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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山经》）是战国时代齐国的夏朝裔民东夷族的作品，它本是东夷族的巫史为祷祝山河所作的《山川之图》的一种，它记述的是夏王朝故国的山川风貌，其范围大体是以今山东省为中心，渐及于冀南、豫东和苏皖北部的地区其中所记的山川名称，皆是川夏代流传下来的旧名，与时传的名称小同，因此对《山经》的地理，不可以川秦汉以后的地名来比附。故对《山经》的研究，应当列入齐鲁文化加以探讨。 关键词：：山经、巫史、夏王朝、东夷族。 《五藏山经》是今传本《山海经》的前半部分，简称《山经》，本来是一部独立的著作，是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在校理古书时，将它和《禹本纪》合在一处，题名《山海经》的[1]。 历来研究《山海经》者很多，对《山经》的争论也纷纭复杂，特别是其著作的地域和记述的地理方位，诸说不一。就其著作的地域而言，顾颉刚认为是秦人的作品[2]，蒙文通以为是巴蜀人的作品[3]，袁珂以为是楚国或楚地的人所作[4]。其记述的地理范围，一般认为是在豫西、晋南和陕中地区，茅盾、郑德坤、顾颉刚、谭其骧及日本学者小川琢治诸家基本都主此说。但要真拿《山经》的记载去与豫西、晋南和陕中的实际地理去印证，却大部分对不上号。这看历代对《山海经》的诸家注释就可明白，他们往往只拿其中与当时的名称相同的某座山或某条河流去印证，而与此山、水相近的山川却又找不到对应者，攻其一端，不及其余，牵强附会，实无一可信者。 以笔者拙见，《山经》实际上是古代齐鲁文化的产物，确切地说，其作者应是古代东夷的巫史集团，其记述的地理范围，是今山东省及其周边地区。 一、《山经》的制作背景 《山经》共记述了二百四十七座山的位置，出产及其所出河川的流向，还有对其山川之神的详细祭祀的方法，与古代的巫术有很密切的关系。 古代统治者注重祭祀活动，而对山川的祭祀是其中的重要一项，《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则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同时因为古人认为“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同上）。所以，“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礼记·檀弓》）。据今传的典籍，祭祀山川自黄帝时代己有，《通典》卷四十六《山川》云：“黄帝祭于山川，与为多焉。与，比也。比吉祭，祀山川黄帝最多。虞氏秩于山川，遍于群神。秩，序也。以次序而祭之。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周制：四坎坛祭四方，四方即谓山林、川谷、丘陵之神。祭山林丘陵于坛，川谷于坎，则每方各为坛为坎。以血祭祭五岳，阴祀自血起，贵气臭。以埋沈祭山林山泽。祭山林曰埋，川泽曰沈。各顺其性之含藏。”《书·舜典》言舜“望于山川，遍于群神”；《书·禹贡》言禹“奠高山大川”，《孔传》以为即是“定其差秩，祀礼所视”；《太平御览》卷七九〇引《外国图》云：“昔殷帝太戊使巫咸祷于山河。”这些虽都是传说，但肯定有历史根据，比如殷人祭祀山川的活动在卜辞中可得到印证，如“燎岳、吴、山”（《续》一四九·四）；“卉雨于山”（《邺》三·三八·四）。祭祀水的卜辞也不少，特别是对河的祭祀最多。那么，殷因于夏礼，可知夏人祭祀山川的活动必也与殷人相似。 到了周代，对山川的祭祀就更加兴盛，并目出现了一种供祭祀山川之用的重要产物一一《山川之图》。《诗·周颂·般》云：“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笺》云：“犹，图也。于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则升其高山而祭之，望秩于山。小山及高岳，皆信案《山川之图》而次序祭之”。这种用作祭祀山川参考的《山川之图》，就是《山经》之类的著作。《山经》原本是有图的，甚至其书应是以图为主，而今传之经文只是图的解说词。郝懿行认为《山海经》“古图当有山川道里”（《山海经笺疏序》），是也，惜今古图皆己不传。 《山经》的作者，应当是奉命祭祀山川的巫史集团。《国语·楚语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以为之祝”。可知祷祝山川是巫现们的重要工作之一。巫觋史祝们大部分都是古代的知识分了阶层，能文善画，他们能做出《山经》这样的图书来，是毫不奇怪的。