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思勉字号：字诚之 生卒：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 时代：近现代 籍贯：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 简评：历史学家 生平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中国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出生于书香世家，15岁入县学。十二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了解中国历史。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51年院系合并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生教授。 史学代表作品：《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为代表的四部断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等。 家学渊远，遍读群书 先生生于书香世家，家学渊源颇为深厚。吕氏先祖原居江苏宜兴，明永乐年间才迁居至常州。吕家世代仕宦，先祖吕宫（字长音、苍忱，号金门），为清代常州第一状元，官至弘文院大学士，《清史稿》有传；高祖父吕子珊，嘉庆十五年庚午顺天乡试举人，曾任河南偃师知县；曾祖父吕佑逊，道光二年壬午乡试举人，曾任安徽旌德教谕。祖父吕懋先，国学生，曾任江西奉新县知事。 先生父亲吕德骥（字誉千），生于咸丰二年（1852），年轻时即享有文名，曾任江浦县学教谕，对《易经》深有研究。著有《抱遗经室读书随记》及诗集若干卷。母亲程梫（字仲芬），生于咸丰三年（1853），为武进名士程兆缙次女。亦能诗能文，著有《逸秋诗钞》及《读书随笔》各1卷。 吕思勉自述治学经过云： “初能读书时，先父即授以《四库书目提要》。此为旧时讲究读书者常用之法，律于问津之初，作一鸟瞰，略知全体学科之概况及其分类也。此书经、史、子三部，予皆读完，惟集部仅读其半耳。” “予年九岁时，先母即为讲《纲鉴正史约编》，日数叶。先母无暇时，先姊即代为讲解。故于史部之书，少时颇亲。至此，先父又授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及《经世文编》，使之随意泛滥。虽仅泛滥而已，亦觉甚有兴味。” “至十六岁，始能认真读书。每读一书，皆自首讫尾。此时，自读正、续《通鉴》及《明纪》。先父授以汤蛰仙之《三通考辑要》，予以之与元本对读，觉所辑实不完具，乃舍之而读元本。此为予能自读书之始。” “甲午战时，予始知读报，其后则甚好《时务报》……予论政治利弊，好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且性好考证，故遂逐渐走入史学一路。自二十三岁以后，即专意治史矣。” 以上四段，描写了他二十三岁前的学习情况：（一）他出生于史学气氛浓厚的家庭，幼承父、母、姊之教诲。（二）他从目录学入手。（三）他养成读书必读“元本”以及“自首讫尾”的习惯。（四）晚清内忧外患的局势，使他从注意“时务”、“推求”因果，而专意治史。 1982年“吕思勉史学论著编辑组”撰写的《吕思勉史学论著前言》提到“吕先生从二十三岁起，就决心献身于祖国的学术事业”，先生幼年起便系统地阅读了经学、史学、小学、文学等的各种文史典籍，23岁后方专治于史学。在元史专家屠寄（字敬山）的影响下，先生始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问题研究，并于二十三岁青年之际，首次读遍了二十四史，甚至有传闻说先生一生共读过3遍“二十四史”。 执教于常、苏、沪、沈 1905年他应常州溪山小学堂创办人朱少堂之聘，执教于该学堂；1906年二十四岁时，由沈问梅先生介绍，赴苏州教会学校东吴大学教国文历史，因气味不投，至暑假即辞去；同年11月15日，常州知府许星璧与士绅挥祖祁等人创设“常州府中学堂”，首任监督（即校长），在校二年又二个月，深受师生（如钱穆即为先生在常州府中学堂时的学生）爱戴。 1910年，屠宽的父亲屠敬山在南通主持张誉创办的南通国文专修馆，培养办理公文的人才，邀请他去帮忙。他便到南通任教授。 1912年，又接受杨秉锉先生的延聘，在上海商学公会办的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堂教应用文字，并教商业地理、商业经济。因无教科书，他就边参阅日文书，边讲授。 1914年7月由沈颐介绍进中华书局当编辑，因在书局专事编辑教科书、参考书的工作，感到乏味，很想远游。1918年秋，先生的表姊夫杨成能介绍他去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于是辞去了中华书局的务。 1919年冬，沈阳高师仍来延聘，乃于1920年初到沈阳。不久，他深感此间专制守旧，便提倡学生阅读新杂志书籍，认为“生今之世，总不容不了解今人之思想”并专门安排课时让学生阅读。 20年代初，先生积十余年教学的经验和研究成果，写就《白话本国史》，于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史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长期被用作大学的教科书和青年“自修适用”的读物。史学家顾领刚先生对这部通史作了高度评价，说“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可以说，《白话本国史》的出版奠定了先生在史学界和学术界的地位。 1923年，应校长王饮鹤聘，赴江苏第一师范学校执教。在该校期间，他先后写成有关文字的著作四种。此外还编写了文学史讲义、群经概论、国文讲义等。 进入光华大学 1925年，上海发生“五册”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其中圣约翰大学暨附属中学的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的工人，举行罢课，并在校内下半旗致哀，美籍校长卜芳济竟然蛮横无理地将国旗拉下，踩在地上。于是学生553人，教员19人愤而离校，并谋创办光华大学。张寿铺先生任校长，知名学者如钱基博、张韵海、容启兆、颜任光、胡适、徐志摩、朱公谨、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廖茂如等，激于爱国热忱，纷纷来光华执教。 时先生已应沪江大学之聘，教授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字学等课程。