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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自远方来,长眠于此——利玛窦抵京四百年

http://www.newdu.com 2017-11-23 国学网 姚小平 参加讨论

    
    利玛窦的这幅肖像于利氏去世后不久在北京由游文辉绘制,由金尼阁带回罗马,至今保存于耶稣会总部、罗马的ChinesadiGesu大教堂。利玛窦身穿儒官的绢服,金尼阁解释说乃是“中国的博士”的服饰。
     
    利玛窦墓在二里沟车公庄路,今北京行政学院内,碑上刻字“耶稣会士利公之墓”。(摄影:武波)
     
    《利玛窦传》,(日)平川弘著,刘岸伟、徐一平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利玛窦神父传》,(法)裴化行著,商务印书馆1993年8月出版。
    
    《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3月出版。
    ●据说因为万历皇帝有一天忽然想起,有奏本称几个西夷要来进贡,贡物清单中有自鸣钟、西琴等物,他急于一睹这自鸣钟的模样,这才颁旨命利玛窦一行进京。
    ●中国的科举考试相当程度上是考记性,所以凡是见过利玛窦表演的读书人,从此便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利玛窦看中国的事物,多能看到正反两面。以“纸”来说,他注意到中国是最普遍地使用纸的国度,但又觉得中国纸容易撕坏,不耐久,且因太薄,不能像西洋纸那样两面书写。
    ●四百年前的今天,利玛窦一行还在从天津赶往北京的路上;四百年后,他仍留在这里,这期间,世界和中国发生了多少事情!
    1601年1月,北京来了西洋客
    四百年前,同样是在西历新世纪开始的第一个月,北京城里来了一位西洋客人,中西文化交流史将由于他的到来而翻开新的一页。
    这位客人就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hieuRicci1552—1610)。早在1583年,利玛窦已自澳门入居广东肇庆,以后十余年先后至韶州、南昌等地传教。1595年他初次把晋京的企图付诸行动,随兵部侍郎石星从南昌出发,水陆兼行,于5月末抵达应天府,即今天的南京。但他未能获准继续前行,且无法定居南京,遂于半月后返回江西。三年后他再度尝试北上,先到南京,搭官船、走运河,在1598年9月上旬抵靠通州。通州也即今天的通县,要按现在的区划,跨进北京东郊的这个县也就是到了北京。然而在当时,京城对于利玛窦仍是那么遥远,因未获得入京许可,他不得不退返南方。不过,这次他得以在南京安定下来,成为礼部尚书王忠铭的座上客,在其府邸度过1599年的元宵节,并与叶向高、李贽等名士结交。
    一年后,利玛窦第三次筹划北上,用他自己在一封信里的话来说,是要“攻打”北京。1600年7月下旬,利玛窦和西班牙教士庞迪我携仆数人抵达天津,等候入京诏令。在苦等了半年之后,他们终于接到晋京的圣旨,于1601年1月24日进入北京,先是下榻南城外一名太监家中,后移至专供外国使者居住的四夷馆。
    在新世纪之初到达北京,对利玛窦来说无疑是一个好兆头。但事情本身纯属巧合。据说是因为万历皇帝有一天忽然想起,有奏本称几个西夷要来进贡,贡物清单中有自鸣钟、西琴等物,他急于一睹这自鸣钟的模样,这才颁旨命利玛窦一行进京。而一见到自鸣钟,皇帝就着了迷。哪个时辰钟未敲点,或停下不走,便要利玛窦飞马赶来。西洋的工艺技术让宫廷上下赞叹不已。没有人会相信,如此精巧的制作是出自一个化外的蛮邦。利玛窦的命运似乎就这样由自鸣钟决定了下来:他被特许迁出四夷馆,在宣武门附近租住民房,并且每月可获一笔官银;皇帝不想放他走,负责管理自鸣钟的官员也不希望他离开京城。“攻打”北京的第一役,看来是成功的。虽然他最终未能攻下万历皇帝这座顽垒,甚至从未有机会与这位神秘的君主晤面,但以后的十年,他得以安居北京,享受着传教的自由,直到1610年5月11日病逝,赐葬于阜成门外二里沟。
    儒服华语,学术传教
    利玛窦不是最早到达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在马可·波罗来华(1271)前后,蒙古、中国一带已可见到罗马特遣教士的零星足迹。至16世纪,罗马教廷在东印度果阿、马六甲等地构筑了据点,从那里进一步向远东渗透。就在利玛窦出生的那一年,留居日本数年的葡萄牙耶稣会士沙勿略搭乘本国商船向中国进发,行至广东近海,几经努力而未获登陆许可,赍恨病卒于上川岛(今属广东)。1580年,意大利人罗明坚终于实现了沙勿略的遗愿,获准由澳门入居肇庆,并建立起会所,成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第一位耶稣会士。不久利玛窦等新人陆续登陆,实力有增,便开始酝酿北扩。
