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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大报：您作为一个大众文化的研究者，怎么看待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山寨现象？ 戴锦华：很难一言以蔽之。“山寨”至少包含两种。一种是类似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恶搞。这其实是后现代一个非常主要的脉络——戏仿，即用别人的一些原材料，造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效果。 还有另一种的“山寨”，即所谓的“假货”，类似于盗版现象。这个现象又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盗版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游击战，比如说NIKE做得很强势，我就做一个MIKE。我觉得这嘲笑也破坏了大品牌、大公司的垄断。另一方面，它利用了大家喜欢NIKE的心理，不过就是一个NIKE的副本。其实现在中国这么广泛的山寨现象，是“劲儿用错了地方”。与其费很大功夫弄三个拱的麦当劳，为什么不能够把油条大饼做成一种中式快餐？为什么我们不能自主开发？这是我们忽略的一点。 华南师大报：施孟奇炒出一个“山寨版春晚”，这是否又是另一种层面的“山寨”呢？ 戴锦华：我觉得不是，这把“山寨”说得太泛。我觉得春晚不能“山寨”。春晚是以中央电视台的高媒体覆盖率与强大的影响力为前提出现的。搞一个“山寨版春晚”，有那么大的覆盖率吗？有除夕夜的播出时段吗？有几十年的历史沉积下来的观众吗？有力量整合所有意见，照顾到不同观众的心理需求吗？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春晚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大怪兽，“山寨”这个大怪兽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东西，最多只能“山寨”它的形式，不可能“山寨”它特殊的位置、特殊的影响方式。 华南师大报：山寨文化似乎也很受草根的推崇。《疯狂的石头》的导演宁浩据说是草根的代表，这一点您怎么看？ 戴锦华：草根是更民间、更原生的，而《疯》剧模仿的痕迹太重，显然就是对美国某种黑色喜剧的模仿。在电影中我也并没看出导演的功力。必须承认宁浩在方言剧、表现小人物的金钱梦上做得都挺有趣的，但原创性不够。无论从艺术、商业、草根、精英哪方面来讲，好像都差一点。太多的场景我都能认出来，它是属于那种要脱帽致敬的电影，包含太多的互文关系。电影中模仿互文关系不是问题，问题是要么就把它完全做成很多电影的拼切，展现一种后现代写法，要么就不要模仿，而是表达你的独创性。 华南师大报：谈到电影，我们了解到您很喜欢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作品，他的作品表现了很多小人物的生活与日本风俗。您觉得中国电影与他的作品差距在哪里？ 戴锦华：我觉得相比于小津，中国电影做得还很不够。小津把日本文化用电影这种媒介呈现出来，这是他独一无二、不可复现的方式，正因如此，他被誉为日本电影之神。我觉得在华语电影当中与小津比较类似的是侯孝贤，侯孝贤最好的一部电影就是向小津致敬的《咖啡时光》，但其他作品却没有早期那种直接用电影媒介去翻译台湾社会与生活方式的活力。而相比之下，虽然大陆电影现在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但还没出现像小津或侯孝贤一样的人。 华南师大报：好莱坞大片《功夫熊猫》和《木乃伊3》利用中国元素获得高票房。而华语大片在展现中国文化不能取得高票房的同时，开始学习好莱坞使用特技。您认为，中国电影模仿好莱坞能否找到出路？ 戴锦华：当你总是追赶着别人时，你永远都会处于一个追随和落后的状态中。全世界只有美国电影以“大制片厂、流水线”的制度生产，中国电影如果盲目模仿好莱坞，只会永远落在人家的后面。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中国的导演拍了一个熊猫，一定不会像《功夫熊猫》那么火。 我认为一方面我们要有文化自觉，另一方面要有文化的警惕和清醒，要意识到文化不是纯洁的、不受损害和影响的东西，它始终与世界的等级关系联系在一起。我认为赶超的这种想法该停止了，只有自己创造出不一样的，产生新的可能，才有机会说“我来制定标准！” 华南师大报：对于电影界最高荣誉的奥斯卡，我们应该抱什么样的态度？ 