但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应光华国文系主任童伯章的邀请，赴光华任教，实实在在地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从此，几与光华终生相伴，直至解放后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 他进光华后，初任国文系教授，后历史系设立，即延为主任。每周上课十多个课时，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先秦学术概论、宋明理学、经子解题、史籍研究法及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的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的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讲课富有魅力，很多受业的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用浅近的文言文，以刚劲挺拔的书法，写上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先生对学生的考核也别具一格，富有特色。下面录其一组试题，可见之一端： 《中国通史乙组试卷》 习惯、法律，村于离婚往往加以禁胆。其故安在？其得失若何？ 或谓社群制度为女子之友，家庭制度为女子之敌，其说若何？ 试述女系氏族易为男系之由。 宗法之制，所联络之人，血缘关系实多疏远，何以仍能有亲爱之情？ 试述氏族崩溃，家庭代兴之故。 古以多男为福，谚称养儿防老。然实际上，现代父母欲得其子孝养甚难，试就经济制度，刽析其故。 齐有巫儿之制，本以女主祭祀，然后世宗祧继承，必专于男，其故安在？ 或谓今人之牲，实为无用之长物，仅因习惯而存在，其说然欤？ 右九题，作一题即可完卷，九题全作，亦无不可，总之多少不构，能勿抄录原文最佳，见解与讲义不同，或相反背，均无不可。 在光华期间，先生将大部分时间放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上，出版的历史著作有十余种，史学论文、札记数以百计。重要的有：《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民族史》、《先秦学术概论》、《理学纲要》、《吕思勉读史札记》（汇编了《燕石札记》、《燕石续札》未曾发表过的读史札记共526篇）。 “一片冰心”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29日常州沦陷。当时他对女儿吕翼仁说： “我已年过半百，大半辈子过去了，决不向日本人低头！” 先生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40年9月18日在上海孤岛上完成的《吕著中国通史》，是为适应大学文科学习通史的需要而编写的一部特殊体例的著作，此书开卷就说明宗旨：“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在书中启示读者，对中国的前途应充满信心。通过对经济制度和社会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以及中国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趋势。 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公共租界，孤岛沦陷，各大学次第停办，光华大学沪校也暂时停办。光华大学的十五位同学得知先生和另一位教授回乡的消息，于当年除夕晚上相聚在十六铺一家酒楼，为这两位深受同学尊敬的师长践行。席间，相互勉励，坚守节操，共赴国难；席后，合影留念，先生在照片右上角写上了“一片冰心”四个掷地有声的大字。 1942年，日本侵略军为了控制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堆备发放“良民证”，并让每个领证人都要捺手印，他无比愤慨，决定不做这等有辱国格人格的事。此时，常州乡间游击区正在筹办中学。于是，他到常州南乡湖塘桥青云中学高中部和坂上镇大刘寺辅华中学执教，其时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先生疲惫不堪，大病了一场。一年后，便辞去两校教职，回常州专事撰述《两晋南北朝史》，藉稿费度日。他虽然生活清苦，但是立身持正，志节凛然。在常州期间，城门口的日本兵虽撤，不必再行鞠躬礼，但有的地方仍有日本兵的岗哨，行人经过时还要脱帽，他“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复乃戴帽。”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光华大学复校，翌年先生特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戴上，扬眉吐气，昂然归故里。 蜡炬成灰泪始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先生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工作，先后担任过光华大学工会主席，江苏省政协委员。同时，他还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回顾总结，不断地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前进。1954年6月撰成的《中国史籍读法》，是他治史五十年后留下的最后一部历史著作，书中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观鉴社会变迁，“因以发明其发展之由，推测其前进方向”。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先生疾病缠绵四年之久，仍抱病著作，病逝前两年尚撰《燕石续札》，校《隋唐五代史》，修订《文字学四种》，还给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校阅讲义，代孟宪承校长考查有关研究中国教育史的资料。直至1957年9月27日才将增订的《字例略说》之最后一篇《文字之改革》脱稿，10月4日至8日仍在校阅《隋唐五代史》，10月9日晚上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遗憾的是先生用力十年之久的最后一部巨著，未能看到它的出版，就悄悄地走了，先生可谓尽瘁于学术矣。 吕先生的著作融会古今，博大精深。为了适应史学家深入开展研究的需要，其全部著作已汇编成总集《吕思勉史学论著》，陆续出版，其著作在海外亦广泛流传，有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陈吉龙《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