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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代纷乱的世局造就了时人独特的生命感受。生死之事作为命里应有之义，却经常被人为地强调与凸显出来。孔子所言“未知生，焉知死”，到了这一特殊时代，也被尘封起来。有关百年之后的人事与梦想，不经意间即从魏晋时人的言行之中流露出来。 据《晋书·羊祜传》记载，西晋羊祜乐山水，每访风景于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与僚属语：“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言语中弥漫着悲凉与哀戚的慨叹。羊祜将人的生命置于亘古永存的山水之间，自然难免生命不永、须臾即逝的无奈与惆怅。这样一种看似极不明智的旷世之悲，却是时人的普遍情绪。东晋的王羲之在他著名的《兰亭集序》一文中，同样透露了生死的困惑。 永和九年（三五三年），孙绰、谢安、支遁、王羲之等名士和王氏子弟四十来人齐集会稽西南的兰亭。时值三月初三，他们的集会源于一种古老的风俗叫“修禊”，即古人会在当天临水祭祀，以攘除不祥。兴许由于当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加之当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所以仪式过后，这帮名士的风雅瘾又犯了。他们饮酒赋诗，曲水流觞，畅叙幽情。如此盛会，千古难逢，想必与会者也有切身体会，故此王羲之称此次聚会已经“极视听之娱”了。然而，欢娱之后，他们又不期然地感到这背后有惘惘的威胁。生死之悲成为时人挥之不去的幽暗魅影。 在美景盛会之中，王羲之顿然觉得：“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人生苦短，就有如抬头与低头的一瞬间。唯其如此，所以只有及时行乐。但是，悲哀一旦袭来，连眼前的乐景乐事都不能救赎心情，而只能徒增一层悲凉，正如《诗经》所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此刻的王羲之触景伤情：“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于是，一场盛会演化为对死生的冥想与痛心，忧伤有如裂帛之声，穿越千古而来。王羲之像羊祜一样想到了前贤往圣：“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时代动荡如斯，个体往往朝不保夕，这种沉痛的体验让王羲之不得不直面现实，而斥责庄子生死同一、彭祖殇子同寿的观念为荒诞不经。 由此可见，魏晋时人的旷世之悲及其解救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由乐而悲的情感抒发模式。他们总会在游山玩水的惬意背景下，情绪急转直下，为人生短暂而苦恼。其二，“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他们总会想起历史中的贤达胜士，也曾在此山此水之间徜徉抒怀，而如今已是湮灭无闻，不禁想到当下的此情此景在百年之后，也将同样成为历史的陈迹，于是悲从中来。其三，积极的享乐主义与现世情怀。尽管生命不永，他们总会怀抱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化忧伤的思想为及时的享乐。可以说，他们是一群悲情的享乐者，游走于现世与历史之间。 当然，六朝的悲情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渊源有自，并且源远流长。《古诗十九首》给我们透露了许多汉代的行为观念，其中，“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以及“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等句，与魏晋时人的生命情结如出一辙，可知后者沿袭前者而来。而初唐诗歌比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其间蕴含的生命意识与历史情怀，则明显带有魏晋时人的思想印记。 魏晋时人的旷世之悲还导致追求长生观念的盛行，而这又导致服药之风的盛行。所谓“药”，即寒食散，又称五石散，时人认为服食后可美容美颜与补肾壮阳，甚至可延年益寿。因服食后浑身发热，需要散发，必吃冷食，所以称“寒食散”。鲁迅在那篇著名的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认为，服药之风对魏晋许多行为方式、审美情趣及价值观念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服散之后，皮肉发烧，窄衣容易擦伤皮肤，穿鞋也不方便，于是当时便流行大袖宽衣、不穿鞋袜而穿木屐，等等。但是，服用寒食散之后，极可能中毒而死，这无疑是对长生目的的一个反讽，故魏晋以后此风乃止 其实，六朝虽然弥漫着旷世的悲情，充斥着“行散”的名士贵族，但也不乏理智而清醒的人生体认者。《南齐书·豫章王嶷传》载： 嶷谓上曰：“古来言愿陛下寿偕南山，或称万岁，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怀，实愿陛下极寿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复何可得？止得东西一百，于事亦济。” 这只是六朝时代君臣的一次普通对话，但它背后的生命意识却已经超越于六朝之外，故而值得在此复述一次：萧嶷对武帝萧颐说，自来称颂皇帝寿比南山，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只是拍马溜须一类的恭维话，而我由衷地祝愿您长命百岁就够了。武帝答说，长命百岁又谈何容易呢？只愿活到将近百岁，人生就算美满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