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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尚书》 “尚”即“上”，《尚书》即是上古之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其内容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一般认为《今文尚书》中《周书》的《牧誓》到《吕刑》十六篇是西周真实史料，《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为春秋史料，所述内容较早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反而是战国编写的古史资料。今本《古文尚书》总体认为是晋代梅赜伪造，但也存在争议。 “尚”即“上”，《尚书》意即上古之书。相传由孔丘编选而成，传本有些篇是后人追述补充进去的，如《尧典》、《皋陶谟》、《禹贡》等。西汉初存二十八篇，用当时通行文字书写，即《今文尚书》。另有相传汉武帝时在孔丘住屋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已佚。东晋梅赜(一作梅颐、枚颐)又伪造《古文尚书》。后来《十三经》中的通行本，即《今文尚书》与梅氏伪书的合编，宋人开始怀疑梅氏伪书，至清渐成定论。今文各篇内容包含商周等代的一些重要史料，如《盘庚》反映商代奴隶社会的情况、《禹贡》记述战国时黄河、长江两流域的地理等。 《尚书》的目录如下 ●虞书·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 ●夏书·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 ●商书·汤誓·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盘庚上·盘庚中·盘庚下·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周书·泰誓上周书·牧誓·武成·洪范·旅獒周书·金滕·大诰·微子之命·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周官·君陈·顾命·康王之诰·毕命周书·君牙·冏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2、《逸周书》 班固认为是周代的史书，刘向则认为是周代的“诰誓号令”文献集。但自唐以来，学者多怀疑《逸周书》非古人原本，成书时间约在战国、秦汉間。其中有些史料，如世浮、克殷、商誓篇的文字体例当属西周初，其中所载社会情形与习尚，亦多与甲骨卜辞和古金文所载相合，当属周初。 《逸周书》中的篇题，有的是后人作作注解时增加的，如书中的第一篇“度训解第一”的“解”字，就是晋代的孔晁作注时加上去的，这是我们在阅读时要注意的。 3、《春秋》 是周末鲁国的编年史，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0）间242年的历史。因相传经过孔子的删定整理。所以成为儒家的“五经”之一。 《春秋》是我国史书中编年体之祖。后世如荀悦的《汉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刘恕《通鉴外纪》、毕沅《续资治通鉴》、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十多种史书等皆仿此体例。它与后来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成为中国历史著作两种最基本的体裁。 4、《左传》 由于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春秋》纪事相当简质，如果没有详细的说明或补充叙述，很难对书中记录的人物或时间有个具体的了解。于是后人开始做这项工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战国时齐人公羊高的《春秋公羊传》和战国时鲁人穀梁赤《春秋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皆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其中影响最大、文学和史学成就最高的是《左传》。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左丘明是春秋末年鲁国太史， 因目盲，后人称为盲左。《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它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左传》对后世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历史学方面。它不仅发展了《春秋》的编年体，成为第一部完备的编年史。中国史学的一些优良传统，如“直书”笔法；注重研究总结历史的得失成败，为现实提供借鉴；重视人的行为的评价和社会效果，要求史家“博闻强识、疏通知远”；讲求文字表述的艺术性等都与《左传》的影响有关。梁启超认为《左传》的出现为“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中国历史研究法》）。《左传》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很大，它是我国历史散文的源头之一，它在纪事中注重叙事的形象生动和人物描写刻画，形成了后来的史传文学，对包括司马迁《史记》在内的优秀历史著作产生巨大影响，也成为韩柳古文运动和宋代诗文革新运动师法的范本之一。中国古代散文的政治色彩和讲究情致韵昧的传统，都与《左传》有关。正如刘知己所云：“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自晋以降，景慕者多”（《史通》）。另外由《左传》形成的史传文学在作品内容、结构和表现手法上，对魏晋志人、志怪，唐宋传奇、话本，明清文言、白话小说亦皆产生重大影响。 5、《国语》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汇集了西周至春秋时代的周、鲁、齐等各国史料，共21卷。其中周语3卷、鲁语2卷、齐语1卷、晋语9卷、郑语1卷、楚语2卷、吴语1卷、越语2卷。时间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关于国语的作者，司马迁最早提到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其后班固、李昂等都认为是左丘明所著。但是晋朝以后，学者一般都否认是左丘明，因为《左传》和《国语》不像出自一人之手。当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成书时间应比《左传》略早一些。 《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其内容上与《左传》互为表里，所以古人称《左传》为“春秋内传”，《国语》为“春秋外传”。所记内容，大都是编者认为值得肯定的言论和行为。全书强调和推重的基本观点是“重民”、“忠恕”、强调“天命”，重视占卜等。重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国语》特别可贵之处。后世对国语评价不一，柳宗元曾作《非国语》，专门批判其中错误观点。但宋人刘章、元人戴仔等又作《非<非国语>》，为《国语》辩护。 《国语》在体例上不同于《左传》的编年方式，而是按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这是国语体例上最大的特点。它虽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但全书所记述的240多个大小故事，很少是单纯的议论。有些故事在叙述技巧和情节构思上比前人有不少创新。