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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是有市场的，它是一门手艺。会操作这门手艺的人，也是有市场的。在文学中尤其如此。中国的作家喜欢模仿西方，即使在某些知名人士的作品里，我也能意外地发现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或福克纳的影子——但没有谁指出，他们套着一件偷来的皮夹克。或许在某种场合，上装是允许相互交换的，只要内衣是属于自己的就可以了。可惜我个人还是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从当铺里廉价租借的外套，甚至不如“皇帝的新衣”真实呢。这是否属于一种洁癖？我不希望从年轻的同行们身上，闻见樟脑丸陈旧的气息——除非你天生就是一个老古董。 博尔赫斯有“作家们的作家”之称——大家承认他是一位专事为作家们写作的作家。他提供了一批高贵的范本。应该说，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模仿，他是默许的——没准他是特意为素描课程的高材生打制了一尊尊典型而复杂的石膏像呢。我极其欣赏博氏的文字迷宫横溢的鬼气，同时又很警惕他那隐约的匠气——他更接近巨匠的境界。模仿他走钢丝的姿态有一定难度，但还是可行的。博尔赫斯本人毕竟就是靠间接经验（书籍与学识）写作的。只不过他“掉书袋”掉得花样翻新、令读者叹为观止罢了。 到目前为止，有一位大师在中国还未找到自己的传人——在其他国家估计也如此。他就是1924年死去的卡夫卡。卡夫卡好看而不好学。即使你能模仿他的文体、语气，也难以模仿其精神。即使模仿出他文字上的逞强，也模仿不出他精神上的示弱，他是以弱式来强化生命力的——只有他这样的忧郁症患者才能设想出一个男人变成一只无助的甲虫（《变形记》），才能在危机四伏的穴居生涯里营造一点可怜的安全感（《地洞》）。所以，别说模仿得像了，即使愿意一试——也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面对的是一具无法把握的多棱体——它的陡峭，它的冷峻，全都是规则之外的。简直称得上鬼斧神工。 我把卡夫卡奉为真正的大师——或者说，大师中的大师。大师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不仅不必模仿别人，而且也是别人无法模仿的。他的成就是独创性以及不可模仿性的综合。 卡夫卡是了不起的。他的父亲同样是“了不起”的——因为他无意识地造就了卡夫卡。我只知道他叫海尔曼，一个苦苦挣扎了半辈子终于白手起家的小富翁。他以商人的逻辑，粗暴干涉卡夫卡文人的天性：譬如反对他做文学青年，强迫他学习法律，希望他出人头地……他这种望子成龙的心理，常常是通过暴力来表现的：轻则呵斥，重则毒打。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架式。卡夫卡从小就以自己有一个怒吼的父亲为遗憾，并且深感恐惧与压抑。应该说，他是一个吓破了胆的孩子。我总是能从他的小说里读出胆怯的感觉。或许，恐惧本身并不恐怖，它是因为承受者的胆怯而显得恐怖——胆怯夸大了恐怖感。黑暗、疼痛、死亡，无不如此。卡夫卡是最胆小的小说家。 这种在现实中愈演愈烈的父子冲突，也隐晦地渗透进卡夫卡的作品里——造成他与世界的对立。他29岁时写的小说《判决》，可谓累计的父子矛盾最明显的反映。父亲说：“你本来是一个无辜的孩子，可是说到底，你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所以你听着：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格奥尔格觉得自己被赶出了房间，一口气冲到河边，临跳水前还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 谁有这判决的权利？父亲吗？还是国王抑或上帝？谁服从了错误的判决而依然表白自己的爱？ 我想的却是另一个无意义的问题：假如给卡夫卡换一个父亲（就像给造反的农民换一个皇帝），他是否还能成为卡夫卡？至少，他将失去那种骨子里的反抗精神了。我想象不出一个失去了压力的（来自外界的，来自内心的）卡夫卡会是什么样子。一个孝顺的儿子？一个花花公子？ 命运不会开这样的玩笑。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命运都是一次性的——就像作废的易拉罐。 我又想起了卡夫卡，月亮的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31岁的卡夫卡虽经征兵检查合格，但以现任重要职务为理由，免除兵役。在战争持续的四年时间里，这位战场外的逃兵，默默地在稿纸上耕耘，创作了大量作品（譬如《在流放地》、《审判》、《乡村医生》等）。他沉浸于一场自我的内战——对于他来说，这比窗外的世界大战更有意义。没有枪声的战斗反而是更激烈的，因为这意味着灵魂的厮杀。 卡夫卡是害肺病死的，年仅41岁。遗嘱里要求好友马克斯·布洛德将自己所有作品“毫无例外地予给焚毁”。布洛德没有执行这一小小的火刑，反而将其全部著作（包括书信、日记）整理为九卷本出版了。他违背了亡友的遗愿，却使人类的文学史上避免了一次沉重的火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