这看看《山经》中对祭祀的过程记载特详就可明白，这不是专门的地理学家所能为，如果是一部单纯的地理书，就没有必要记载上祭祀的方法。而且《山海经》的作者对这些山川中的怪物、神祗特别留心，记述详细，因为在巫史们心目中，山川能“见怪物”是其神异的重要方面，可间接地说明这些山川受到祭祀的原因。巫史们作这样一部书，目的就是为后来的祭祀山川活动提供方便一一他们图画和记述山川的状貌和位置，是为了辨识山川；他们详细记录某几座山的不同祭祀方法，是为了给后来者提供参考。 所以，《山经》与《易经》颇有相似之处：《易经》是为巫史们占筮提供参考的底本，而《山经》是为巫史们祭祀山川提供参考的底本，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山海经》）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此种用糈以祀的方法，在《山海经》里只见于《山经》部分，《海经》部分中无之，故鲁迅云“巫书”者，应当仅指《山经》而言，是十分恰当的。只不过巫史们无心之间也做成了一部地理书，但这不是他们的初衷。 二、解释《山经》的坐标 前人好用《山经》来比附秦汉以后的山川地理，都往往不合，清代吴承志作过一本《山海经地理今释》，用功甚勤，但于《山经》部分的今释也很勉强（《海经》不合之处亦多），多不相附。实际上，《山经》中的山川名，不仅与秦汉以后的地名不同，甚至与殷周时通行的山水名称也多不相同，因为它不是一部官方作品，而是一部东夷人的作品（说详第四节）。 举个直接的例子，如江水，自周秦以来，都是指今天的长江，而《中次九经》云：“崃山，江水出焉，东流注大江”，这其中的江水显然是另外一条河川，“大江”也未必就是长江，因为《山经》写的范围很小，仅及于淮河以北的地区，以南的河川就更可无论了。再如洛水，周秦以降指的洛水是发源于陕西而南流东注于河。而《山经》中记载了三条洛水；一条东流注于渭，一条北流注于河（《西次四经》），一条东流注于河（《中次九经》）可见这三条洛水都不是指今天的洛水，若硬与今天的洛水相比附，必然会碰钉子。 所以，《山经》中所记的一些现在很有名的山川，如泰山、华山、衡山、渭水、洛水、伊水等等，都不是现在的那些山川，如果细加考察，其位置、状貌、走向，多与现在的地理不合。 《山经》分为东、西、南、北、中“五藏”，也就是五个方位的山川，共有二十六条山系。要知道这些山系大体方位，就需要有几个正确的坐标一一知道其中的几个山川今天的确切方位。这里，何幼琦先生的研究成果就可以给我们提供出来，何先生作《〈海经〉新探》一文，对《海经》中的一些古地名做了正确的诊释，这些地名同样适用于《山经》，今择录有关本文者于下： 昆仑虚：亦称昆仑之丘，今山东的泰山。 幽都山：即历城西南之药山。 崦嵫山：山在泺水（今大清河）和肥河之间，系泰安西北的某山。 青丘：位于广饶、寿光一带。又有青丘泽，即现在的清水泊。 流沙：今泗河，古称泗水。 赤水：今沂河，古称沂水。 河水：今黄河。宁按：《山经》所言的河水，显然不是东北流注渤海的，《西次二经》云：“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郭注：“无达，山名”）。很明显，此黄河是先入泰山西的大野泽（即西海，见下），而后又向南流，在泗水之西与之并行，至今江苏省，而后又东流入黄海，其入海之处有山名曰“无达”也。 另外，还有四个必较重要的坐标，就是“四海”的位置，兹今释如下： 北海：今渤海湾。《庄子·秋水》言河伯“顺流而东，至于北海”，古代黄河是在今无棣一带入渤海湾，故知北海即渤海湾。何幼琦以为今无棣县的马谷山即《海外北经》所记的“禹所导积石山”，经云：“禹所导积石之山在其东，河水所入。” 东海：《南山经》云：“漆吴之山，……处于东海，望丘山（宁按：“丘山”当是“日出”二字之形误），其光载出载入，是惟日次”。这肯定是指今天的黄海，具体说，应当是包括今之蓬莱到胶州湾一带的山东半岛以东的黄海海域。《海内经》云：“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可证北海与东海比邻，这个“东海”即指莱州湾。 西海：何幼琦以为即是巨野泽，又称大野泽，古又称为渤海，方圆千里，是一个淡水海，古代黄河先入此海，又出海外，东北注今渤海。其地在今巨野县北，古济水自西来横贯之。《山海经》亦称之为“大泽”，《海内西经》云：“大泽方百（百当作千）里”，《大荒北经》云：“有大泽方千里”，皆指此西海。今己湮没，东平湖即其遗存。 南海：何幼琦以为即今黄海。宁按：具体来说，应当是今江苏省的海州湾，《海内西经》言赤水（沂水）“注南海”，古代沂水直入海州湾，故知南海即海州湾。 有了以上的正确座标，对解释《山经》就好办多了。实际上，我们只要知道了南、西、北二面山系的大体位置，《山经》记述的范围也就差不多可以知道了。 