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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正良，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国学院研究员。 一 夜读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对其中的“一别贞江六十春，问江可认再来人，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四句诗感慨最深。浸着夜色，就着诗意，我沉醉于冯先生波澜壮阔的精神世界。世界旖旎，轰然清秀的是我与冯先生的缘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个夏日，我在鲁迅文学院参加青年诗人论坛之余，与文学评论家田秉锷一起游北大未名湖。在湖畔的一个林荫小道上，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戴着一副超厚眼镜，手里拿着一根浅黄色的拐杖，坐在一个中年妇人推的小车上慢慢向我们走来。田先生告诉我，车上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冯友兰。田先生迎上去和冯先生及推车人——著名作家宗璞问候寒暄，我则有幸零距离感受大师的风采。虽然只是一刹那的邂逅，但这位文化昆仑的平民形象却耸立心头，默默呼唤我向他构建的哲学山峰凝望。 作为中国二十世纪享誉世界的哲学家，读他的自序，看到作为普通人的他很容易，但走近他的学术世界其实真的很困难。好在那时，我对哲学尤其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和康德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曾一度为将来报考北大哲学系或是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生而展望着努力着。当时，在文学创作之余，大部分时间都是浸泡在康德笔下哥特斯堡的小桥流水里，浸泡在康德设计的充满玄妙的纯粹理性里。虽然那时还很少有李秋零、邓小芒等从德文直译的康德著作译本，但蓝公武等诸先生的英文转译本已足让我如痴如醉。当我用“三判垂哲史，和平耀星空”（“三判”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辨证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和平”指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星空”指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两句诗来概括对康德的阅读感受时，我感觉和冯先生总结自己的“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有了某些心灵上的默契。就是这个诗意上的偶然巧合，让我对冯先生的哲学充满了神秘和向往，于不知不觉间沉在《三松堂全集》这片汪洋大海里。 二 在“三松堂”里游了五年多，一直是站在学界之外。那样最好，一个局外人，一个普通读者，他可以越过那道虚幻的门槛，可以不受条条框框的阻拦，可以不受学派师承的禁锢，敞开心扉，谈谈阅读后的心灵感应，谈谈思索后的一吐为快，谈谈真火面前的酣畅淋漓。客观地说，冯先生的哲学山峰，是在民族的土壤上，借鉴西方的建筑方式，用诸子作梁，用先贤作柱，外加智慧的黏合剂，一点一滴架构起来的，那里的一丘一壑、一溪一景，一石一草，无不闪烁着智者的光辉，无不散发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典哲学的芳香。 传统的往往是最有生命力的，民族的往往是最具世界性的。这在冯先生的“三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里得到了很好体现。冯先生的“三史”，潇潇洒洒200万言，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这两个数字记录，即使放眼古今中外的哲学史家也不鲜见。就是这“三史”，让一个在先秦名学的论辩余韵和“程朱”（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理学的思索延续里辗转行进了两千多年的东方古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清晰地划下了属于哲学的发展轨迹。 历史是时间的风景，哲学是历史风景里五彩斑斓的颜色。历史也好，哲学也好，似乎都跟严冬千丝万缕，似乎都要在严冬里彻骨一番，才能锃出它的光艳。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一天，正是北京最冷的时候。清华园的标志性景点——荷塘，早在刺骨的寒风里抖成一弯班驳的冰，朱自清先生笔下的盎然绿意和蓬勃韵致，只能到书本里去找寻了。就是这个冬天，中国学界的两大名著诞生了。一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老在洋洋几十万言里，引经据典，纵横驰骋，以浪漫主义诗人的奇丽想象，把沉积在历史深处的“西周社会奴隶制”说，拂去尘埃，露出其狰狞可怖的本来面目。一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上卷。杀青后的《中国哲学史》上卷，冯先生并没有急着出版。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他选择的是印成小册子，送给他的师长、同事和学生审读。 