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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尚书》这部最为古老的经典，其文本的流传、文字的训释均存在极难解决的问题。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审慎从事。本文认为对于《尚书》特别是《古文尚书》，由于可以据为信史的资料十分缺乏，在整理和研究中必须信守“阙疑”的原则。从文献资料和《郭店楚墓竹简》的研究中，本文作者认为《古文尚书》不伪于两汉之际的刘歆，也不伪于东晋的梅赜。其文本在战国中期以前应该已经产生。对于《尚书》文字的释义，应该充分吸取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成果，但决不能生搬硬套。应该注意“审辞气”，即将词语放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加以研究，方可得出较为正确的理解而避免出现错误。 《尚书》是儒家的一部重要典籍，同时也是上至原始社会末期，下至春秋时代早期古史资料的最早的汇集本，是我国流传至今最为古老的典籍。因而，无论在文化史上、史学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尚书》的整理与研究的历史，同样也十分悠久。因而，在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已形成专门学问——“尚书学”。在这一领域内有的学者已经作了辛勤的耕耘，获得丰硕的成果。 《尚书》的整理与研究是一个大题目，涉及的问题极多，决非这篇短文所能容纳的。本文只打算谈两个问题：一是研究与整理的方法问题，二是文字的训释问题。 孔子曾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论语为政》这段话原本不是针对治学而言，且流传年代久远为人们所习闻，但我以为用作治学方法，特别是用作整理与研究《尚书》的方法，不但尚未过时，而且十分合适。 “多闻阙疑”这段话下面，还有一句话：“多见阙殆。” “多闻”言多听，“多见”言多看。“阙疑”、“阙殆”意思大体相同，均指有所怀疑而言。 研究和整理《尚书》，首先要“多闻”、“多见”。《尚书》的研究与整理的过程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有关著作多至汗牛充栋。这些著作供参考，是可以的，但能够据为信史的资料，却很少。 《尚书》有今古文之分。今文28篇，古文25篇，自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一书问世之后三百年来，古文之伪已成定谳。近百年来，学者们又对今文提出质疑，提出许多见解，（限于篇幅不缕述）特别是甲骨学勃兴之后，许多学者以甲骨文、金文证《尚书》创“新证”之学，成绩斐然。不但如此，许多自然科学家（如天文、农业、地理等学科）也涉足于这一领域，运用现代自然科学对《尚书》中涉及的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加以研究，创获尤多。这些成绩都是应当充分加以肯定的。但是，我们应当知道，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尚书》文本，是唐初孔颖达《五经正义》本，该本所据正是东晋梅赜所献的所谓《伪孔传》本。其它《尚书》文本均已亡佚。《正义》本（伪孔传本）就字体而言，最早的楷体本始自东晋范宁（339-401），此楷体本已佚。第二次的楷体本是开成石经本，为唐玄宗命卫包所书写，不无讹误，初刻时即有郑覃、唐玄度校订磨改，后来虽有损毁，但经修复，基本上完好无缺。（见刘起舒《尚书源流及传本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52一153页）清代学者阮元认为“后来注疏本俱出于此。”（《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上册111页） 古人云：“读天下书未遍，不敢妄下雌黄”。治学必须具备这种严肃态度。如果说唐孔颖达五经正义之前的《尚书》文本，均已亡佚，今天均不及见，那么我们今天讨论《尚书）有关问题则必须“慎言其余，’！ 1993年湖北荆门市郭店楚墓出土了战国时代老子竹简本，轰动了整个学术界。这部书学术价值自不待言，这件事情本身给人的启发意义尤为重大。所谓“地不爱宝”，既然老子的战国竹简本、汉代的帛书本可以出土，那么儒家的经典——《尚书》（也包括其他各经）战国本、汉代本、魏晋本，也有出土的可能。在这些文本尚未出土的情况下，我们讨论问题必须谨慎从事，立论决不可过于武断。试举以下几个问题谈谈我的一些浅见。 1、关于《尚书》的今文与古文。学者们对古文之伪作了许多考证，提出许多质疑，甚至对今文也提出过许多质疑，但学者们对传授今文的伏生则很少提出质疑。易经、诗经自孔子至汉代的授受传承均有记载，唯独《尚书》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原因何在？再者，伏生的《尚书》来自何处？是否确为孔子所整理的《尚书》？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有的学者确认为孔子整理的《尚书》，但根据何在，却提不出来。我以为对这种问题还是“慎言”为是。