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中指出:“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礼记·大学》中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这是《礼记·大学》中的一句名言。“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说明齐家是治国的先决条件,治国则是齐家的最终效果,两者紧密相连。治国要从教育自己的家人开始,假如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没有资格更没有可能去教育别人、教化百姓,国家当然不可能治理好。 《大学》强调“治国必先齐其家”,把“齐家”提升为实现国家治理的先决条件,这又和儒家所倡导的“德政”理念密切相关。《论语·为政》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又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可见领导者的威望,是靠自身良好的道德建立起来的,而以道德教化百姓,是领导者理所当然的职责。如此,则百姓“日迁善而不自知”,国泰民安的局面才可以期盼。 那么道德教化如何才能有效实现呢?《大学》从反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并特别指出,在这件事情上,绝对没有例外。这里的“教”包含两层意义。首先是用良好的道德观念去教育和影响家人,理顺家庭关系。在中国古代,这样的观念主要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颜氏家训·治家》说:“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这就说明,“齐家”靠的是所有家庭成员相互成就,相互影响,只有父亲、兄长、丈夫用良好的道德观念和作为去教育影响儿子、弟弟、妻子,后者才能同样以孝顺、恭敬、和顺的态度对待前者。正是在彼此的良性互动中,和睦的家庭关系才得以建立。《大学》认为,这样做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家庭,而是能够上升到国家良性治理的高度:“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对待君主、长者、百姓,同样需要对待家人的这种“孝”“弟”“慈”,将家庭的美德推而广之,用来对待与自己没有亲缘关系的人,国家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被治理好的。这与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同样的道理。 “教”的第二层意义,是要用道德准则去要求和约束家人。对于掌握权力的领导者而言,这尤为重要。《大学》从正反两方面阐说统治者的家风对国家的影响:“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这里的“一家”指国君的家庭,“一人”指国君本人。假如国君的家庭没有形成好的家风,国君的贪婪暴戾,最终会导致国家的动乱。这是对国君的警示,也是对一切领导者的告诫。因为领导者拥有权力,其家庭成员也会连带拥有影响力,因此领导者一旦丧失了道德准则,家人也会随之失去约束,肆意妄为,国家因之而败亡。 在中国古代,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左传·隐公元年》中著名的“郑伯克段于鄢”一节,郑庄公弟弟共叔段之所以会起兵叛乱,就是因为从小受母亲姜氏的溺爱,而郑庄公自己又不及时教育弟弟,制止他的行为,最终导致弟弟出奔,庄公与母亲差点儿决绝。《左传》将整个事件归咎于庄公没有妥善处理自己的家庭关系,并总结道:“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共叔段根本不像个弟弟,兄弟二人像两个国君,争得你死我活,《春秋》称“郑伯”而不称“郑庄公”,这是讽刺他不重视对弟弟的教育,不能处理好家庭内部的矛盾。虽然这个事件的根本原因是统治者对权力的贪婪,郑庄公家庭失教,无疑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 值得注意的是,良好的家风,建立起来或许需要几十年,甚至更久,破坏起来却可能只缘于一两件错事。清初文学家张潮曾刻印过其父张习孔编纂的《家训》,其中一条说得非常好:“凡礼义之家,内而雍和肃穆,少长有庠;外而谦谨温良,应务得宜。久之而德行孚于乡,名望尊于众。祸患之来,或能免矣。然此非可易言也。循循然行之,数十年不见其益,一二事乖张已甚,遂失人心。慎毋忽斯言也!”张习孔告诫家人,千万不要忽视这番话。几百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对照着《大学》“治国必先齐其家”的说法共读之,以古鉴今,不免感慨万千。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