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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旧楼就要拆了。2012年圣诞前夕，我毅然放下正在紧张写作的鲁迅传《苦魂三部曲》之二《野草梦》，冒着严寒，从香山出发，行程数十里，前去告别。由于堵车，到达时夜幕已降，我忍受着北京十年来少有的寒冷，站在南小街路口立交桥上，朝这座老式五层灰楼行注目礼。在东边“徽商故里”和西邻“中信建投”辉煌彩灯映衬下，灰楼显得那样寒酸、破旧、矮小，令人很难相信这就是国家最高的出版机构。然而，她却令我永远难忘，怀旧之情油然而生。 第一次进入这座旧楼，是1978年末，我怀揣着何其芳夫人牟决鸣的推荐信，去找正在这里参编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陈涌同志。那时，他右派问题还没有解决，不大愿意见生人。我刚来时，有些尴尬，但是一看到牟决鸣的信，陈涌同志立刻眼睛闪亮，似乎伴着泪花，与我紧紧握手，像见到了多年的老朋友，随我一起到东单西裱褙胡同38号看望了牟决鸣。他俩一见面就百感交集，激动不已。 从此，我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的常客，常到那里看望陈涌同志。那时红楼四层西边楼道是参编人员的临时住室，过道墙上贴着用地方粮票对换全国通用粮票的告示。楼内很阴暗、拥挤，现在听来如雷贯耳的大学者、大作家，如陈涌、严家炎、朱正、蒋锡金、郭豫适、包子衍等，都俩人一间住在小屋里。我1979年10月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以后，又常到那里为《鲁迅研究》约稿。深冬的一个晚上，我去拜访蒋锡金和朱正先生，他们两人住在一间屋子，两张床中间是一张共用的长桌，两人相对而坐，都在用功读书。蒋先生见我来，很热情，谈话中拿出自己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全是用各种颜色的彩笔做的读书笔记，有几页是专门读朱正先生最近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正误》等书的笔记，重点处用红笔抄写，有的地方用绿笔，有的则用黄笔或黑笔，清楚工整，一看就是在下真功夫做学问。朱正先生也拿过看了一下，大为感动，啧啧赞道：“老前辈做学问真是扎扎实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想来，历历在目。过了几天，又去看望，他们都不在，只有包子衍先生一人在一间房里埋头用功，我见他很专注，说话声音很低，看来身体虚弱，没有多谈就退了出来。但与包先生的这次惟一一面，却在我心中刻下了难忘的印痕。几年后王锡荣先生赠给我由他一手编印的《包子衍纪念集》，从书中知道是1957年的厄运与长期超负荷的劳作及艰苦的工作环境，使包子衍先生患上癌症，英年早逝。他苦心经营多年的两厚册《〈鲁迅日记〉类编》也不知去向了，我唏嘘不已，感慨万端，并由衷感佩锡荣兄对师友的忠厚与诚笃。而他，当时只有二十几岁，也曾住在这里参编《鲁迅全集》。 1980年鲁编室特聘请林非先生参与《鲁迅全集》终审，一天晚上，我去看他并带去了新写的《关于鲁迅的“遵命文学”问题》。他大致浏览一下稿子，就带我去朱正先生的屋里，鼎力推荐这篇文章。朱正先生尊重林非先生的意见，将此稿刊登在《鲁迅研究文丛》第3辑上。这是我调入鲁研室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与人民出版社的情谊是1982年建立的，人民出版社的老社长曾彦修先生担任《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的主编，我初期也参与编辑。曾老平易近人，与我一见如故，送给我他编著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扉页题曰：“请张梦阳先生批判”。因为当时正有人批判此书。我当然是不会批判的，却与他相合，翻译了鲁迅生前屡次嘱咐中国人尽早译出的《中国人气质》。开会时看见一位老人在旁边殷勤地端茶倒水，起初我以为是人民社的老勤务，后来才知是著名编辑家戴文葆先生。由此产生了无限的敬意，同他成了忘年交。那时，我主持编纂的《1913至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正处于最艰苦的阶段，受到一些人的诋毁，自己也有些疑惑，戴文葆先生特地在人民出版社四楼东边拐角他的办公室里与我促膝相谈了很久，以大出版家、大编辑家的高瞻远瞩看待《汇编》一事，说道：“这是功德无量的善事，一定要坚持下去！”最后一次见面是十年之后的90年代初，我从乘52路公共汽车去社科院上班，从中门上去就见戴文葆先生在前门出口站着，他微笑着朝我递来亲切的眼神，我也点头招呼他，很想过去跟他聊一聊，告诉他五卷一分册一千万字的《汇编》在林非先生和他的鼓励下已经出齐，反响极佳。但是中间密密层层隔着很多人，终于不能靠近，他到建国门就下车了。不久听到他逝世的消息，使我惆怅了多日，现在一闭眼就想起他慈善的目光，泪水忍不住往外流。 2011年，为了纪念鲁迅诞生一百三十周年，我写了积累多年的《鲁迅对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交给孙兴民先生，我到出版社亲校最后一稿，在楼下排版室待了一天。简陋的地板凸凹不平，险些将我滑倒。兴民先生急忙扶住我。我跟他玩笑道：“这就是中国最高出版机构的地板，省一级的出版社都比你们阔气得多。”兴民笑笑说：“没关系，房子旧，不是照常编书吗？”他以最快速度赶在纪念日之前出版了此书。 最近，从《家园》上看到黄发有先生的《稿费单背后的温情》，谈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已故高贤均编辑为邓贤的《中国知青梦》预支稿酬一事，极为感动。这样的编辑，目前很少见了。而这样的善事就发生在这座旧楼中，戴文葆、高贤均等等不胜枚举的好编辑在这座旧楼中默默无闻地编出了多少世界名著，造就了多少大作家、大学者啊！我怀念这座旧楼，更怀念这座旧楼里老编辑们的高尚情操与踏实、严谨的编风。我想，旧楼拆除，建起新的大楼之后，搬进新楼的同志一定会保持传统的旧风，让后人永远怀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