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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说 唐 磊，1977年生，文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其专栏“文体故事”或“古文新读” 将透过各类古代文体（盟誓、铭文、序跋）及其特点来理解中国的制度、文化、语言间的关系，或者结合具体某类文体的典型篇章来理解这类文体的特点及其在制度语言学和制度文化学上的位置，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传统中国的文化现象、问题和规律。 罪己诏与悔过书 诏书是皇帝告示臣民的正式文书。作为文体的诏始自秦代。《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上尊号王为秦皇。命为制，令为诏。”这里命与令到底有何不同，学者意见纷纷。在我看来，命更多是口头意见，表达皇帝对某事的基本态度，而令则是正式成文发布的告示，诸如登基即位、颁布大典、死前遗嘱一般都采用诏书形式。唯有一种诏书有些不同，是皇帝自责其过的，这就是罪己诏。 君王罪己是中国古代政道中一个难得的传统。据《尚书》记载，商汤得天下后就曾发布诰文，其中有“罪当朕躬，弗敢自赦”云云，可见那时的君王多少心存敬畏，而汤武也对黎民有一份责任心。后来《左传》曾总结说：“禹、汤罪己 ，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于是，君王需懂得自省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一项重要内容。 到了汉代，董仲舒发明“天人理论”。 把天象、自然灾异同帝王的政治得失结合起来。他说：“政治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由于皇帝是天子，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天，所以如果出现不好的天象，天道紊乱对应到人间，就是统治者失德败政，需要反省改过。 史上第一份正式罪己诏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公元前178年即汉文帝二年，出现了一次日食。“日”可是帝王的象征，日食就是最糟糕的天象了。汉文帝为此下诏罪己：“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谪见于天，灾孰大焉！肤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汉书·文帝纪》）这位文帝先是赶紧声明，天为民置君，有百姓就有皇帝，这是天道。稳住阵脚后，接着才说，天象异变是对我的失德提出警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这句话很是微妙，既承担了罪责，又强调了万民宰主的身份。通篇诚诚恳恳还不失身份，端是高妙。不过，总算是自责了一番。至此以后，逢有日食，就常出罪己诏敷衍一番，其中必有“朕虽不德”、“功罪系予一身”之类的话，这已成为罪己诏的固定程式。 也不光是日食，皇帝才罪己。出了重大的政过，也需要罪己，至少有个姿态，臣民才好接受。像唐太宗，这位开明君主，曾下过二十多份罪己诏，反省意识在古代君王中大概是最强的。在他治下，中国古代专制社会发展到了顶峰，似乎与此不无关系。明代的崇祯皇帝，也六度发诏罪己，只是逢着衰世，加上罪己诏这玩意儿对于权宰万民的天子来说，多半是片遮羞布，所以再怎么表面自责也无力回天。 话说回来，悔过与自责还是需要勇气的，而在权力顶峰的人最容易迷失自己，倘或还保有一份清明，知道权力也意味着责任，天子失职也要反省，确是难得了。而且，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张力一定要有平衡，搞到天怒人怨就容易失衡出事儿，这个时候的罪己诏会是一份有效的调节剂。所以，若要总结 由罪己诏，自然想到另一种国人非常熟悉的文体，悔过书，或者称为检讨书、检查报告。 孟子曾说：“人恒过，然后能改。”（《孟子·尽心下》）改过是行为，在此之前必有悔过的认知方能付诸行动。对于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儒者来说，一日三省吾身是一项重要的功课，但把悔过文字发扬光大则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佛道等宗教把行忏作为清净解脱的基本手段，因而有种种忏悔文是另外一回事，像佛教徒最常持诵的“我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视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这样的忏文与我们所说的悔过书其实不是一类文体。 当代悔过文的勃兴始自建国后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为了帮助长期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知识分子正确认识并彻底接受马克思主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就开展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1949年11月27日，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人民日报》发表《我的检讨》一文，深刻反省自己在解放前不问学术，沾染政治，甚至签名附和旁人写反动文章等过责。一时间，著名学者的悔过文纷纷见诸报刊，金岳霖、冯友兰、贺麟、沈从文都有此类文字发表。据时在香港的钱穆先生所闻：“报载平津大学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竞坦白者逾六千人。”其实，从旧年代过来的人，尤其受过文化教育的人，档案中都有一份自述材料，交代旧社会的人生经历，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反省自己的思想发展历程。如果照此算来，数亿人口都未免提交过一份悔过书。这也算是一个世界记录吧。 按照教科书式的解释：悔过书是犯错人为了表示对自己的错误行为进行反省悔悟，并希望今后在大家的监督下彻底改正错误的一种自我批评性应用文体。一般格式是抬头标明“悔过书”（或者“检讨”、“检查报告”），尾具“悔过人”及姓名。 内容则有固定的程式，首先交代犯错经过、认识过错的性质及其后果，最后要表明改过态度并肃请相关人事监督。尽管我始终没有弄明白如此文章体制是如何形成的，但是自小至大，所写悔过书无不照例进行。我也曾偷窥他人的检讨，也不出此规格。此外，作为应用文体，悔过书语言要晓畅自然，感情则须真挚恳切。如果弯弯绕绕，或者文采飞扬，那多半是用心不诚，此为悔过书之大忌。因为长期浸淫此道的国人，对于悔过人的花花肠子其实一眼就能识破。 最近几十年，民间日常的悔过书似有衰落之势，正为此种文体如果绝迹不知是喜是悲而踌躇时，忽然媒体又不时抖露一二悔过书，如某贪官东窗事发，或者明星被撞破奸情，当事人会写悔过书痛陈过失，深表内疚，于是公众哗然。更有如张绍仓之流涉嫌抄袭悔过书，一时讨来骂声无数，斥为作秀。可是仔细想想，从罪己诏到悔过书，中国历史至今不计其数的悔过文字又有多少不算作秀呢？ 仔细想想，什么是过，正邪对错的标准在哪儿？如何是悔，诉诸笔端还是静夜扪心、对质上苍？写了千百年悔过文的国人，对于这些基本问题，怕是还得重新思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