有的人物描写形象较为突出，性格颇为鲜明，为后代以记人为主的传记文学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6、《战国策》 又名《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是一部记述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的资料集，其中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策，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的作者历代学者多有推测，皆未得到多数学者的信从。可能非一人一时之作，成书时间应在《吕氏春秋》和《韩非子》之前，个别篇章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后。由西汉末年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定名为《战国策》。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 《战国策》的体例与《国语》相近，基本上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所涉史事，上自三家分智氏，下到秦灭六国，凡240年历史。但全书并无贯穿始终的完整线索，多数年代模糊，人物事迹往往前后抵牾，少数篇章残缺不全，属于资料汇编性质。从思想体系看，《战国策》基本上属于纵横家，而其道德哲学多取自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家相合少而相悖多，因而为后世儒者所诟病。其实，《战国策》中许多观点俱富有进步意义，如反映了民众反对战乱、渴望和平的愿望，对不畏强暴英雄的讴歌，揭露残民以逞的暴君，对民众的重视和“贵士”的倾向等。 《战国策》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常用寓言阐述道理，著名的寓言就有“画蛇添足”“亡羊补牢”“狡兔三窟”“狐假虎威”等。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7、《周礼》 原名《周官》是部专载古代设官分职的政典。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并更名为《周礼》。其书作者分歧较大，褒之者说为周公所作，贬之者斥为西汉末年刘歆伪造。南宋洪迈清初学者毛奇龄认为是战国时人所撰，时间当在《吕氏春秋》之前，较近事实。 《周礼》原书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由于“冬官”篇已亡佚，汉儒取性质与之相似的《考工记》补其缺。《周礼》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天文历象、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乃至沟洫道路，草木虫，。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上古文化史之宝库。《周礼》它和《仪礼》、《礼记》，通称“三礼”，为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对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8、《仪礼》 简称《礼》，亦称《礼经》、《士礼》，是记载中国封建社会初期关于冠、婚、丧、祭、朝、聘、射、乡诸种典礼仪节的书，与《周礼》、《礼记》合称“三礼”。《仪礼》中保存的仪节单很多，曾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记载。但传到汉代只剩了十七篇（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仪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第十七），由高堂生作为专供士大夫阶层施行的“士礼”传授，称作《礼经》，为“五经”之一。汉宣帝时，以戴德、戴圣、庆普三家所传习的《礼经》立于学官。不久在鲁境又出现《礼古经》，其除有十七篇外，多“逸礼”三十九篇，但未传下。汉末郑玄用刘向接尊卑吉凶次序编排之本作注，并记明今古文之异同。今只有此本传下。该书至晋代始称《仪礼》，当时门阀为宗法需要，特重其中详定血统亲疏的《丧服》诸篇，出现了不少有关著作。。 《仪礼》文字艰涩，内容枯燥，治史者对它望而生畏。但本书是“三礼”中成书较早的一部，尤其是“丧服”篇，是封建社会宗法制度所从出，从中可以看出二千年间通过家族组织形式来巩固君权的根底。清儒胡培翚《仪礼正义》最为详博，可参考。 9、《礼记》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高徒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该书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西汉前期《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戴德从中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为士子必读之书。 《礼记》其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以及修身作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但由多人撰写，采自多种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采用归类方法进行研究。东汉郑玄将49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近代梁启超则分为五类：一为通论礼仪和学术，有《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二为解释《仪礼》17篇，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三为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有《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四为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有《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 《礼记》全书用记叙文形式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 10、《史记》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又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前四史”。《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壁”。 同时，《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史记》作者是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汉代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西汉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怀抱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壮志开始撰写《史记》。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当时叫腐刑）。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以古人中为完成大业而隐忍苟活的事例激励自己，以全部身心投入史记写作。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得以完成。 