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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国家起源问题时，通常依据的资料有三大类：历史文献记载、人类学实例和考古学发现。前两类资料的数量有一定限制，只有考古学正在不断提供新的资料，从而推动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理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发展进入一个黄金时期。大量的考古发现引起人们对中华文明探源的新热情。由于不少学者都赞同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命题，国家起源研究也自然成为我国考古学热议的话题，许多著名考古学家都发表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苏秉琦在1993年提出了中国国家起源和演进的“古国—方国—帝国”的三部曲，把红山文化的坛庙冢作为原生的古国的典型。但他对“古国”只是笼统地说是“已达到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并未作严格的定义。严文明在1995年的一次演讲中，把中国古代国家的早期发展总结为“古国”和“王国”两个阶段，但他所说的“古国”指的是公元前3000年开始的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遗存，认为其发展水平相当于西方学者所说的“酋邦”，或可称为“原始国家”。张忠培在1995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良渚文化也是可以早到距今五千年的“古国”，后来又改称为“神王之国”。李伯谦在研究“古国”时有自己的创见，他从2005年起就把“古国”分成了不同类型，认为有的古国单纯崇尚神权，有的古国则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有的古国则军权、王权并重，不同的模式导致不同的发展前途。仰韶古国军权、王权并重，避免了社会财富的无谓浪费，把握了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最后突显王权，发展成为“王国”。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考古材料作为社会发展的物化表现，用以讨论国家起源和形成有相当多的困难，需要我们注意其中的一些问题。第一，由于考古遗存本身的片断性、残存性，田野工作又不能在短时期内揭露全部遗存，所以考古案例往往存在很多缺陷。例如，苏秉琦在1985年就提出，要把与红山文化坛庙冢相应的典型聚落作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但30年过去了，还没有发掘过这样的典型聚落遗址，还只能根据不完整的资料对“红山古国”作逻辑推论。第二，目前对部分重要考古遗存的年代还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例如，有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的年代可早至仰韶文化晚期，但多数研究者把良渚文化归为龙山时代。第三，处于不同自然环境、各有自身文化传统的考古遗存，即使在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水平下也会有不同的物化表现，因而各个考古案例的比较切忌表象化和简单化。例如，北方地区积石冢的传统突出，以致有“东方金字塔”之称；中原地区夯筑城墙起源甚早，仰韶晚期就出现了西山古城，实在很难说哪一种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更高。第四，在对考古物化现象进行分析时，切忌粗枝大叶，应参照人类学和历史研究的成果逐步细化。例如，我国考古学很常用的把墓葬分级的研究，出现了级差，但究竟是等级社会、分层社会，还是阶级社会？这需要参照人类学实例和中国的史籍记载，认真考察不同级别的差异所在，结合与之相关的遗存现象，才能使认识深入一步。 总之，从考古材料探究国家起源过程的理论建设，需要进一步开展有计划、有目的的田野工作，田野工作应按科技考古的要求获取更多样的资料，并对资料运用新的科技手段以获取更多的古代信息；同时应在不断积累新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比较、总结。因此，这种理论建设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今后，还应加强对古代中国国家形成动力的研究。 （作者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