当一八三页的这本册子远涉重洋，寄赠到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胡适面前时，已是春天。那时，冯先生所居的清华园，在春阳的抚慰下，慢慢复苏，但仍是料峭袭人。千里万里之外的胡适，慢慢翻动着书页，最大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如同掀开新的历史。对于有历史癖、考据癖的胡适而言，这本册子是他希望看到的。在冯先生的笔下，无须他再钻进历史的断层里找寻什么，与先秦诸子短暂会晤后，沿一条抛物线，循“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两段坐标，千年重重叠叠的思想光阴，万卷蜿蜒曲折的心路历程，便昭然现于面前。当他用“稍稍翻阅，已可见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兴”作为《致冯友兰书》的开篇时，他关于本书的六点技术性细节问题已被读者一眼掠过。 胡适之后，历史学家陈寅恪，逻辑学家金岳霖应清华大学之托，负责审查冯著。回眸中国二十世纪的学术殿堂，此二公皆为一流大学者，都在各自研究领域风光无限。但对冯著都给予了很多溢美之词。再以后，虽有牟宗三等诸公的不同声音，但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上卷作为名著的地位已基本确立。1931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这本书。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上下卷完整的《中国哲学史》。 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出版后，在学界引起了争鸣，在读者群引起了共鸣。对于冯先生来说，既是意料之中，又是意料之外。拥者视其为中国哲学史的集大成之作，贬者认为是一家之言、不足为据。但不论是褒贬与争议，有一点却不能忽视，那就是基本一致地认为冯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迈出了历史性步伐，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时光悄悄地流着，七十多年过去了，这种声音似乎就没有停歇过。就是在争议声里，冯先生《中国哲学史》的名著地位得以稳固确立。争议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一部学术著作不朽的生命。 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我系统地读过两遍。期间曾多次尝试着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以及冯先生之前之后的哲学史家的作品作一比较。或许是爱屋及乌吧，总觉得冯先生的著作高其一筹。原因有三：一是通俗易懂。百家玄妙之思，千家精深之想，经冯先生的匠心独运，轻松跃然于白话文间而依次闪过，易熟于心，记于脑，便于用；二是脉络清晰。皇皇几千年春秋，漫漫上万里滩涂，经冯先生的疏浚清理，眼前呈现的是一条滚动思想波澜的源源哲河，哪是上游，哪是中游，哪是下游，一目了然；三是论断鲜明。子学百花齐放之势，经学义理绵长之实，结晶了万千智慧之花、思维之果，冯先生遨游其间，把奇花慧果一并采撷，并以诗情画意赋予其灵魂与生命，让欣赏者在明理释义之时，不再迷茫和混沌。 三 从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里抬起头来，窗外的秦淮秋色正日益渐浓。间或飘过眼前的片片黄页，连同夏的喧嚣，一同落进桨声灯影的秦淮河里。在这样近乎厚重的季节里，让稍稍有些寒意的风吹动心弦，不知怎的，思绪悠忽飞到了六十年前，飞到了冯先生流布最广的世界性名著《中国哲学简史》里。 1946年9月，冯先生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邀请，任该校客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为了授课，冯先生用英文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的讲稿，并命名为《中国哲学小史》。由于冯先生此前用中文也写过同样书名的一本书，故该书在39年后的1985年由涂又光先生译成中文时改为《中国哲学简史》。 我是1990年夏天读到这部北大版的《简史》的，就其阅读后的快感而言，它并非冯先生自序的“小景之中，形神自足”，它大大超过《中国哲学史》对我的吸引力。如果把《中国哲学史》看作一条中国文化的长河，那么《中国哲学简史》就是一篇简洁明快、意境高远的史诗了。在这部《简史》里，冯先生最大的诗意就是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化的转变，冯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中国哲学的精髓超越国度地展示到了世界的舞台上，让中国传统哲学秀于世界哲学之林。在这部《简史》面前，即使像我这样游走于学界边缘的人也能看出诸多玄妙奇思。其一，《简史》的逻辑分期法较之《中国哲学史》的历史分期法，使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思辨更加严密，与传统的西方哲学史名著惯用的逻辑演绎手法可以比肩。其二，《简史》在体现《中国哲学史》要义的同时，增加了诸如“中国哲学与宗教、超道德价值、儒道互补”等许多鲜活元素，这就把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天人一体的朴素思想内核，升华为中国哲学精神的大写意——一幅充分蕴涵东方文化的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交相辉映的泼墨山水。