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与韩国人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是一位在韩国家喻户晓的圣贤，韩国人尊奉他为“万世之表”，每年都要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典大祭”。 据说，韩国三星公司的创始人李秉哲，生前将《论语》当做人生和经营的指南，此书至今仍然是韩国书店里的稳销书之一。 朴正熙时代，韩国推行儒家“忠”的思想和经济建设相结合的“儒家资本主义”模式，创造了经济腾飞的“汉江奇迹”。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表白过，在他的一生中，一直在受到孔子和孟子思想的影响，孔子的很多教诲为他指引方向。 20世纪90年代，韩国家庭伦理剧侧重于彰显出以“孝”为中心的儒家伦理，撩拨诸多中国观众的心弦，在中国掀起了一股“韩流”热潮。 然而，使我们大惑不解的是，在如此标榜“忠孝”的国度里，竟然不间断地发生“自杀”悲剧。 2009年，前总统卢武铉坠崖自杀，震惊全世界，韩国举国致以哀悼。 近几年，接二连三地传来韩国明星丢弃骨肉而自杀的消息。 据统计，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中，韩国的自杀率已经连续八年排名第一。 这些现象令人深思，促使我们探索其不解之谜。 儒学的传入和普及 韩国是接受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影响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古朝鲜时代，孔子的基本精神通过表意文字——汉字传入到朝鲜半岛（韩国人称之为“韩半岛”）。 在公元1世纪前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时期，儒学开始得到官方承认，通过教育体制在上流社会传播，即先在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国传授后，经半岛西南部的百济传入东南部的新罗。高句丽在小林兽王二年（公元372年）时建立中央教育机关“太学”，教授儒学经典“五经”。百济在公元3世纪，就有了儒学教育机关，并设立五经博士制度，培养出研究孔子思想的学者，由这些学者东渡到日本讲学《论语》。而三国中接受儒学最晚的新罗设立专门的儒学教育机构“国学”，实行了以“五经”为主的教育。 新罗在公元676年统一朝鲜半岛后，选派留学生到唐朝都城长安学习儒学，这样儒学传播得更迅速。新罗末期文人，汉文学的开山鼻祖崔致远，年仅12岁只身西渡入唐求学，刻苦研习6年后进士及第，留在大唐先后担任侍御府内奉、都统巡官、馆驿巡官等重要职位，十年后回国在新罗王朝担任要职，至今传为佳话。2007年，崔致远纪念馆在中国扬州建成，馆内藏有很多宝贵资料。 公元10世纪，高丽王朝代替新罗王朝，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之监和地方教育机构——“乡校”，这更加加强并深化了儒学的教育和研究活动。统一新罗和高丽时期虽以佛教为国教，但在公共教育机构均以儒学为基本教材培养了人才。另外，高丽时期许多儒家学者开始创办私学教育弟子。从高丽末至整个朝鲜王朝，从中国引进的“朱子学”（在韩国叫“性理学”）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1367年，高丽王朝建立儒学教育机构“成均馆”，任命当时一批著名儒者讲授了朱子学。与此同时，随着《朱子家礼》、《小学》等礼书的输入，出现了儒学影响扩张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新局面。 1392年，高丽王朝灭亡，李氏朝鲜王朝建立，实行“崇儒抑佛”政策，大力扶持和增设公立教育机构，各地的儒家学者也纷纷创办私学，推动了对全民的儒学教育。从此，儒学成为国家统治思想，并走向本土化和大众化。 “孝”的张扬，“忠”的重塑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而“孝”是“仁”的根本。“仁”指“爱人”，故“孝”应以“爱”为基础。 孝文化随着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就受到朝鲜半岛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而广为传布。 到李氏朝鲜后期，以实学思想家丁若镛的《广孝论》问世为契机，强调和扩大了“孝”横向的相互爱护关系和应用范围，从而颠倒了中国孝文化中“忠先孝后”的传统。这可谓是基于性理学对人的本质进行深入研究的结果。这样一来，更接近了孔子的原本思想。 以“孝”为中心的儒学尤其是性理学在朝鲜半岛深受欢迎并成为主导文化，与岛民们的民族理想和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首先，儒家以人为本的“仁”的思想，与古朝鲜檀君建国神话中提示的“弘益人间”即人类共荣的思想是相通的。其次，朝鲜半岛虽然本土宗教比较淡弱，但其拥有以开放性、包容性、和合性为基本特点的本土文化——“风流道”，它为接受外来的优秀文化提供了肥沃土壤。“风流道”源于萨满教（也叫巫教），是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统合所有土著宗教，并吸收儒、佛、道三教的根本思想，发展成高级的文化形态。所谓“风流”，是指人与自然和艺术浑然一体的美学境界。而风流道的本质，在于人与“神”结合为一体，从而接近宇宙的真理。由于儒学排斥神秘色彩，可以说半岛人的民族精神和中国儒学本质上是不同的。 在半岛人的意识与观念中，不仅孝大于忠，而且“忠”的对象也与中国不同，即坚持“忠国不忠君”。前总统朴正熙推行的经济模式得以成功的秘诀，也许与他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而是站在国民的根本立场上，号召“忠国”而引起全国民的共鸣不无关系吧。 “东方礼仪之邦”的美誉与阴影 “仁”和“礼”是儒家文化中最基本的两个核心问题。孔子说过，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礼乐”是没有用的。因此，“礼乐”应以“仁爱”为精神内涵。 素以“东方礼仪之邦”著称的韩国的“礼仪”，其可贵之处在于，它包括“礼法”和“义理”的两个价值基准。“义理”作为朝鲜王朝时期“性理学”的中心概念，指坚持正义的刚强的信念。正是这样的儒家文化培育了同倭敌抗争到底的李舜臣等“忠国”英雄，至日本殖民地时期发展为“爱国儒教”。 然而，深入研究儒家根本思想的朝鲜王朝学者们固守实质上融合了儒、释、道的性理学，而甚至排斥从明朝传入的阳明学。这种排斥也曾起过负面作用，即引起了学术上的争执和与政治有关的党派斗争。这与他们一方面坚持开放与和合的态度，另一方面追求纯粹的、正统的、完美的思想的传统民族精神有关。 而中国的礼教传到朝鲜半岛以后，与本土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取长补短，形成了一些美风良俗。更有趣的是，儒家文化与“风流道”精神相结合，创造了“拌饭式”韩国文化，造就了今日民族文化的繁荣景象——“韩流”。 但是，韩国传统文化尚未完成现代转换，而近代传入韩国的基督教亦未实现韩国化，东西文化的汇合处于混乱状态。韩国人过分注重等级秩序，难免破坏平等而友好的人际关系；过于重视名分是自杀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不可否认，拜金主义、网络恶言，也在败坏“礼仪之国”的社会风气。 去年年底，韩国前总统朴正熙之女朴槿惠当选韩国第十八届总统，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至今仍单身的朴槿惠向国民称自己早已嫁给了国家。也许在被称为“世界第一儒教国家”里，没有比这句话更牵动人心的话语了。对她能否后继其父亲，再一次创造奇迹，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作者简介：金成玉，女，朝鲜族，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文学博士，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韩国文学和中韩比较文学研究工作。发表专著《廉想涉〈三代〉与巴金〈家〉的比较研究》、《崔曙海小说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