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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雅文化与俗文化哪个更值得推崇的问题摆到面前，作何选择？雅俗，共赏乎？分赏乎？ 荀子说过“终日之所思，不如须臾之所学”。翻开书一看，果然宋玉曾经跟楚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人在郢这个地方唱歌，开始的时候他唱了两首，一首叫《下里》、一首叫《巴人》，唱起来的时候，周围好几千围观的人都跟着哼哼，接下来他又唱了两首，分别是《阳阿》和《薤露》，观众还剩下几百人跟着唱，最后他又唱了《阳春》和《白雪》，随着他唱的观众就剩下数十人了。宋玉告诉楚王，所唱格调越高，能够击节欣赏的人越少。人们后来以“下里巴人”对应“阳春白雪”来形容雅俗不两立，大概源于此故。看来雅俗是要分赏的。然而未必。 从宋玉讲故事的时代再往上看。《诗经》中的大雅、小雅，应该是中国文艺的雅乐的源头了。但是就在这本诗集中，除了《雅》、《颂》这两个部分外，还有十五国风。国风里的诗篇，虽然据说经过孔子删定，但还是保留了从民间采集来的民歌的风貌，都是老百姓平常哼哼的，而不是乐官们谱写的。作为“六经”之一的《诗经》把雅俗融为一炉，实为雅俗可以共赏作了权威的注解。 《诗三百》因为文学权威和官府的共识，被编入了“经典”。《诗三百》一成经，学诗、吟诗、品诗的人也就随之成了“精英”，逐渐与唱小曲、民谣的人拉开了距离。后面一拨人，被称作民间艺人了。 精英的日子也不是都好过，精英的作品也不是都能留存。精英也分三六九等。以他们生前的爵位俸禄来衡量，精英有等差；以他们作品在后世的影响而论，精英也有高低。屈原、杜甫、苏轼等是一流的大诗人，他们的作品至今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而我们引之为骄傲的不仅是他们格律的精致，更因为他们的作品中有时代风云、人世风情和民间风貌。至于那些围着宫廷选材的精英们，如“台阁体”、“西昆派”、“酬唱集”，于今不仅草根们不认识，就是精英也得翻箱倒柜才知道。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俗文化，就像原上草，虽不会都得到历史的放大，但延绵不绝。一如精英们推崇的高雅作品一样，数量更多的俗文艺作品也消泯在历史的长途上。为什么？因为俗文化也有等差，孔子保留了“国风”，但坚决抵制靡靡之音，所以主张“放郑声”。如果说“望子成龙”更接近于草根阶层的心态，那么有多少草根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学那些可以偷着乐、但不能明着教的戏法、说法？大俗可以入雅，就像《诗经》中的“国风”那样，但低俗，即便到了极致也与雅无缘。大雅也可以做到深入浅出，但故作高雅到每一个细节反而不如朴素感人。 流传能够可持续多久是价值研究的根本课题。不分高下为雅文化辩护的精英们，应该知道那些在历史的半途上难以为继的精英是如何倒下去的。并非所有的《阳春》、《白雪》都会随年年的阳春、年年的白雪而被代代传承。不辨良莠地为俗文化撑腰的草根们，应该明白并非所有的《下里》、《巴人》都会被千千万万下里、巴人奉为心声。 在《诗经》产生的时代，利益的纷争远不如宋玉讲故事的时代剧烈。从西周到东周，下至战国，道术日裂，诸说纷纭，原本可和平共处的雅俗，也变得对立了起来。换句话说，雅俗之辩乃是政治经济格局之变的延伸。今天我们提及的“有意义”和“有意思”的纷争，无疑也是雅俗之辩的分支，是侧重凸现价值负载和利润负载矛盾的表述语。 应该承认雅俗有分别，也应该看到雅俗有共融。精英们也喜欢听笑话、传段子，草根们也仰慕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吴天明导演的《老井》是一部内涵深刻的作品，但他并不回避片中老井村村民喜欢“荤曲”的实情。去年，一部《舌尖上的中国》可谓雅俗共赏，这是医治“雅俗偏执”症的一部教科书，需要我们好好研读。 雅之于俗的意义在于，以庙堂之正纠江湖之偏。俗之与雅的意义在于，以江湖之活纠庙堂之僵。《诗》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作者为中国视协理论研究部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