族进口至中国的西方民间故事。 从故事结构来说，薛平贵比之中国历史的叙述模式也更接近西方民间故事的传统。西方民间故事中经常出现“三个女儿”的人物设置模式，卡尔维诺（Italo·Calvino）整理编撰的《意大利童话》中存在大量例证，《格林童话》里的“灰姑娘”以及莎士比亚的戏剧《李尔王》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民间故事结构——三个女儿，其中小女儿总是最为美丽也最为善良，最初遭遇不幸，最后获得幸福。无独有偶，弗拉基米尔·普罗普（Vladimir·Propp）通过研究了一百个俄罗斯民间故事提出了“故事形态学”，并将俄罗斯民间故事的叙述元素归纳为31种功能。如果对比俄罗斯的民间故事，又会发现薛平贵的故事在结构上与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其他中国的民间故事与之并没有太大的亲缘性。 东西方杂交的文化作物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表明王宝钏故事就一定是舶来品，反过来说，也同样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表明代代相传的东西就一定都是本土制造。不妨套用鲁迅的“从来如此便对么”句式，也向所有未经验证的民间故事提出反诘——从来如此便是本土的么？毫无疑问的是，语源学、故事形态学以及基础的史地常识构成了彼此呼应的证据链，对王宝钏乃是纯正本土制造的谬误发起了包抄攻击之势，即便不能彻底推翻这座树立在中国民间社会的圣女像，但也在最大限度内动摇了她的伦理地基。 至此，诡谲的一幕出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犹如是西方的瓶子装中国的酒一样，在这个东西方智慧共同建筑的民间故事中，我们看到西方的叙事结构与中国的伦理结构奇异地扭结在一起。在西方的叙事结构中，男人的冒险故事中蕴涵着西方海洋文明的探险精神，在故事的流变与转述中被层层盘剥，当它的西方语义完全脱落后，随即被激发出基因突变式的奇效——它被精心改装成女人的守节故事，整个故事的伦理指向发生反转，体现着东方黄土文明将保持传统与守旧作为最高美德的精神指标。 原产地与组装地的不同，根本性地反映了东西方文明在文化形态上的差异，它导致叙事过程中道德主角的选定分歧，这完全合乎情理。由此看来，起码并不像大部分人都持有的那种观点，即中国的传统民间文化隔绝于西方文明之外而独立发展，事实上，在东西方文明的缓冲地带完全有土壤来培育东西方杂交的文化作物。从理论上来说，在文化地形如此复杂的土地上，任何民间文化都极有可能是中外合资的产物。或者说，原本就没有纯正的单一文明，任何文明都包含着其他文明的隐性痕迹。 （刘旭俊，1985年生，诗人、青年批评家，现为同济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曾在多家媒体发表文化批评及文化随笔。其专栏“东写西读”将通过西方的文史哲理论，来阐释中国的传统文化（民间故事、历史、诗词小说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