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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亭 王安石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又重来！ 据《史记·项羽本纪》所载，项羽在垓下兵败后率领从骑八百余人突围南奔，沿阴陵(今安徽定远县)经东城(临淮关)到达长江边的乌江亭(今和县乌江镇)，这时只剩下二十八骑。面对茫茫的大江，当时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听从乌江亭长的劝告：“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另一种是认为：“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笈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笈独不愧于心乎？”于是心甘情愿自刎而死。围绕着这段历史公案，一些咏史诗的作者从不同的创作动机、不同的观察角度出发，往往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如唐代诗人杜牧的《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安可知？ 杜牧认为乌江亭长的意见是对的，胜负乃兵家常事，能忍辱负重方是真正男儿。如果项羽能有这样的心胸和眼光，凭借着聪明勇敢的江东子弟，未必不能卷土重来！南宋诗人李清照的观点则同杜牧相反，她赞同项羽的观点：“生当为人杰，死亦作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咏史》）她认为项羽之一生：生得英伟，死得壮烈，不肯过江东正是他英雄性格的集中体现。初唐进士、武则天时代员外郎于季子的观点与李清照近似：“北伐虽全赵，东归不王秦。空歌拔山力，羞作渡江人”（《咏项羽》）。也许李清照的《咏史》就是受此启发，以来抨击偏安江左，不敢渡江北伐的南宋小朝廷。 王安石的这首《乌江亭》既不同于杜牧的《题乌江亭》，也不同于李清照、于季子的《咏史》、《咏项羽》，而且同上述的观点都相反。上述的观点尽管角度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就是他们都站在同情项羽的这个传统立场上来分析问题。王安石却一反传统，认为项羽在军事上败局已定，在政治上也失去了人心(包括失去了江东老根据地的人心)，因此不论他是否渡江，都不可能卷土重来了。诗人能站到民心向背这个高度来分析问题，似比杜牧等人的咏史诗稍胜一筹，同时由于这首诗力翻传统旧案，也给入耳目一新之感。 诗的首二句是叙事，叙事之中杂有咏叹。百战，指项羽兴兵灭秦以及与刘邦争天下所经过的上百次战役。百战既是虚数也是实指，因项羽就说过：“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项羽本纪》)。疲劳，不只是指连年征战造成将士的疲于奔命，更重要的是带有对项羽失败原因的探讨。汉高祖统一天下后大封功臣，他采纳鄂千秋的建议，列萧何功为第一；而把“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的曹参列为第二。因为刘邦认为萧何能守住关中根据地，补充军卒，输给粮草，按时不匱。这是“万世之功”(《史记·萧相国世家》)。相比之下，项羽虽自封为西楚霸王，但对江东地区并未很好经营。兵源既不足，粮秣供应又经常受到下邳彭越的袭击。所以“疲劳”二字暗中也包含了由于没有巩固的后方，因而给人民和军队带来的种种不利，这也为下面所说的江东子弟不肯为之效命埋下了伏笔。“壮士哀”的含义也是如此，它不只是征战疲劳而发出哀叹，内中也是包含了对项羽本人的不满和失望的。项羽入关后，火烧阿房，分封诸侯，焚掠百姓，这就失去了民心。表面上为人“仁而爱人”，实际上“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史记·高祖本纪》)，这当然要造成部下将士的哀叹和不满了。项羽在争天下中的这些问题和失误，在垓下一战中彻底暴露了出来，从而也导致了总的崩溃。据《史记》记载，垓下之战，项羽不但军事上失利，而且也失去了民心，自己也失去了斗志。《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项王军壁垓下，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下数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史记·项羽本纪》)。司马迁是同情项羽的，这段描叙满怀感情地为我们刻划出一位失败了的英雄悲壮的形象，但通过这段描叙，我们也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项羽无论在军事、政治、民心、士气上皆大势已去，不可挽回了。王安石把这种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用一句话加以高度概括；“中原一败势难回”。这句诗既是由上句“百战疲劳壮士哀”导出的必然结论，又是一反历史上传统看法，对项羽的结局作出品评，充分体现了咏史诗以分析品评为主的特色。下面两句，则是针对前人的传统看法进一步加以评论。王安石的分析，别出机杼，他不着重于军事上的得失，经济上的足乏，而主要从民心的向背来判断战争的胜负，确实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也是比杜牧等人咏史诗高明之处。