在这样的山水意境里，那些常常以为中国的历史是靠刀枪开路、中国的文化是用鲜血浸润的外国人，第一次真切看到和感到了东方古国的旷世神韵——中国哲学的精神。其三，在《简史》中，冯先生明确提出了新儒家的三个主要思想渊源，即，儒家本身、佛家和道教。从中国哲学史的前进轨迹来看，这样的综合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样的开拓完成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超越性诠释。历史选择了冯友兰，冯友兰没有辜负历史地把中国哲学的声音、中国文化的音符借助英、法、意、西等十余种语言介质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让它在世界哲学的宏大交响乐里，有了属于中国的经典篇章。 四 有人说，造物主播种春天，只要一粒蓄满生机的种子，朽木永远催生不出葳蕤的激情。而我则认为，历史老人激扬文字，只要一根支撑躯体的柱子，忘却永远寻找不到诗意的支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冯先生已经85岁高龄。先生在经历了过多过多的政治运动后渐渐趋于平淡。以前，先生在教书、写作之余，甚至无法把握惊涛之外、梦里故乡的壮美；现在，此起彼伏的浪头隐去了，曾经的起落沉浮都如过眼云烟消散在蓝茵茵的空中。站在春天的湛蓝里，作为一个单纯而又可爱的学者，冯先生的情愫与晴空丽日融为一体。用淡泊的心来看淡泊的事，用迟暮的笔来写新生的文，他的生花之笔给我们带来的将是更加葱茏的生命。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是冯先生晚年的一大心愿。这部《中国哲学史》就是“三史之一”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潇潇七大册，洒洒一百五十余万言。《中国哲学史新编》从1980年开始动笔，1990年杀青，写作期长达十年，一直陪着冯先生走到生命的终点。 《中国哲学史新编》自1982年出版第1册后，一直就是评论界瞩目的焦点，且批评诘问之声不在少数。有学者曾公开指出如果冯先生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用自己独特的思维视角去写作，其成就要高得多；有学者认为《新编》是以史学的语言而抒写的政治赞美诗，冯先生没能走出历史和时代的双重局限，急功近利的痕迹若隐若现。但这些一家之言放在大众的目光里，却显得很苍白很乏味很无聊。历史容不得假设，容不得虚构，批评更要植根于作者成长的环境，生存的土壤，植根于作品蕴涵的主题，包容的情思。否则，批评就是不负责任的泄私愤和夸夸其谈、空洞无物的纸上谈兵了。 我是要为冯先生振臂一呼，说说《中国哲学史新编》与我的情结的。在我抛妻离女一个人在外地漂泊，精神时感孤寂时，是《新编》的鲜活意象和缜密哲思陪着我度过慢慢长夜，是先生远在天国的灵魂时时来到我的梦里让我枕着大师的笑容入眠。在我一步步走近《新编》时，忽然感觉如海的思潮正涌动着跨岁月的波涛，如烟的思绪悠然在心头明亮一座精神的圣殿。推开那道东西兼容的红色殿门，我看见“阶级分析”的方法如同一根红飘带，高高维系在宫殿的大梁上，那梁蜿蜒曲折，坚固挺拔，无限绵长；我看见“唯物主义”的思想闪耀成一道绚丽的彩虹，那虹横亘千年，绵延万里，如此璀璨的光焰，足以让新实在论的华彩黯然失色；我看见“辨证思维”的视点充盈殿内外的每一寸原野，雕花、椽檐、庭台抑或绿树、田畴，不再是个体、不再是局部，它们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真际世界、有机统一的思辨时空。 《新编》的一至三册，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审视中国古典哲学，中国哲学特有的精神风貌，青春无限，活力迸射。四至五册，要言不繁，玄学、佛学、道学的辨名析理、形神关系、穷理尽性诸玄机得到了酣畅淋漓的破解，和谐思想、和谐理念不呼自彰。六至七册，是冯先生进入化境的峰巅之作，他的精神境界达到了他一生的最大高度，他在“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王国里，遨游中国近现代史的纷繁时空，兴致勃勃地在重要历史人物、重要历史事件之间逡巡，他的诗人灵性、哲人气质在天地的怀抱里得到了迸发，他的秉笔直书留下了许多惊世骇俗的真知灼见。走进《新编》，就是到一条源远流长的思想之河里中流击水，就是到一座高耸云天的智慧之巅上傲视群峰，大中华思想的传承真谛，大中华精神的千古神韵尽收眼底。 五 “三史”奠定了冯先生哲学史家的崇高地位，但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影响最广声名最大的哲学家”（贺麟语），冯先生主要是靠“六书”的浩瀚体系，成为青史留名的一代大家。 冯先生的“六书”，分别是指1939年的《新理学》，1940年的《新事论》、《新世训》，1943年的《新原人》，1945年的《新原道》和1946年的《新知言》。写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是用近乎十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作为代价，用爱国知识分子的一腔热血作为笔墨完成的鸿篇巨制。 走近“六书”，有三个问题你躲也躲不过。一是先生为什么把“六书”称之为“贞元六书”，二是“六书”藏着哪些哲学家的影子，三是“六书”闪烁着什么样的不灭光轮。