三、《山经》记述的地域范围 1、《南山经》 经云：“《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自此一直向东，共有十座山，其第九山是青丘之山，何幼琦以为在今广饶、寿光一带；其最后一山“曰箕尾之山，其尾踆于东海”，这个东海应当是今天的莱州湾。此经最后云：“凡鹊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日本学者古田武彦指出：中国古籍在秦以前讲“里”，指的是短里，每里约合今七十七米[5]。那么，二千九百五十里相当于今天的二百二十七公里强。我们再看今西海的遗存东平湖到莱州湾的直线距离，是三百公里左右；而招摇之山当是位于西海之东岸，其地当在今肥城、宁阳一带，距莱州湾约二百五、六十公里，与《山经》所记的距离，实在是很接近的（《山经》所记里数本身不一定十分准确）。 《南次二经》之首曰柜山，“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此后一直向东，共十七山，最后一山为漆吴之山，“处于东海，望丘山（日出），其光载出载入，是惟日次”。赤水即沂水，知柜山当在沂水东北。漆吴之山为“日次”，当是今荣成的成山一带，古代祀日于此，《史记·封禅书》云：“（齐）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此经最后云：“自柜山至于漆吴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里数相当于今天的五百五十公里，自成山向西，则柜山当在今泰安、充州一带。以此则知《南次二经》山系在《南山经》山系之南。 《南次三经》山系我们没有十分明确的座标，但它应当是在《南次二经》山系之南，亦东西走向，发源于该山系的一些水系多之“南流注于海”，此“海”当是指南海，知此山系当在南海之北，大体在今山东省境内。此中有两处提到“渤海”，但既不是指今天的渤海，也不是指西海，当是靠近南海的一个大泽，疑是古代的沛泽或今骆马湖，待考。 2、《西山经》 《西山经》是自东向西的走向，“《西山经》华山之首，曰钱来之山”，自此一直向西，“凡十九山，二千九百百五十里。其最后一山曰騩山，“是錞于西海”。知此山系在西海之东，向东延伸了约二百二十多公里，至于今临朐、沂水一带。 《西次二经》共十七山，四千一百四十里，其第八山曰鸟危之山，“鸟危之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是此山在赤水之东，以此为座标，向东延伸了一千四百二十里（约一百公里），向西延伸了三千二百五十里（约二百五十公里），至于今巨野一带。 《西次三经》凡一十二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亦东西走向。其第八山为昆仑之丘，即今泰山。以此为座标，向西延伸了一千四百一十里（约二百八十公里），至于今清丰、濮阳一带；向东延伸了四千三百二十四里（约三百二十公里），至于今莱阳以西。 《西次四经》走向不直、或西、或北、或西北、或西南，大体是东南、西北走向。其最后一山曰崦嵫之山，何幼琦以为即在今泰安西北的某山，当在长清境内。此山“苕（郭璞云：“或作若”。）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何幼琦认为“这个海也是钜（巨）野泽”，即西海，知此山系大体亦在山东省境内。 3、《北山经》 《北山经》之首曰单狐之山，自此一直向北，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第十七山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可见这座山距昆仑（泰山）很近，在昆仑之东北。自敦薨之山又向北延伸了一千二百八十里（约九十公里），到今天的临邑、商河一带；向南延伸了四千三百一十里（约三百二十公里），则《北山经》当起于今安徽省北部的宿县、固镇一带。 《北次二经》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自竹浑之山开始，一直向北，其最后一山曰敦题之山，“是錞于北海”，北海即今渤海湾，则此经之山系，一部分在河北，大部分在山东省北境。不过，我认为这个“北海”应当作“西海”。证之者，其上一山曰洹山，经云：“又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洹山。”流沙即泗水，则洹山在泗水之北，约在今济宁一带，又向北三百里（二十三公里）就是敦题之山，这里恰好是西海（大野泽）。 