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吴小如先生的学生编写的《学者吴小如》一书，最过目难忘的是小如先生的冰雪精神，赤子之心。书中特别提及其少作对名家以及他的老师的评点，直言不讳，率真而激扬，真是令人格外感喟。因为面对今日文坛红包派发、商业操作的见多不怪的吹捧文章，这样的文字，几成绝响。 看他批评钱钟书：“一向就好炫才。”说钱虽才气为多数人望尘莫及，但给读者“最深的印象却是‘虚矫’和‘狂傲’”。他批评萧乾的《人生采访》文字修饰功夫“总嫌他不够扎实”。他批评师陀的《果园城》“精神变了质”：“失败的症结不在于讽刺或谴责，而在于过分夸张——讽刺成了谩骂，谴责成了攻讦。”他批评巴金的《还魂草》拖泥带水，牵强生硬，“一百多页的文字终难免有铺陈敷衍之嫌”。 就是自己的老师，他的批评一样不留情面，敢于指手画脚。比如对沈从文的《湘西》等篇，他说道：“格局狭隘一点，气象不够巍峨。”“作者的笔总还及不上柳子厚的山水记那样遒劲，更无论格古情新的《水经注》了。”对于废名，他直陈不喜欢《桃园》，因为“没有把道载好”，“即以‘道’的本身论，也单纯得那么脆弱，非‘浅’即‘俗’”。 这让我禁不住想起法国音乐家德彪西。2012年，是小如先生90岁寿，是德彪西诞辰150周年。两位年龄相差整60岁一个甲子的人，直率的性格以及对待艺术的态度，竟然如出一辙，遥相呼应，相似得互为镜像。 年轻时的德彪西，一样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说贝多芬的音乐只是“黑加白的配方”；莫扎特只是“可以偶尔一听的古董”；他说勃拉姆斯“太陈旧，毫无新意”；说柴科夫斯基的“伤感太幼稚浅薄”；而在他前面曾经辉煌一世的瓦格纳，他认为不过是“多色油灰的均匀涂抹”，嘲讽他的音乐“犹如披着沉重的铁甲迈着一摇一摆的鹅步”；而在他之后的理查·施特劳斯，他则认为是“逼真自然主义的庸俗模仿”；比他年长几岁的格里格，他更是不屑一顾地讥讽格里格的音乐纤弱不过是“塞进雪花粉红色的甜品”……他口出狂言，雨打芭蕉，几乎横扫一大片，肆意地颠覆着以往的一切，他甚至这样口出狂言道：“贝多芬之后的交响曲，未免都是多此一举。”“过去的尘土不那么受人尊重的！” 有意思的是，无论小如先生，还是德彪西，这样直率甚至尖刻的批评，当时并没有惹得那些已经逝去的大师们的拥趸者，和依然健在被批评者火冒三丈，或是急不可耐地反批评，或者带着嘲笑的口吻说其“愤青”一言以蔽之。这种对于年轻人的宽容，既体现了那些学人作家与艺术家的宅心宽厚，也说明那时的文化氛围，如当时的大气与河流少受污染。这是一种文化的生态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作家、艺术家与批评家，万类霜天竞自由，能够一起相得益彰地成长。 于是，小如先生以年轻时对前辈与老师直率的批评，和对艺术与学问的真诚态度，步入他以后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学问之门。德彪西也是这样，打着“印象派”大旗，以其革新的精神，创造了欧洲以往从来没有的属于他自己的音乐语言。在他32岁创作出《牧神的午后》时，法国当代著名作曲家皮埃尔·布列兹，就曾经高度评价并预示：“正像现代诗歌无疑扎根于波特莱尔的一些诗歌，现代音乐是被德彪西的《牧神的午后》唤醒的。” 说起那些少作，小如先生说自己是“天真淳朴的锐气”。燕祥说他是“世故不多，历来如此”。天真和世故，是人生与学问坐标系中对应的两极。我想，这应该就是小如先生的老师朱自清所说过的那种“没有层叠的历史所造成的单纯”吧。学者也好，文人也罢，如今这种单纯已经越发稀薄，而世故却随历史的层叠，尘埋网封，如老茧日渐磨厚磨钝。自然，如小如先生和德彪西年轻时的那种“天真淳朴的锐气”，也就早已经刀枪入库，只成为了可以迎风怀想的老照片。 但是，我一直以为，小如先生也好，德彪西也罢，他们年轻时的那种“天真淳朴的锐气”，其实更是一种如今文坛和学界所匮乏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存在，文人之文，学者之学，才有筋骨，也才有世俗遮蔽下独出机杼的发现和富于活力的发展。 小如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再有些人，虽说一知半解，却抱了收藏名人字画的态度，对学问和艺术，总是欠郑重或忠实。”对于今天的学术、艺术，或作家与作品，这段话依然有警醒的意义。对待上述的一切，我们很多时候确实是“抱着收藏名人字画的态度”，有些谦卑，有些妄想，有些世故，有些揣在自己心里的小九九，便有些欲言又止，有些王顾左右而言他，有些违心的过年话，有些成心的奉承话，甚至有些膝盖发软，有些仰人鼻息，只是没有一点脸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