    这些传教士都是绝顶聪慧的人物。他们一方面以礼品铺路,另一方面操华语、习汉字、着儒装,以求融入中国社会。利玛窦本人不但通晓中文,而且熟读五经,善借儒家学说讲解基督教义。在他看来,儒教与基督教可以相互包容,从根本上说追求的是同一目标,即充盈的心灵,完美的伦理,高度的智慧。许多士大夫为利玛窦的学识和辩才折服,争相拜访、宴请这位泰西大儒。过去形容一个中国学者的本事,常用“过目成诵、倒背如流”之类夸张的说法,现在人们却在利玛窦身上真的看到了这种本领。还在南昌时,利玛窦就向士大夫们当场演示过他的记忆术。他让人随意写一堆汉字,只看一遍就能背出;更奇的是,他可以从尾至头马上再背一回。中国的科举考试相当程度上是考记性,所以凡是见过利玛窦表演的读书人,从此便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还应江西总督陆万垓的请求,撰写了一本叫《西国记法》的小书,介绍他的那种局部记忆法。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迎合士人,其实他自己对这类技巧并不看重。他深知,这类东西只能引发一时的兴趣,而熟通儒学也不过是掌握了对方的家底,要想不被中国一流的学者小视,就得拿出自家的学问。
    自鸣钟、三棱镜、地球仪、日晷等制作,既是利玛窦用来馈赠士人的佳礼,也代表了15世纪西方机械、物理、天文、地理诸学科的成就。在中国学者眼里,利玛窦显然是一位全才。他用自制的天球仪、地球仪、日晷等解说天象,描绘日月之食,证明地球为圆形。在肇庆时,他就自绘了万国舆图,用它展示世界之大,中国只占其中的几分之一;后来在北京,又奉命为万历皇帝绘制了更详明的《坤舆万国全图》。他不能算是一个造诣高深的数学家,但他早年所受的数学训练以及笔算方法已足以让徐光启、李之藻等高士服膺,并与他们合作,译撰成功《几何原本》(前六卷)、《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勾股义》等书。此外,善于形上思维和逻辑推理也为利玛窦赢得了声誉。中国古代哲学虽也含有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的萌芽,但未能发展成专门的学科,在中国的学校里也从不传授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当利玛窦运用自己的所学与中国士人辩争的时候,在思维方法、论理逻辑上便占了上风。他对中国士人的评论是:“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在处理伦理学的某些训条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的联系”(《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311页)。
    沟通中西第一人
    早期西学就这样经过利玛窦等传教士之手进入了中国。同时,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也通过利玛窦等人的述介开始为西方所知。今天,当我们读着《马可·波罗游记》和《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时候,会注意到这两本书的性质完全不同。《游记》是由一连串含混的故事、浅表的印象和夸张的辞藻构成的;《札记》则建立在真实可信的历史事件和生活细节的基础之上,对中国社会作了深入的观察。也许一般人更喜欢看《游记》,这是一部轻松的读物,而读了《札记》,人们多少会感到几分沉重。因为《札记》记录了一段灰暗的历史,近代中国正是从这里开始走向衰落。
    利玛窦看中国的事物,多能看到正反两面。以“纸”来说,他注意到中国是最普遍地使用纸的国度,但又觉得中国纸容易撕坏,不耐久,且因太薄,不能像西洋纸那样两面书写。再如中国的科举制,在利玛窦看来是文明的产物,有其可取之处。这种不问门第、通过公平竞争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由利玛窦等人介绍到西方,先是在耶稣会的学校里试用,后来渐渐发展为欧洲的文官考试制。最近我在《环球日报》上读到一篇题为《法国公务员考试严》的文章(2001年1月12日第19版,顾玉清撰),文中引述一位法国官员的话说,“法国的公务员制度最初是从中国学来的”,这指的应该就是欧洲人借鉴科举制而创设文官制度一事。当然,利玛窦对科举制的弊端也未放过,批评它太重伦理说教和诗文词藻,而忽略了哲学、逻辑学、自然科学。他关于中西教育传统差异的一些看法,今天仍值得我们重视。例如他说,“中国人直到成年才注意讲演,而欧洲人则从小就学习讲演”(《札记》349页)。