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观点也始终贯穿于王安石所写的其它关于楚汉战争的咏史诗中，如《范增二首》； 中原秦鹿待新羁，力战纷纷此一时。 有道吊民天即助，不知何用牧羊儿！ 巢人七十漫多奇，为汉驱民了不知。 谁合军中称亚父，直须推让外黄儿。 项羽准备屠外黄城时，听从外黄城内一个小儿的劝告，为争取民心，放弃了屠城。这首诗也是一反传统观点，认为战争胜负主要决定于民心的向背，号称亚父的范增还不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儿懂得这个道理。 王诗后两句在艺术处理上也很特异，从形式上看似乎不通，宋与秦已相距八百多年，当年的江东子弟不可能“今虽在”，今天的江东子弟更不能为八百年前的项羽效命。实际上，这是一种时间上的大跨跃，用情感来改造时间。在诗人眼中，战争胜负决定于民心的向背，这是古今一理，由于项羽失去民心，不管他在何时何地，人民都是不肯为之效命的。这种从现实中提取出来又超越现实的客观真理，我们谈起来不但没有时间上的荒谬感，相反觉得诗人观察敏锐，识见高远。当然，这种用情感改造时间的写法，也不是王安石的独创，如白居易的《和燕子楼》：“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诗经·釆葛》。“彼釆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都是这种写法，王安石不过善于借鉴，善于翻新罢了。 王安石一生写过不少咏史诗，就其内容来说都是一反传统，标新立异，但在艺术上却可分成两种水准；一种是象《商鞅》、《范增》那样的咏史诗，纯粹议论、章法平直、诗意浅露，这在王的咏史诗中算是下乘；另一种象《明妃曲》，虽有议论，但全诗景物描写细致，人物形象鲜明，感慨深沉隽永，则应算其咏史诗中的上乘。这首《乌江亭》，议论之中兼有叙事、描写和感慨抒发，读后耐人寻味，虽比不上《明妃曲》，但也可算咏史诗中的佳品了。 最后想说的是，王安石此诗虽然立论新颖，批判尖锐，但也并非全是新创，其中也有继承。晚唐进士汪遵就写过两首关于评论项羽不过江东的诗作，皆写于和州乌江，一首叫《乌江》：“兵散弓残挫虎威，单枪匹马突重围。英雄去尽羞容在，看却江东不得归”；另一首叫《项亭》：“不修仁德合文明，天道如何拟力争。隔岸故乡归不得，十年空负拔山名。”立意皆是批判项羽暴虐，不修仁德，违反天道，自然败亡，最后是英雄末路，有家难归。汪遵是安徽宣州泾县人，与和州为邻州。王安石年轻和晚年皆在金陵，与和州、宣州都很近，读过此诗并受其影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另外，王安石此诗有继承更有创新，对后人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其立论的角度，但思想深度似乎都没有超过王安石。如清代诗论家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云：“杜牧之《题乌江亭》诗：‘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此翻已奇。荆公又翻之云：‘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牧之诗好奇而不谙事理，荆公诗於事理较合，然论项王，亦未得要害处……愚意羽大罪在弑君”（卷四）他认为王安石《乌江》的思想批判超过了杜牧，项羽之败亡，符合天心民意。但认为项羽起兵反秦，杀掉秦王孙心，这是项羽最大的罪过，这就是腐儒之论了。  安徽和县乌江镇霸王庙 霸王庙内项羽像 附 录 《南濠诗话》 明·都穆 杜樊川《题乌江项羽庙》诗云：“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后王荆公诗云：“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荆公反樊川之意，似为正论，然终不若樊川之死中求活。谢叠山谓柳子厚书箕子庙碑阴，意亦类此 《谰言长语》卷下 明·曹安 人非尧舜，岂能每事尽善。然古之人有负重名者多矣，失其所依，或改其初心之类不一，固可悯焉，亦不逃君子之清议也。史有数百言不能悉其事者，诗以二十八字咏而尽之。如范增之从项羽，钱舜选云：“暴羽天资本不仁，岂堪亚父作谋臣。鸿门若遂尊前计，又一商君又一秦”；刘后村咏杨雄云：“执戟浮沉亦未迂，无端著颂美新都。白头所得能多少，枉被人书莽大夫”；方秋厓咏张华云：“堪笑张华死不休，徒精象纬古无俦。中台星折何曾识，秪识龙泉动斗牛”。亦可谓之诗史。然诗亦责之大过者，完颜璹咏马援云：“可叹迂疏一老翁，岂堪床下拜梁松。明珠薏苡犹难辨，万里争教论杜龙”；瞿宗吉咏狄梁公云：“社鬼祠神总遁藏，花妖月媚敢披猖。梁公正直难欺侮，却事宫中武媚娘”。世谓杜牧之《项羽庙》诗，死中求活。王荆公解之云：“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薛能讥孔明，张养浩解之云：“廊庙草庐初不异，谁言只合卧终身”。能后遭军乱杀死，则孔明未可薄也。 《养一斋诗话》卷四 清·潘德舆 杜牧之《题乌江亭》诗：“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此翻已奇。荆公又翻之云：“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牧之诗好奇而不谙事理，荆公诗於事理较合，然论项王，亦未得要害处。晚唐人“不修仁德合文明，天道如何拟力争”，皆非要害，不足为笔挟风霜。曩一友持《续范增论》见示，力駮长公说，词气衮衮可爱。予谓之曰：“君作欲跨苏文上，诚属有志。愚意羽大罪在弑君，增甘心为贼党，以此十二字作主，增案乃定，苏文亦不攻自破。此似得其要害处也”。夫要害处乃经史之大义，大义与好议论自别，作论史佳诗，非深於经法不可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