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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为人耿直,性情刚烈,在黑暗的朝政中高举正义的旗帜,让人钦佩不已。《与高司谏书》即是这样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文中欧阳修娴熟的讽刺技巧和刚烈的性格特点,让人们再一次领略到了文人的伟岸风范。 《与高司谏书》是欧阳修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写给当时左司谏高若讷的一封著名的书信,据清沈德潜《唐宋八大家古文•与高司谏书》宋晶如注:“宋仁宗景祐三年,仲淹以吕夷简执政,进用多出其门,上百官图,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简不悦,仲淹又为四论以献,讥切时弊,夷简诉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仲淹对益切,由是落职知饶州”。信件起因是同情支持范仲淹,愤恨高司谏“在其位不谋其职”的畏惧权势、落井下石的小人作为。范仲淹批评朝廷,触怒宰相吕夷简,被贬江西饶州。当时朝廷较为开明的官员,都同情范仲淹,余安道为其辩白被贬,尹师鲁因支持其待罪。身为谏官的左司谏高若讷却不但不替范仲淹辩解,反而迎合宰相的旨意,对范大加诋毁。欧阳修出于义愤,写了这封信,痛斥了高司谏“不知羞耻事”的小人作法,淋漓尽致,大快人心。这封信嬉笑怒骂,极尽辛辣的讽刺,痛斥了披着君子外衣的“小人”高司谏,体现了诗人不畏权贵,挺身而出、嫉恶如仇、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和娴熟的讽刺技巧的运用。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体会文章的讽刺艺术。 一 寓讽于“疑”,暗示高司谏非“君子” 诗人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剖析高司谏的为人。十七岁时,诗人“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始识“高若讷”姓名。然怪于叶道卿、郑天休等人均以文名扬天下,“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二十八岁时,其友尹师鲁提及此人,认为“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但身为“言事之官”却“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三十一岁时,终识其人,虽见其“侃然正色”,听其豪言壮语,然只“论前世事”,于今世则只字不提,“虽余亦疑足下真君子也”。十四年间,从只闻名到终识人,“疑”始终贯穿其中,可见诗人对高司谏一直疑心重重。难道是诗人疑心太重?抑或高司谏善于伪装?究竟何为“君子”?从诗人的字里行间中表露出了鲜明的倾向:博学正直、大公无私、有明辨是非之能,有不可屈之气节,尽忠节义,法天下先,效力当世———真君子也。由“疑”推知,高司谏的所作所为必定与君子相差甚远,此处欲讽而先设疑,虽未直接暴露其小人的嘴脸,却让人若有所悟,实有千钧之力。 二 直讽于“实”,怒骂高司谏贼“君子” 十四年间,高司谏始终是一个大的疑团:看他的言谈举止,似乎真是君子;听他的褒贬是非,的确博才,他象一个戴着面具的隐性人,让人雾里看花,迷惑不解。最终,范仲淹被贬暴露了他的丑陋嘴脸,“决知足下非君子也”。只此一句,将十四年间的疑惑豁然揭开,斩钉截铁地揭穿了这个伪君子的面纱,显示了诗人洞若观火的睿智眼力。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学识渊博、刚正不阿,名满天下,为人景仰。虽力谏而触怒宰相得罪,却得到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同情维护,可以想见,当其被贬之际,朝廷上大部分官员群情激愤,唯独高司谏,不仅不挺身而出,为范仲淹辩解,反而大放厥词,颠倒是非黑白,到处诋毁范仲淹的人格,以求逢迎媚上,飞黄腾达。“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此倒行逆施,还“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真恬不知耻啊!如此小人,披着“君子”的外衣,做尽肮脏龌龊的勾当,自以为聪明识时务,可在诗人眼中,“此君子之贼也”。事实胜于雄辩,纵然高司谏有学识有辩才,也掩饰不了他内心深处的贫乏丑恶。身为读书人,自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否则,就算是读尽天下书,又有何用?诗人以无比的愤慨与雄劲的笔力,直刺“敌人”的心脏,畅快淋漓。 三 力讽于“史”,斥责高司谏真“小人” 历史是一面明镜,是与非,黑与白,纵然当时能够随上所欲,却无法遮蔽后人的眼睛,事实终将大白于天下。妄想蒙蔽所有人,无异于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徒令天下人耻笑,“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诗人着眼现时,先从范仲淹为官说起,证明“今班行中无与比者”。