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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常识，纪录片的传播效果往往难与电视剧、电影及综艺节目等影像“娱乐”形式媲美，然而《我在故宫修文物》这个只有三集的纪录片却出人意料，仅在某一视频网站上就获得了超过200万的点击量，在一向以苛刻著称的某评分网站上也达到了罕见的9.4分，而片中儒雅的钟表修理师更是成了新一代“网红”——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部投资150万、由7人团队拍摄的纪录片如此火爆呢？ 首先，记录者以平等的姿态与观众亲密交流，拉近了观众与记录对象的心理距离。虽然故事发生在“故宫”，修复的是“文物”，但记录者没有只盯着物件和技术本身，而是将视线放在了一群个性鲜明的“人”身上；区别于类似题材的其他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没有采用宏大叙事的策略，舍弃了大场景俯拍等手段，而是以平实、散淡的镜头处理人与文物、人与场景、人与人的关系，因此它毫无疏离感地捕捉到了一种韵味。纪录片中宫廷气象依然恢弘、宫廷文物价值连城，但国宝级专家却同我们这些平常人一样，累时弹吉他，闲时种菜打杏儿，互相开玩笑。镜头中没有权威，有的只是对人的尊重、对手艺本身的敬畏以及积极阳光、不乏新潮的活泼气质，使得影片的代入感极强，这是吸引年轻观众的重要因素。 其次，《我在故宫修文物》有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记录者的情感化表达显示了很强的吸引力。看过纪录片的观众都能明显感觉到影片淡定、从容的“慢生活”气质。现代化的快节奏生活带来了精神的紧张和心态的浮躁，而纪录片呈现出来的修复专家们从容淡定、有条不紊，因而禅意十足，他们以最佳的身体和心理状态投入工作，不急不躁且自得其乐，令人神往。片中古钟表修复专家王津说，“干这一行就要坐得住，必须安静，再安静。”这种安静与大气被细心的编导发现并捕捉到了，贯穿纪录片始终。 其实，《我在故宫修文物》最撞击人心的是记录对象与记录方式透露出来的双重“工匠精神”。纪录片的纪实拍摄并非单纯的时空重现，如果不能通过客观的记录透露出形而上的意味，纪录片就失去了灵魂而成为素材的堆砌。《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拍摄条件十分简陋，仅有两架摄像机，不过编导们硬是靠着4个月的长时间跟拍获得了讲故事所需的大量生动素材，并紧紧围绕着“工匠精神”进行组织剪辑，在看似平常的细密叙事中，故宫文物修复大师们严谨、耐心、敬业、精益求精、不计得失、耐得住寂寞的“工匠精神”生动体现出来，让观众受到静和美的涤荡，获得了精神上的升华。 贴近大众的平民影像表达、精致的“慢生活”态度以及极致的“工匠精神”内核，这些个性十足的纪录片元素将《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营造得趣味盎然，其走红网络也就不足为奇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