《北次三经》云：“泰器之山，观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鳐鱼，……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文鳐鱼大约是一种善于跳跃的鱼，所以古人以为它会飞。大野泽古有水道与泗水相通，故文鳐鱼能“行西海”；又古济水贯大野泽东入东海（莱州湾），故它又能“游于东海”一一此即流沙近西海之证。后人不知，以《北山经》山系居北，故改为北海，实误。以此，则《北次二经》山系当自西海起，经山东、江苏至安微北境。《北次三经》山系不直，或向东北，或又东，或又北，或又南，或又东南，曲折蜿蜒，大体是一条西南向东北的山系，共四十六山，绵延一万二千三百五十里（约九百五十公里），其最后一山曰錞于毋逢之山，“西望幽都之山”，何幼琦以为幽都之山即今历城西南之药山，则錞于毋逢之山亦当在历城境内，故此山系当是蜿蜒于鲁西南一带的一些小山。 4、《东山经》与《中山经》 《东山经》凡四经，《中山经》凡十二经，我们既己知道《西山经》的大体位置，则《东山经》亦可略知，它必是在《西山经》诸山系以东，是一些位于河北、山东东部一些沿海一带的山系，如“《东山经》之首曰樕蛛之山，……食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海”。这个海应当是北海或莱州湾，而后向南延伸了三千六百里（约二百七十多公里），知此山系在今山东省东部；又如“《东次四经》之首曰北号之山，临于北海”，自此一直向南，凡八山，延伸了一千七百一十里（约二百三十公里），故此山系亦在今山东省东部和河北省东部。 《中山经》之十一经山系则当是位于东、西、南、北四经山系中间的一些山岭，大体不出河北南部、山东省全境和江苏、安徽一省的北部，为节省篇幅，兹不再一一详述。 由上可知，《山经》记述的大体范围：是以今山东省为中心，渐及于今河北省中部，河南省东部，江苏省和安徽省的北部。其所记的山川，都是这个范围内的山陵河流。这个地区多处于丘陵地带，特别是山东省境内即以多山陵而闻名，其山地丘陵包括了“鲁中南低山丘陵”和“胶东低山丘陵”两部分，不仅山陵众多，其间亦川谷宽广纵横，泽薮星罗棋布，与《山经》记述的地理状况非常吻合。但这些山陵大部分较小，所以在今天的地图上难以找到。同时，在古代一些很有名的河流、泽薮（包括西海在内），可能随着气候和地形的变化而变迁、湮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类社会的变迁，其名称也不断更换变易，至今己很难按图索骥，若非通过实地考察，不可强说。 四、《山经》与夏代的疆域 《山经》的作者显然是把它所记述的这个区域视为一个完整的疆域。这个疆域，既不是商、周时代的疆域，也不是春秋战国时代齐鲁的疆域（虽然其大部分是齐鲁的疆域），这个疆域实很古老，它是古代夏王朝时的疆域。杨向奎云：“夏在中世以前之政治中心实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二省间，而以山东为重点”[6]；又云：“中夏以前、启以后夏之政治中心在今山东，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同上）此确为不易之论，笔者也曾作专文论述此事[7]，兹不赘述。 那么，夏代的疆域有多大?《山经》最后有“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之记载，但那是后人在校《山经》时抄录《管子·地数》篇的文字作的注解或附录，并不是《山经》原有的文字，毕沅、郝懿行都认为是“周秦人释语”、“周人相传旧语”，则那个疆域应当是周王朝的大致势力范围。夏代的疆域要比这小的多，其具体范围仍当从《山海经》的正文中去找。 《后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引《山海经》曰：“禹使大章步，自东极至于西垂二亿三万三千三百里七十一步；又使竖亥步南极北尽于北垂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我认为刘昭所引《山海经》当作《淮南子》。《淮南子·地形训》云：“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三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太平御览》卷三十六引《淮南子》此文，东西和南北距离皆作“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里”，无“步”字）而《淮南子》当本于古本（或异本）的《山海经·海外东经》（准确地说当是本自原本的《禹本纪》，其未经刘向父子删改过，故得见原文），今《海外东经》曰：“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郭璞云：“选，万也”。）