高司谏身为谏官,乃耳目之官,若果真认为范仲淹“不贤”,“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直“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横加诬蔑,唯恐罪不加重,刑不称罚。观高司谏言行,称之为“君子之贼”真是入木三分!为进一步加大讽刺力度,诗人旁征博引,举西汉萧望之、王章,石显、王凤为例,说明忠与奸自有公论,指鹿为马仅仅是统治者聊以自慰的无奈之举罢了。高司谏名列进士及第榜,与众多知名文人“齐名”,却“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更何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四 对讽于“今”,讥笑高司谏“不知羞耻事” 身为“言事之官”,必有“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本因指刺时弊,辨别是非,为天下苍生谋福,传美名于宇内。古往今来,名垂青史的谏官不计其数:邹忌讽齐王纳谏,革新除弊,令齐国终“战胜于朝廷”,建百世之基业;魏征犯颜直谏凡二百二十次,虽几欲触怒龙颜而获罪,终因耿耿忠心而垂范后世;曹修古、刘越,生前虽因直言进谏而遭贬,死后却受到天下人的景仰,并被追赠封号……今者如范仲淹,“刚正、好学、通古今”,且“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虽“以言事触宰相得罪”,但清者自清,是非公道自有公断。如此对比,高司谏纵有如簧之舌也难以自辩,更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 追溯历史是为了反衬现在,为了防止高司谏伺机逃窜,诗人将目光投向朝中,以当今的开明政治再次进行讽刺。自古以来,刚愎自负、一意孤行的暴君比比皆是,甚至还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周厉王,身处于那种时代的谏官不敢直言进谏,这是人之常情。如若高司谏活在那个时代,也许他只能默默无闻、奴颜媚骨、苟且偷生,可惜的是他生错了时间,“今皇帝即位已来,进用谏臣,容纳言论”,上有明主从谏如流,下有忠臣力谏直言,身处其中,本应奋一己之力,言朝政得失,助天下太平,建不世伟业。而他,卑怯懦弱、趋炎附势,不仅不敢仗义执言,反而为迎合宰相私心而对范仲淹横加诬蔑、造谣中伤!“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诗人一语中的,气概非凡,如此讽刺,真有力拔千钧之感,想象高司谏面红耳赤的模样,真是大快人心!这还不够,诗人的满腔怒火还在继续倾泻:做下如此卑鄙之事,非但没有任何愧疚悔改之心,反而洋洋自得,仍然“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文人本当宽厚待人,“得饶人处且饶人”,可如此恬不知耻的小人,“人人得而诛之”!这样对比,使高司谏无法解脱,真是口舌之诛,严于斧钺。 五 反讽于“设”,力劝高司谏“行谏官之责” 诗人穷尽笔力,辛辣地嘲讽了高司谏这个“不知羞耻”的“君子之贼”,语词激烈,态度决绝。此处突然又给了高司谏一个希望,“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用意何在?难道高司谏真的能够悔改吗?还是诗人对他的所作所为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此处平设波澜,其实仍然是为了讽刺:既然认为范仲淹“不贤”,我站在他那一边,又写此信怒骂你,想必你一定恼羞成怒了吧。好,你不是出入都以谏官自称吗?你不是想向宰相大人显示你的奴颜媚骨吗?我免费给你提供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你也就问心无愧,终于进了言,“亦谏臣之一效也”。 诗人激昂文字,挥斥方遒,只字片语之间,嬉笑怒骂,穷形尽相,读罢真是觉得胸中的不平之气,倾泻而出。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范仲淹忠心耿耿,以家国天下为己任,却被当权者“以忤意逐贤人”,朝中凡为其鸣不平者,均遭陷害。众多大臣虽满腔愤慨,却不得不保持缄默,以求明哲保身;更有如高司谏等无耻之徒,卑躬屈膝,颠倒是非黑白,对范仲淹任意造谣诬蔑,以求苟且偷生。当是时,诗人挺身而出,为正义摇旗呐喊,为范仲淹大鸣不平之气,对高司谏的丑陋行径给予了当头棒喝,浩然正气,让人不可逼视。可以想见,诗人写罢此信,必定是将心中郁积一扫而空,高司谏读完此信,必定是面红耳赤,老羞成怒,那场面是何等痛快! 诗人娴熟地运用各种讽刺技巧,将一个披着君子外衣,自以为聪明绝顶,做尽卑鄙无耻之事的小人高司谏的嘴脸大曝于天下,让其无处容身,不得不接受现实与历史的判决,振聋发聩,正义凛然。整篇文章逻辑严密,层层推进,气势酣畅,洋溢出一位光明磊落、中正耿直的文人兼政治家的气度及精神情操,传达出作者主持正义、情真意切的感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