据《汉书·艺文志》，司马迁除《史记》外，还有《司马迁赋》八篇，以及著名散文《报任安书》。 11、《汉书》 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二十四史”之一。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汉书》在史学史上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它开创了我国断代纪传表志体史书，奠定了修正史的编例。自《汉书》以后，历代官方都仿照它的体例来纂修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尤以史料丰富、闻见博洽著称，“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要非后世史官所能及”。历来史班或班马并称，“史之良，首推迁、固”，两书各有所长，同为中华史学名著，为治文史者必读之史籍。《汉书》的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古字古词，遣辞造句典雅远奥，与《史记》平畅的口语化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其独特地位。 《汉书》作者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自幼聪敏，“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其父乃东汉历史学家班彪。由于《史记》止于武帝太初年间，太初以后便阙而不录。当时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皆为《史记》做过续补。班彪对这些续篇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22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巨著。不料，工作开始几年，有人上书汉明帝，告发班固“私作国史”。班固被捕入狱，书稿也被全部查抄。他的弟弟班超上书汉明帝说明班固修《汉书》的目的是颂扬汉德，并无毁谤朝廷之意。后来无罪开释，并召为兰台令史，奉诏去完成其父所著。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率兵伐匈奴，班固随其出征，任中护军，行中郎将事，大破匈奴后，勒石燕然山的铭文，即出自班固手笔。汉和帝永元四年窦宪失势自杀，班固受牵连而被免官职，后被逮捕死在狱中。班固写作《汉书》前后历时近四十年，仍有八“表”及“天文志”未完成。汉和帝命其妹班昭续写班固遗作，然尚未完毕，班昭又卒。同郡的马续是班昭的门生，博览古今，汉和帝召其补成七“表”及“天文志”。故《汉书》前后历经四人之手方完成。《汉书》的注疏以清朝的王先谦的《汉书补注》120卷最为完备。 班固除《汉书》外，还著有《白虎通德论》六卷。班固也是东汉时期最著名的辞赋家之一，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 12、《后汉书》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为司马彪续作），记载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的195年历史。作者是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 《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又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有所创新，有所变动。如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增加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的，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加之结构严谨，编排有序，文笔优美，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所以在众多《后汉书》中突颖而出。在范晔撰写《后汉书》以前，已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现大多为历史淘汰不存。唐高宗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成为《后汉书》作注。此外，清惠栋的《后汉书补注》、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这两家注，也颇受人们重视。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刘宋朝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他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祖父范宁著有《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父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南朝刘宋时代，范晔始出仕，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范晔一生狂狷不羁，颇不满于朝廷，晚年加入了彭城王谋反阵营。谋反失败。不久，范晔等被处死，连坐从诛的还有其弟广渊、其子范蔼等。狱中，范晔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希望将来能有个知音，理解《后汉书》的价值。他对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史学著作十分自负，认为它们“精意深旨”，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愧感。 13、《三国志》《三国志注》 《三国志》是西晋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历史。《三国志》是同类史书中最有价值者。在《三国志》之前，已有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266）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亦准备写作《魏书》，在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书更是推崇备至，将其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三国志》全书一共六十五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和韦昭的《吴书》等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点，显得内容不够充实。《三国志》中没有“志”类，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中的“志”。 另外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后世学者多以此讥讽陈寿，其实，这是中国史书中臣工们编写前朝史书的通例，不足为怪。 陈寿的《三国志》最值得称赞之处是：在当时极为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作者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3）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说：“以理而论，（陈）寿之谬万万无词；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 《三国志》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叙事简略，文辞简约，取材精审，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慎重的选择取材之源。