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 将上述引文相校，知《海外东经》与《淮南子》之文字皆有讹误或改篡。《海外东经》之“五亿”当作“二亿”；古以十万为亿，故“十选（万）”之十当作七，古篆文十、七一字皆作十字形，十字横短竖长，七字横长竖短，在字形上最易致误；“八百步”当作“八百八十步”，《太平御览》卷七五〇引正作“八百八十步”，《艺文类聚》卷六、《初学记》卷五并引作“八百八步”，少了个“十”字。《淮南子》所记的两个数字中的“百”后各多个“里”字，《海外东经》所记无“里”字可证，而且其文明言使太章、竖亥“步”，因知其记数单位必是“步”而非“里”。 我认为《海外东经》之数字为刘向父了校书时所改篡，《淮南子》文中之“里”字乃其编篡者所加或所改。因为在汉代人们所知的大地疆域己甚辽阔，《海外东经》所载之东西才“二亿”（二十万）多步，距离实在太小，故刘向父了将“二”改为“五”（这只要在“二”字中间加个“×”就成“五”了，很方便的）；《淮南子》就干脆在“百”后加个“里”字，将其变成里数，《太平御览》卷二十六引“百”后无“里”字，只在最后加个“里”字，这当是《淮南子》原文，盖其只将所本《海外东经》的“步”字改成“里”字，使步数变成了里数，这样就使其范围一下了扩大了不知多少倍。汉代的纬书《诗含神雾》（《海外东经》郭璞注引）云：“天地东西二亿二万二千里，南北二亿一千五百里”，当又是本《淮南子》为说，只是它约举了个整数。这都反映出汉代人的地域观念，却不是《海外东经》的原文。 那么，今本《海外东经》所记禹时疆域的东西距离为二亿七万八百八十步，古人以左右脚各出一次为一步，约合今天的一米强，则此东西约为五百五十多公里，正相当于自东海（黄海）岸边的威海一带到西海（大野泽）的距离；《淮南子》所本的《海外东经》所记东西、南北各为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五步，约合四百七十多公里，正符合于东海（黄海）至西海（大野泽）和北海（渤海湾）至南海（海州湾）的距离。这便是古传的禹时的疆域，所谓“禹绩”或“禹之堵”者，这也正是夏王朝的疆域。故夏人称自己的疆域是“四海之内”或简称“四海”，因为他们的国土四周的确有四个海，而商、周人也称自己的疆土为“四海”，但他们的国土周围却举不出四个海来，他们只是继承了夏人的说法而己。 总之，《山经》所记述的范围，主体就在四海之内，与夏王朝的疆域十分吻合。 五、《山经》的作者 《山经》古传为大禹所作或禹、益所作，刘歆《山海经表》：“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上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王充《论衡·别通篇》：“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记闻作《山海经》”，这些皆依托之辞，不可尽信，但它已经暗示了《山海经》乃东夷人所作的这一事实，《世说新语·言语》二十二云：“大禹生于东夷”，《国语·郑语》说“少昊之后伯益”，则伯益乃少昊之后，亦为嬴姓之祖，其为东夷人已经是学界的共识。则古传《山海经》为禹、益所著者，实乃东夷人托诸其先人也。 既然《山经》记载的是夏王朝故国疆域的山川，那么其作者必然与夏人有关。可《山经》不是作于夏代，也不是作于商代和西周，它成书较晚，因为其文中多处提到“铁”这种金属，这应当是在铁己被广泛应用后的事，故其著作时代应当是战国的中后期，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山经》是夏朝遗民东夷族的作品。 夏王朝故国本在今山东及其周边地区，“夷”是夏人的自称，夏人在被商人击溃后，其大部分主力向西北逃到了今山西一带，而还有一部分夏人没有迁徙，依旧盘踞在今山东半岛及苏、皖的江淮一带，仍自称为“夷”，对商、周人来说，这些夏人在东，故称之为“东夷”[8]。夏王朝虽然灭亡了，但其故国的山川疆域仍深深地印在其遗民东夷人的心里，历商及周，世世口传不绝；对于故国山川的祭祀方法，自然也保留在东夷族的巫史之中，恐怕他们一直也没有断绝对故国山川百神的祭祀。东夷族一直到春秋时代仍很强大，一些夷人国（如莱、莒）常和齐、鲁等周属国发生争战，直到春秋末，才逐渐为齐、鲁、楚等国家消灭和同化。 我认为，《山经》是在东夷族式微后，一些已接受了周文化的东夷族巫师为了不使先辈的祭祀方式失传，对故国的疆域山川又重新作了一番考察，绘制成图，将解说内容用文字记录下来，主要是注明山川的位置、物产以及祭祀方法，整理成书。