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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我了解到《史记》修订本出版三年多来，已经先后发行85000多部，作为修订主持人我倍感欣慰。同时，作为长期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圈内人，我又深怀隐忧，主要谈两个问题。 第一、古籍整理工作的定位亟待明确。当下社会上对于古籍整理工作还存在诸多误解，需要加以澄清。有人认为古籍整理工作很简单，不过是校对文字、标点、翻译，初通古文就能从事，许多学校和科研机构将古籍整理成果排除在科研成果之外，评奖申报项目等都用不上，这种情况极大地影响了学者从事此项工作的积极性。其实，古籍整理有深浅之分，深层次的、原创性的古籍整理是难度极大、含金量极高的研究工作，今天我们津津乐道于乾嘉学派而乾嘉先贤从事的不正是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吗，谁能否认《说文》段注、《读书杂志》是卓越的学术著作呢？从事古籍整理难度大、风险也大，古籍整理有严格的规范，因而要求从事者具备全面扎实的专业素养，相关的专业知识更需要长期积累，很难一蹴而就，许多青年学者为了职称考评解决生活问题，不大愿意从事这项工作，而更愿意撰写论文和专著。因此，现在对于古籍整理工作的轻视与这一工作的实际难度形成了矛盾，造成了对古籍整理工作评价、定位的失误。 第二，加强古籍整理后备人才的培养。1983年中央专门发布文件，在北京大学原有古文献专业的基础上，在杭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增设了三个古文献本科专业。30多年来确实培养了不少古籍整理人才，但是我们也感到，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效率还不是很高，许多学生毕业以后从事与专业无关或者关系不大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在古籍整理工作中我们又常常感到高素质的古文献整理人才严重不足。如何提高古籍整理人才培养的效率，进一步充实研究队伍是一个值得我们继续探讨的问题。 今天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社会力量对于古籍整理工作的认可和大力支持，宋京毅、宋京其两位先生将祖父宋云彬先生珍藏的书画捐出，设立这一奖项让我们十分感动，倍受鼓舞。因为《史记》修订的关系，我们对宋云彬先生格外敬仰，翻阅先生的日记我们看到当年宋先生为《史记》点校本的出版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如果说《史记》修订本能够得到社会认可，那也正是由于顾颉刚先生、宋云彬先生等导夫先路的结果。宋云彬先生是古籍整理的大家，同时也为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贡献了力量。上个世纪60年代初，宋先生曾受邀为北京大学古文献专业的同学讲授《史记》，指点青年学子，今天宋云彬古籍整理奖特别设立青年奖奖励后进，正是对宋云彬先生最好的纪念。1959年5月17日宋云彬先生写完《史记》点校说明初稿，他在日记中说“甚惬意”。今天如果宋先生在天有灵，看到我们聚集一堂，颁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古籍整理奖一定会更加惬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