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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史话:举贤良与化民风

http://www.newdu.com 2017-11-23 国学网 王兆贵 参加讨论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洛阳南宫的庆功宴上发话说,大家实话实说,我为何能得天下,项羽为何会失天下?部下回答不得要领,刘邦干脆点破说,“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馕,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刘邦这番话,后来就成为“得人才者得天下”的最好注脚。但是,这里说的还只是“得人才”的功利性。那么,“得人才”所以重要,仅仅在于打江山、坐天下吗?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坐定天下之后,工作中心应该逐渐由立国转到治国上来,而且人才战略的重点也应相跟着转变。其实,刚开始刘邦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对陆贾等人引述儒家经典中的治国理念有些不耐烦,斥责说,老子的天下是骑在马上得到的,哪里用得着诗书!陆贾也不客气,反问说,您在马上得到的天下,难道能在马上治理吗?刘邦这才有所醒悟,并让陆贾将前朝存亡盛衰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
        在中国公共权力建设史上,从奴隶制度社会开始,到封建制社会终了,其间经历了大大小小几十个王朝,周代历时最久,长达八百年。说起来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尚贤事能。对此,《墨子》一书曾用上中下三个篇幅,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墨子回答说:“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从历代有识之士对墨家思想的解读中可以看出,尚贤事能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不在于一时富强,而在于长治久安。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说,一个国家能否长盛不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心向背、民风善恶。民心和民风建设,靠教育更要靠教化,根在用人。教化与教育之不同,关键在于“化”。“化”是无声的,渐进的,比硬性灌输有效而又深刻。什么是教化?就是“教行于上,化成于下”,上行下效而蔚成风气。贤者在位,率先垂范,能者在职,为人师表,民间风尚也就会趋于良善。倘若用人不贤,奸佞当道,就会腐败恣肆,流毒天下,以致世风败坏,社会动乱,国将不国。所以班固说:“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范仲淹说,“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由此看来,尚贤事能不单是治国理政的需要,也是德化天下的需要。
        举贤良与化民风是相辅相成的。贤才的典范作用能促进社会风尚的转变,教化的推广又为培育贤才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大至邦国,小至郡县,莫不如此。就今而论,一个单位风气正不正,考核要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看这个单位选人的程序是否公正,任用的干部是否贤能,领导的表率作用发挥得如何。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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