戴锦华：我认为奥斯卡的奖项评定主要基于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精神支撑。而奥斯卡主要是为了抚慰美国的主流社会、中产阶级。但并不只有他们可以垄断人道主义，我们也可以阐释人道主义。某些国产大片盲目模仿好莱坞电影大片，却没有好莱坞的人道主义阐述或者其他一些超越性的东西，而且根本没有想要去发现中国电影的元素、表述中国文化的可能，也没有意识到中国电影要作为一个与好莱坞不同的文化出现。 就像刚刚说的，我们一方面要有更自觉的文化意识，同时还要意识到，只要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还没有改变，那么主流价值就一定还是美国的，不会是中国的。所以中国电影想去争取全球市场，那它就不可能只是关于中国文化的表述，这个基本事实我们应该认清。 原创是“山寨”及其它文化稳固的基石 进入2009年，“山寨”之风愈刮愈烈，争议也不绝于耳。 王学泰说，“山寨”就其本义来说是讲“武化”(用“力”冲破规则)、不讲“文化”的地方。 左鹏军说，山寨也迫使主流文化要增强竞争力，就必须思考、反省自己，让自己更优秀。 戴锦华说，无论山寨文化、草根文化，或者电影，都存在原创性不足的问题。 …… 无可否认的是，“山寨”是原创的一种缺失。重视原创，加强内涵，将油条大饼做成属于自己的中式快餐，或许才是山寨文化的最终出路。 “山寨”最初只是IT产业的现象，进而席卷服装业，甚至渗透到饮食、电影、日常用语、学术研究等领域。去年网民老孟(本名施孟奇)发起的“山寨版春晚”虽无果而终，却让山寨文化的争论尘嚣甚上。《水浒传》曾有“山寨里头领多多致意，今番教吴用和雷教头特来请足下上山，同聚大义”之言，今日的“山寨”却靠着模仿、快速、平民的优势，打主流的擦边球，以平民化或草根化的形式与正统、主流相对。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学泰在《经济和文化的“山寨版”的同与异》中认为，“山寨”就其本义来说是讲“武化”(用“力”冲破规则)、不讲“文化”的地方。一些青年人称他们的作品为“山寨版”，除了好玩、跟风外，大约他们心目中“山寨”式的“武”就是不管不顾、我行我素之意。其根源在于大众传媒忽略了他们的存在。 文学院教授、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左鹏军进一步指出，山寨文化是对文化单一性的反抗，因其不承认权威、不受清规戒律的束缚而能自由发展，这也迫使主流文化要增强竞争力，就必须思考、反省自己，让自己更优秀。山寨文化若一味停留在模仿、好玩的层面，就有可能步“恶搞文化”后尘，成为明日黄花。对于“山寨”，应给予适当的引导，将其纳入文化纵深的范畴，优胜劣汰，这样才能发展成为有足够原创性、有深度、有内涵的文化样态，才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然而，对“山寨文化”的完全否定也不绝于耳。3月3日，政协委员倪萍坚决地提出反对“山寨文化”，认为“山寨”这类“草根文化”混淆真善美、假丑恶，并提交议案，要从法律上和行政上采取手段，立法制止，同时从舆论上给予制止，给年轻人更健康的教育。香港《文汇报》“百家廊”栏目曾载文指出，山寨文化缺乏对文化最起码的敬畏和尊重，也会和“恶搞文化”一样逃脱不了速生速朽的命运。武汉大学教授昌切更是撰文指出，山寨文化盛行是中国的“奇耻大辱”。 纵观各家言论，焦点都集中在是否原创上。原创性在创作上，可谓是价值评判的基本标准和重要标准。原创性不足的文化样态，其生命力也是短暂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在谈到电影的原创时曾经说：“原创性，首先是创作者所关注的人和生活的体验，这种感受和看法，没有事先预设的功利目标和必然归宿，它不可重复，是独特的，却正因为独特才有可能与受众沟通。” 无独有偶，3月7日，中国电影与大众文化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提到原创性对于文化的重要性。在她看来，无论山寨文化、草根文化，或者电影，都存在原创性不足的问题。电影，作为一种综合艺术、一种深入人心的视听文化，对于原创性的追求，正如郑洞天所说，源自创作者“所关注的人和生活的体验”。而戴锦华对小津安二郎的推崇、对华语大片一味向好莱坞靠拢的鄙夷也正出于此。 (专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http://www.chinaumu.org 2009-05-08 09:56:40《华南师大报》记者黄丽雯张艾一郑立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