据裴松之《三国志注》，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但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因此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可见,《三国志》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好评。 《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如《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称赞说：“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 《三国志》作者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280年，西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除《三国志》外，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 因为《三国志》文辞过于简约，与史实多于疏略，其中《蜀书》更为简略，仅十五卷。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命裴松之为之作注。裴一反解释文辞的传统注法，而把重点放在史实的增补和考订上，裴松之不仅开创了注史的新例，而且对研究三国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仅使《三国志注》成为《三国志》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所以书成献上后，宋文帝叹为“不朽”！但从唐代开始，学者们对裴注的价值产生极大分歧，批评者主要针对其资料庞杂繁芜和体例不纯，代表人物有刘知几《史通·补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叶适《文献通考》等。肯定者则强调其史料价值和注释体例的开创，如钱大昕认为：“裴氏注摭罗缺佚，尤为功臣。”（《三国志辨疑·序》），李慈铭也认为“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越缦堂日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有褒有贬，既肯定了裴注保存六朝文献之功，又批评了裴注体例不纯：“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 《三国志注》作者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汉族，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后移居江南。东晋史学家。与裴骃、裴子野祖孙三代有史学三裴之称。 14、《晋书》 《晋书》是一部记述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的西晋和东晋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共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编者共二十一人。其中监修三人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由于李世民（唐太宗）曾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一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646）开始，二十二年（648）成书，历时不到三年。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 《晋书》同二十五史中的其他各史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也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种创新，不仅丰富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而且对于真实表现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面貌有深远的意义。《晋书》问世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兢从新撰”，说明它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人们的重视。 二是作者的众多。《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这在历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见的有这样一支作者队伍，是《晋书》之所以能够超过以往各家晋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晋代的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有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有胡、汉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释的矛盾，抗战派与清谈派的矛盾等等。《晋书》中，提供了很多这些矛盾斗争的情况及文献材料。如孙恩、卢循、张昌、王如等传，反映了当时的农民起义情况；《江统传》、《温峤传》提供了胡汉斗争的材料；《郭璞传》载《刑狱疏》，《李重传》载《论九品中正制》，《傅玄传》载兴学校、劝农功诸疏，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材料；《裴頠传》载《崇有论》，《阮瞻传》载《无鬼论》等都是重要的思想文献；《束皙传》记载《汲冢书》的发现经过，《裴秀传》记载《禹贡地域图》的制图六法，《卫恒传》记载论书法源流的《书势》一篇，都是极珍贵的史料。 四是体例比较完备，使它能容纳较多的历史内容，而无繁杂纷乱之感。叙事往往能做到简明扼要，有时还有生动、精彩之笔。书中的“载记”写得疏密相间，首尾照应，颇有些章法。 《晋书》也有明显的缺点，这突出地表现在它继承了前代晋史著作的缺点，记述了大量的神怪故事和小说材料，如《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之谈。这是我们在阅读《晋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其二是史料取舍不够严谨。清人张熷在《读史举正》举出《晋书》谬误达450多条。钱大昕批评《晋书》“涉笔便误”。 监修者房玄龄（579年～648年）唐朝初年名相。名乔，字玄龄，以字行。唐代齐州临淄（今山东济南）人，房彦谦之子。18岁时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房玄龄在渭北投秦王李世民后，为秦王参谋划策，典管书记，是秦王得力的谋士之一。唐武德九年（626年），他参与玄武门之变，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房玄龄为中书令；贞观三年（629年）二月为尚书左仆射；贞观十一年（656年）封梁国公；贞观十六年（642年）七月进位司空，仍综理朝政。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病逝。 房玄龄为人善谋但有些优柔寡断，而杜如晦处事果断不善谋略，因此人称“房谋杜断”。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