    利玛窦开通了中西学术和精神交往之路。如何评价这位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关乎对整个中西交流史的认识。诚然,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到中国,是抱着精神征服的目的:他称晋京为“攻打”,他的《中国札记》又称《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便是这一目的有意无意的暴露。这样看来,西方科学知识只不过是他用以征服中国的手段。然而客观地看,从此开始传入的西学知识和西方思维对中国社会日后的发展影响极大,利玛窦作为沟通中西的第一使者功不可没。毕竟,我们不能指望那个时代孕生出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者。对于这位远道而来的西儒,明代朝野上下待以友朋之礼,现代中国学人也多把他视为友好的文化使者,对其贡献予以肯定。
    史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利氏等人带到中国的西方文化,并非近代科学与民主的文化,而是中世纪落后的经院神学文化,以天文学为例,利氏所传授的是托勒密的地心说,而非哥白尼的日心说;正是由于耶稣会士的阻挠,使得19世纪初阮元仍徘徊于托勒密与哥白尼两种系统之间而不知所从;甚至有人说,近代中国未能出现科学的原因不在中国本身,而在于耶稣会士(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序)。
    耶稣会的传教士应该对中国近代科学姗姗来迟负责么?为什么上天不遣笛卡儿和牛顿为使,却偏偏要派利玛窦来呢?历史的逻辑何在,偶然和必然各占几分,笔者无意穷究。行文至此,我只想说,让我们把利玛窦视为朋友,他也许没有带来最好的礼物,但他的礼物已经很有用于中国。
    后记
    元月4日下午,祝晓风来访,谈到今年是利玛窦抵达北京整四百年,值得写文纪念,约我撰写一稿,并嘱配以图片。11日动笔,断断续续,至20日完稿,计三千三百余字。21日午后,我与武波同往二里沟车公庄路,寻访利玛窦墓址。墓地在今天的北京行政学院(原北京市委党校)院内,属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当年已在北京城外,本是一个太监的地产,自利玛窦落葬后,遂成为在京传教士的公墓。
    如今所见的公墓分作东西两处。东边的一处有墓碑数十块,盖为一般教士。西边的一处有墓碑三块:面向墓穴,中间为利玛窦,左右首分别为汤若望、南怀仁。汤、南二氏的墓碑,中间有明显人为折断的痕迹。利玛窦的墓碑上刻着“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志有拉丁文和中文两种,字迹清晰,其中文志云:“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戍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
    汤若望的墓志也还清楚可识:“汤先生,讳若望,号道未,大西洋日尔玛你亚国人也。自幼入耶稣会。明天启甲子年来中华行教,崇祯庚子年钦取修历。至顺治二年,清朝特用新法,恩赉有加。卒于康熙四年乙巳,寿七十有五。”但南怀仁的墓志已很模糊,不易辨认了。
    墓地坐落在苍松翠柏之中。前有不大的牌坊,小小的祭坛,几米之后便是青砖围墙,把墓穴圈在其中。想象当中,既由皇帝赐葬,规格应该很高才是,却不料这墓地是那么简朴,还不及一个中国乡绅的墓地气派。铁门上挂着链锁,好在围墙不高,且无人看守,于是越墙而入,拍了一些照片。时值隆冬,积雪未化,一路颇觉寒意,想到四百年前的今天,利玛窦一行还在从天津赶往北京的路上;四百年后,他仍留在这里,这期间,世界和中国发生了多少事情!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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