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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网让我认识了一大批民国时代的国学大师，我可以幸福地仰望他们！ 当章太炎、黄侃、刘文典、赵元任、刘师培、吴宓、钱穆、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金岳霖、冯友兰、傅斯年、马寅初、李叔同、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蔡元培、胡适、辜鸿铭、郭沫若、周作人、鲁迅这些名字闪耀在我的眼前时，一个个光彩夺目，就像一颗颗璀璨的巨星闪耀在中国文化的大幕上，我只有仰视他们的能力，像一个虔诚的祷告者，却不能望其项背。前无古人不能说，后无来者是肯定的。章太炎、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仰望章太炎 章太炎是首屈一指的国学大师，他对于当代的国学思潮影响至大至深。章太炎年少时在杭州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师从俞樾学习经学与小学。自1905年起，章太炎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培养了许多国学大师。后来北京大学一些著名的文科教授，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沈兼士等，大多出自于章门。章太炎晚年退出政坛，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培养国学人才。 章太炎对小学的研究超越了传统乾嘉朴学的樊篱，不仅将小学从经学中解放出来，而且将其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再三强调：“盖小学者，国故之本，五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故而“以为文学故训，必当普教国人。”也就是说，以研究语言文字为中心的传统小学，是研究汉语文化的出发点与基础，倡导国学，首先要从小学入手。他自己的治学，由小学入门，主张音韵文字相通，以此为基础，结合西学，恢弘清代诸子学之门户，其方法已经超越了老师俞樾。 章太炎在《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中，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他从汉语言文字的固有民族文化特点出发，论证国文的基础是汉语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不同于西方的拉丁文表音文字体系，这是有远见卓识的。汉字的单音独体，造就了汉语写作的声律之美，同时，汉语的象形写意的特点，使得汉语文章具备形象直观，抒情言志的的特质，是人格精神与审美精神的寄托与表达，通过“神”、“气”、“音节”、“义法”等概念加以表述，与西方语言文章写作有着本质的不同。 仰望陈寅恪 陈寅恪，二十世纪最传奇的国学大师，被称为“教授的教授”。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他是一位中国文化传统的忠实守望者，他留下的宝贵无形遗产，已全部凝聚成他墓碑上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他尽一生心血谱写的绝唱。 陈寅恪出身名门，继承了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的家学，终身保持着名门士族的傲骨与清高。吴宓说：“先生一家三世，宓夙敬佩，尊之为中国近世之模范人家……先生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而无锦衣纨绔之习，所谓‘文化之贵族’。”他在早年流离中丢失了弥足珍贵的书稿资料，致使他计划中的许多书未能见世人，颠沛流离的岁月毁坏了他的健康，更在创作力最旺盛的中年夺走了他的双目，晚年更遭遇膑足之苦，同时忍受着极大的羞辱与折磨。弘扬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强烈生命意识促使他坚持在黑暗中钩沉索隐，以口述的形式完成了经典巨著《柳如是别传》。 陈寅恪在困居一室的精神遨游神交中，超越了苦难，对自己的境遇释然开怀：“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一代，其遭逢困厄，声名淹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在陈寅恪看来，人文精神的陶冶和民族学术的继承发展是文化教育最重要之事。陈寅恪的生是一种深沉的文化选择，带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强烈使命感，与类似司马迁那样忍辱偷生发愤著书、藏之名山留待后人的坚强愿望，陈寅恪在晚年将生命之火全力点燃，用传统士人的坚贞完成了他最后的工作。陈先生的遗志，此刻正担负在我辈肩头。陈寅恪先生之学不必人人皆学，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值得每个中国人铭记一辈子。 仰望王国维 王国维是近现代史上的著名的国学大师，在文、美、史、哲、文字、考古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生平着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王国维对人生的看法受中国古代的老庄、佛教与西方的叔本华、尼采哲学影响较深。王国维对美与自由的极力推崇，与他对现实人生的极度失望有关。他生活的清末民初，整个社会都被一种世纪末的情绪所困扰。王国维痛感于人们失去理想，惟知狗苟蝇营，追逐实利，而这种心态又集中在浊臭不堪的官场上。王国维以一个钟情学问，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对这种浊污的社会机制与价值观念猛烈加以抨击。王国维将美学问题与改造国民人格的问题结合了起来，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忧国忧民精神。 王国维认为要使中国人的感情世界得到拯救，主要是使感情有一个得到栖养的园地。他认为，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美术。美术通过艺术的方式来陶冶人的情趣，使人的情感得到升华，得到寄托，而这方面中国是很欠缺的，惟其欠缺，才需要大力提倡。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有精神上的寄托总比没有要好。在这一点上，他的学说显然与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有所不同。但王国维将宗教和美育与当时对国人灵魂的挽救相融合，与构建人格相结合，这种思路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 仰望梁启超 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改良，晚年退出政坛，回到书斋，成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首，充满着国学情怀。 梁启超对古人有一种哀悯与同情。1922年11月3日，他发表了两次讲演。在《屈原研究》的讲演中，他以满怀情感的讲演向听者介绍了屈原的作品，娓娓道来，深入浅出。他赞叹：“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从前并不是没有文学，但没有文学的专家。如《三百篇》及其他古籍所传诗歌之类，好的固不少；但大半不得作者主名，而且篇幅也很短。我们读这类作品，顶多不过可以看出时代背景或时代思潮的一部分。欲求表现个性的作品，头一位就是研究屈原。”梁启超充分肯定了屈原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从精神人格到艺术形态、审美风格上的巨大影响。他还将屈原的作品与哥德相比较，赞叹：“这类作品，读起来，能令自然之美，和我们心灵相触逗，如此，才算是有生命的文学。”将学术与情怀相结合，这就是国学大师的精神。 梁启超认为，人的审美趣味的培养既要靠自己的先天器官，同时也依赖于后天的教育，即诱发的作用，而从事诱发的途径不外乎三种，即文学、音乐与美术。梁启超对于美充满着赞美之情，他说：爱美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的。但感觉器官不常用或不会用，久而久之麻木了。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个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美术的功能，在把这种麻木状态恢复过来，令没趣变为有趣。这可以说是一位国学大师人文情怀的彰显。 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国学大师是旧学的最后继承者，却又是新学的最早接触者，新旧学问的交融碰撞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就像大渔场一定产生在冷热洋流交汇处，雨雪一定产生于冷热气团交汇处一样，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扎堆产生在时局不稳的民国时代也就不足为奇了。嬉笑怒骂的名士风度堪比魏晋风流。大师们的天资聪颖自是不必说了，后天的努力也是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拜名师为师，采用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精研经典，博采众长，炼成一代宗师。 群星闪耀，我在幸福地仰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