这些巫师应当是已归于齐国的东夷人，因为在战国时期，齐国文化发达，有些学派盛言山川地理，尤其是以战国末期的驺衍一派为盛，《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驺衍……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山经》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出来的作品。 由《山经》的语言来看，也颇具东方色彩。如： 《方言》卷二：“荄、杜，根也。东齐曰杜，或曰茇。”《笺疏》：“《西山经》云：‘皋涂之山，有草焉，其状如稾茇。’郭注：‘稾茇，香草。’《中山经》（宁按：见《中次三经》）云：‘青要之山，有草焉，其状如葌，其本如藁本。’注云：‘根似藁本，亦香草。’《广雅》云：‘山茝、蔚香，藁本也。’郭注《上林赋》：‘稾本，稾茇也。’……本、茇一声之转，皆谓根也。”《山经》之“藁本”又作“稾茇”，称本为茇，是东齐人语也。 又《中次十经》：“丙山……多弞杻”。郝懿行《笺疏》云：“《方言》云：‘弞，长也。东齐曰弞。’郭注云：‘弞，古矧字’。然则弞杻，长杻也。”称长杻为弞杻，是东齐人语也。 又《北次三经》：“归山……有鸟焉……其鸣自詨。”郭璞注：“今吴人谓呼为詨”。《集韵》亦云：“吴人谓叫呼为詨。” 《山经》中有东齐语，亦有吴语，此皆东方东夷之地，可证《山经》产生于东方，非巴蜀、秦、楚之作甚明。正因为其作者是夏之遗民东夷人，故托于其祖先大禹、伯益，也很容易理解了。 六、《山经》地名的外流和迁移 那么，为什么在商周之后在《山经》记述的范围之外有许多与之相同的地名呢?这是因为《山经》中的地名（准确地说应当是夏王朝故国的地名）存在着一个外流和迁移的问题。 夏人在被击败后，散布于四夷，“特别是‘殷革夏命’，夏人作了一次民族大迁徙，大体上说，或南流入越，或北迁为匈奴，或西徙为羌”[9]。这些逃亡的夏人到了新地，就用故国的山川名称来命名新地的山川，正如杨向奎所说：“古人迁徙往往把旧居的地名也放在新居，有些山川河流的名称亦可以任意搬迁”，[10]于是夏人故国的一些山川和国族的名称便流布于四方。此后，这些夏人的新居相对稳定，故这些迁移后的山川名称就经历商周秦汉流传下来，而其故国因社会变动至为巨烈，这些山川名称反而隐而弗彰了，只还在夏人的遗民东夷族中流传着。 另外，直到秦汉时期，统治者还在用《山海经》中的地名命名新发现（或开发）的地方，如秦用桂林（见《海内南经》）命名在广西设的新郡；特别是汉武帝，最喜欢用《山海经》中的地名为新地命名，如用昆仑命名新发现的西域的大山，用儋耳（见《大荒北经》）命名在今广东设置的新郡等等，这都是《山海经》地名外流的实例，造成了《山海经》记述地域的无限扩大，而书中所记的真实地理遂泯而不可说，而被视为“荒怪之言”，《山经》自然也不例外。所以我说不可以《山经》的山川来比附秦汉以后的山川，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五藏山经》记述的是夏王朝故国的山川地理及其诸神的祭祀方法，其大体范围是以今山东省为中心，及于冀南、豫东和苏皖北部的地区，著作时间是战国的中后期，其作者是齐国的夏代遗民东夷族的巫史集团。所以，应当把《山经》列入齐鲁地域文化之中来讨论，或许会有更多的新发现。 参考文献： [l]何幼琦.《海经》新探[J].历史研究，1985.（2）. [2]顾颉刚.五藏山经试探[J]史学论丛，（1）. [3]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A]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C]. [4]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A].神话论文集[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李蔚.周穆王与西王母会见地点一说[N].文化经济报，1992-10-10. [6][10]杨向奎.评傅孟真《夷夏东西说》[A].夏史论丛[C].齐鲁书社，1985. [7]王宁.夏国疆域新证[J].枣庄师专学报，1993.（1） [8]王宁.夷夏关系新论[J].东岳论丛，1994（6）. [9]徐中舒、唐嘉弘.关于夏代文字的问题[A].夏史论丛[C].齐鲁书社，1985. [10]《鲁迅全集》第九卷《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原刊于《管子学刊》2000年第3期，此次网上发布文字略有改动 作者单位：枣庄人民广播电台 山东 27715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