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冯先生把其称之为“贞元六书”，源于一则掌故。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被迫迁徙到西南边陲。历史上的类似情况曾在晋、宋、明三朝有过，最后这些南迁的人都成为他乡游魂，回到故土只能是梦里的永远期盼。冯先生坚信，不破不立，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时期，中国人民一定能凭借顽强意志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河山耀国威。冯先生把这一过程称为“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叫做“贞元之际”。先生在贞元之际所著述并以此命名之，一志今朝艰危，二鸣将来盛世。 解析第二个问题，需要扫描先生的求学背景。冯先生年轻时长期游学欧美，尤其是在美期间，一度师从实用主义大师——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杜威的哲学思想对冯先生哲学世界观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冯先生广泛涉猎世界哲学名著和著名哲学派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莱布尼兹、斯宾诺莎、康德等哲学大师的著作都作过精深研读。洛克、休谟的经验派哲学、中世纪哲学家的原子论、维也纳学派的玄学观、黑格尔学派的融贯说等都在冯先生的思想深处留下烙印。加之冯先生成长于中国的书香门第之家，古文功底深厚，旧学渊源广博。这些因素加减乘除，就牵引冯先生的思想主潮必是东西合壁，著作方法必是博采众长、兼容并蓄。 捕捉“六书”的原韵，必须潜入第三个问题的底层。“六书”以完整的体系雄踞哲学名著，其不灭光轮是“两个世界”与“四个境界”的交相辉映，那光轮高高闪耀在冯先生的人生坐标上，高高闪耀在中国哲学史的坐标上，它是先生精神不朽的最美丽动人的象征。“六书”以《新理学》开篇，提纲挈领地架构“新理学”的自然观、社会观、历史观，有形有声地呼出“真际世界”、“实际世界”两个世界，诸多伏笔由此生发，万千风情由此成景。紧接着，《新事论》融贯唯物史观之说以讨论文化问题；《新世训》分析解释道德问题以示青年修养；《新原人》极高明而道中庸，人的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尽情彰显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先生的新理学创制达到顶峰；此后，峰回路转，《新原道》以中国哲学之基本精神的继续阐释而渐趋平和；到了《新知言》，新理学合着成熟的哲学方法论，划上了辉煌的句号。 在“六书”里走一遭，耗去了我半年时光。半年之于十年，算作短暂，但生命中有此一段真心投入、真情碰撞的日子，那是值得把玩回味、永久珍藏的。 六 人与人终究是要分手的，就像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一样，高兴得散，悲伤也得散。1990年11月26日，95岁仙寿的冯友兰先生从容而安详地走了。从此，地球上少了一个忧郁的背影，天国里多了一个欣慰的灵魂。这位几乎与二十世纪同龄的老人，用“三史、六书”的雄浑格律，为我们构建了属于哲学的诗意风景。剥开诗意的内核，那里深深藏着的竟是先生一生都挥之不去的孤独。他在孤独中等待，在孤独中反思，在孤独中著述，又在孤独中迎接新的孤独，孤独成为先生终生不离不弃的伴侣。值得庆幸的是，先生在孤独里悟出了大智慧，悟出了大境界，悟出了大文章。可以这样说，是这份孤独，使先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界卓然而立；是这份孤独，使先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界一支独秀；也是这份孤独，让我们看清了、认识了、了解了一个真实的真挚的可爱老头儿。有时，真正的学术需要这样的孤独。孤独可以让一个人在相对独立、相对静谧的空间里尽情地释放自己，孤独可以让一个人抛弃尘世的繁杂，扎下身子、静下心来，一门心思地与先哲交流，与先贤对话，使孤独后迸发的思想火花照亮艰辛的探索之旅，让后来者站在孤独者的磨难面前产生灵魂的顿悟，进而使自己不再孤独。 书与书终究是要取舍的，只是取舍的方式不同而已。冯先生的书伴着岁月而喜而悲，伴着岁月或思或想，它是能感动和留住岁月的。读他的书，你更多感怀的不是文字本身的美丽，而是一个纯真哲学家的火热良心与赤子情怀。由此，我想到了那些以艰涩求奇、以考据求异、以标榜求卓的所谓学院派哲学家们。在他们面前，冯先生更像一个平民学者。也许就是先生的平民化，使其著作在作古多年以后，仍能没有障碍地来到人民中间，走进人民的心坎，并在一代又一代后人的心海激起回澜。 在冯先生的诗意风景里逗留得久了，心中忽生这样的疑问，冯友兰是什么？在我一些肤浅的或许能代表广大普通读者的一点真实体会里，他是一泓蘸着绵绵思绪的清冽甘泉，在洗尽浩如烟海的文字铅华后，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他是一盏暗夜里启明引路的不熄灯火，在照亮长约几千年的封建隧道后，让探索者找到先辈的足迹，走进那多姿多彩的精神家园；他是一座思想演进漫漫征程的醒目基石，在诠释了什么是中国哲学，什么是中国哲学史之后，挺拔了一个时代的高度，还原了一批哲人的本色。进而把零星的碎石堆成了高耸的智山，把涓涓溪流汇成了宽阔的慧海。阅读这个用生命传递哲学真火、用诗意营造风景的老人，我的守望缩短了与诸子的距离，我的反思沸腾了连接先贤的时空。 就要离开冯先生的诗意风景了，我突然想起了卞之林先生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