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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叶适“事学”正名

http://www.newdu.com 2017-11-23 国学网 宋志明 参加讨论

    对于叶适学术思想的特质,人们通常将其归结为“功利之学”。这一看法,源自朱熹对永嘉学派的批评。他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则专事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朱子语类》卷123)朱熹实际上把南宋时期的学术类型分为三种:一种是以他自己为代表的朱学,另一种是以陆九渊为代表的陆学,再一种就是以叶适等人为代表的浙学。出于门户之见,朱熹把陆学讥讽为“禅学”,把叶适之学视为“功利之学”。对于陆学,他尚有些同情之意,而对叶适之学,则成见更深。谈到叶适之学时,他甚至用了“杜撰”、“未曾略识道理规模”、“只是笼统凭地说话以谩人”等刻薄字眼。
    全祖望编纂《宋元学案》,沿袭朱熹的说法,但没有沿袭朱熹的看法。他仍然称叶适之学为功利之学,在《宋元学案》中写道:“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乾淳诸老既没,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他虽沿用“功利”的提法,但不再抱有成见,承认叶适在南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与朱熹、陆九渊构成鼎足之势。在全祖望看来,“功利之学”只是一种事实陈述,不再是一个贬义词。
    在1949年以后编纂的《中国哲学史》教材或工具书中,大多数人仍旧把叶适之学称为“功利之学”。不过,这个用语一下子从贬义词变成了褒义词,叶适被描绘为“反理学”的豪杰。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册本《中国哲学史》,第四册第八章第四节的标题就是《叶适的功利主义思想及其对各派哲学思想的批判》。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列有“功利之学”词条,其中写道:“南宋永康学派的陈亮和永嘉学派的叶适等集功利思想之大成。”这本词典也列有词条“事功之学”,但未做释义,在编纂者看来,“功利之学”与“事功之学”属于同义词。
    其实,无论在贬义上,还是在褒义上,抑或在中性意义上,把叶适之学概括为“功利之学”,都是一种误读,并不符合叶适的思想实际。所谓“功利之学”,其核心词是一个“利”字。赞成此种学说的人,往往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解释道德关系,把道德关系归结为利益关系,把“义”归结为“利”,不承认“义”的至上性。但叶适并不这样看待义利关系。他不否认道义的至上性,只是反对离开利,片面地强调义,就有可能流为空谈。他不认同正统理学家的义利观,反对把义利截然对立起来。他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然举者不能胜,行者不能至,而反以为诟于天下矣。”(《习学记言序目·汉书三·列传》)从这段话看,叶适并没有取消道义的至上性,只是反对把道义抽象化,因而特别强调义利的统一性。他主张“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水心别集》卷三),仍旧把“义”和“礼”摆在首位。在义利观方面,叶适与朱熹是有分歧的,但只是儒家内部的分歧,并不构成完全对立的两个学派。
    我们不能把叶适之学称为“功利之学”,但可以称为“事功之学”,简称为“事学”。叶适讲的“事学”,与朱熹讲的“理学”和陆九渊讲的“心学”并称,分别代表南宋时期儒学展开的三个方向。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像辞典编纂者那样,把“事功之学”等同于“功利之学”。在“功利之学”的提法中,核心词是“利”字;而在“事功之学”的提法中,核心词则是“事”字。这个“事”,用现代哲学术语来表述,就是“实践”的意思。与“事”相联系的“功”,同与“利”相联系的“功”,并不是一个意思。事功之学中的“功”,只是对“功效”的称谓,强调做事的效用性、可行性。叶适十分看重“事”,正如黄宗羲所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宋元学案·艮斋学案》)叶适看重“事”,亦不轻视“理”,只是对理事关系的看法与朱熹有区别。朱熹主张理在气先、道在器先;叶适则主张理在气中、道在物中。他说:“上古圣人之治天下,至矣。其道在器数,其通变在于事物。”(《进卷·总义》)叶适不同意程朱对道或理的抽象化解释,认为道或理都是具体的。相比较而言,朱学的理论取向是务虚,而叶学的理论取向是务实。
    由于理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使人们造成这样的错觉:似乎只有讲理学,才符合儒学道统;而讲事学,则属异端。事实上并非如此。讲事学也是儒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儒学的一贯传统。儒学既讲价值哲学,也讲实践哲学。讲价值哲学,当然以“理”为核心话题,强调“穷理尽性”;讲实践哲学,自然以“事”为核心话题,强调“经世致用”。两个方面都照顾到,才算全面地掌握了儒学的宗旨。
    儒学讲究内圣外王、奋发有为,注重现实,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在儒家创始人孔子身上,已经表现出重视经世致用的取向。在《论语》中,孔子明确地提出知行密切相关的原则,认为行才是学习知识的目的,主张学以致用。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在评价自己的弟子时,孔子也首先要看他们是否具有治理国家的本事。
    重视事学,也可以说是儒家的一贯传统。孔子之后,荀子大讲事学,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裁万物兼利天下”(《荀子·王制》)。叶适倡导事学,可以说是接着孔子、荀子的思路讲的。在叶适之前,有重视事学的古人;在叶适之后,亦有重视事学的来者。到明末清初,颜元等人进一步发展了叶适的事学思想,强调儒学就是实学,宣称“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存学编》卷三)。他倡导“实学”,同叶适倡导的“事学”,是一脉相承的。从孔子到荀子,再到叶适,再到颜元,重视经世致用已经形成一种儒家的优良传统。在这一思想链条中,叶适构成不可或缺的一环。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光明日报》(2011年02月17日11 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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