再者，假定伏生的《尚书》确为孔子所传。那么，根据《史记·儒林传》记载伏生为秦博士。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伏生将《尚书》壁藏于家中。大乱之后，亦即汉定之后，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仅得二十九篇（实为二十八篇），便以这二十八篇教于齐鲁之间。伏生既为秦博士，又专授《尚书》，可见对《尚书》有专门研究。28篇之外的《尚书》虽然亡佚了，但伏生对这些佚篇的内容，一定非常了解。伏生除了传授今文28篇之外，还有解说《尚书》的专著《尚书大传》一书问世。在这部专著中，除二十九篇（含《泰誓》篇）外，伏生还提到《九共》（虞传）、《帝告》（殷传）、《大战》、《嘉禾》、《拚诰》、《冏命》，（以上为周传）六篇。其中《大战篇》录有篇中正文，《九共》、《帝告》、《嘉禾》有解说文字，而无正文。《拚诰》、《冏命》两篇仅存篇目，无正文亦无解说文字。 《尚书大传》虽是伏生解《尚书》的专著，但却是其及门第子欧阳生和伯与张生所记。是否为伏生解《尚书》的全部已不得而知。此书已佚，清人有多种辑本。《续清经解》收清人陈寿棋《尚书大传辑校》本。《尚书大传》所录《大战篇》文字，《史记·周本纪》未采录（有的学者以为周本纪译载全文，未出篇名，不确）是否确有此篇，难以详考。 《尚书》为先秦旧籍，全书文字不会太多。伏生既是研究《尚书》的专家，记诵全书当非难事，为什么只录《大战篇》一篇文字，《九共》、《帝告》、《嘉禾》三篇仅有解说而无正文，《拚诰》、《冏命》两篇，既无解说文字更无正文，仅存其篇目。其余逸篇不但无正文，无说解，且无篇目。这个问题不是很值得人们去思考，去研究吗？遗憾的是这个问题自古及今并未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岂非咄咄怪事？ 2、古文尚书在两汉时期据《史记》及《汉书》记载，有河间献王本、有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壁中本，孔安国家藏本。此外还有东莱张霸所伪造的百两本，此本当时已证其伪，可以不论。河间献王本、恭王坏孔子宅所得壁中本，未见传授记载，而孔安国的家藏本却有传授记载。其系统是：孔安国、都尉朝、庸生、胡常少子、徐敖、王瑛、挥子真、桑钦、贾徽、贾逵。有的学者认为这种传授系统出于编造。此说恐不确。 西汉《尚书》古文本是否存在，是学者争论的问题之一。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力主西汉古文经包括《古文尚书》在内均为刘歆所伪造。此论实不足辩。西汉成帝时东莱张霸献《尚书》百两篇，经过校正，已证明其为伪书，按当时法律规定“霸罪当至死”，但“成帝高其才而不诛”。《论衡·正说篇》可见，在当时造伪书之罪是非常严重的。刘歆请立古文经（包括《古文尚书》）事在哀帝时，距张霸献伪书不过二十余年。因遭到经今文学家的反对未能实现，于是刘歆写了一篇著名文章《让太常博士书》叙述古文经的由来，据事说理，言辞恳切，批评今文家“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措辞十分尖锐。当时名儒龚胜因此“上疏深自罪责”，另一位位至大司空的儒者师丹，虽大怒，在上书中，也只是“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所谓“旧章”指“先帝”所立十四博士的规定，并非另有所指。竟无一人站出来指出刘歆所立的古文经为伪造。经过长期搜集，宫中藏书已极为丰富，上层儒者阅读这些图书，并非难事，如果刘歆请立的古文经，均属伪造，那么当时儒者自可用中秘本（宫中藏书）象对张霸的百两本一样，加以校正，当可立辨其伪，为什么没有人这样做。难道事隔二十余年之后儒者的学问竟下降到如此程度！ 由此可见，否认两汉时代《尚书》古文经的存在是不符合事实的，尤其是两汉《尚书》古文经为刘歆的伪造的说法更是难以令人信从，不能成立的。上述古文《尚书》从孔安国至贾逵的传授系统同样也是很难否定的。东汉时代古文学大兴，《左传》尚且能够传下来，古文《尚书》反而失传，这是不合情理的。1987年《文献》第二期发表的王蓓《论梅本古文尚书的渊源》一文，提出了二十五篇古文出于孟子之手的假说。文中论证虽不无可议之处，但所提的假说是值得重视的。当然既是假说，便有待于证实。我以为汉代的《古文尚书》很可能就是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 3、梅赜伪造二十五篇古文说，不可从。《论梅本古文尚书的渊源》一文已作充分论证，原文具在，读者自可检阅，这里不作转述。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所提到的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楚墓竹简，这批竹简经过整理已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首次出版面世，书名为《郭店楚墓竹简》。据该书《前言》称：由于墓葬被盗，竹简有缺失，已无法估计简本原有数量。再者竹简出土时已散乱残损，虽经整理者依据竹简形制、抄手的书体和简文文意进行分篇系联，但已无法恢复简册原状。这些，当然都是无法弥补的缺憾。但它的价值与意义仍然是极高的，为学术界所充分肯定。 《郭店楚墓竹简》除道家著作外，还有相当一批属儒家著作。这里要提到的是其中的《缁衣》篇，此篇见于（礼记》，为今本《礼记》第三十三篇。楚简整理者认为：简文的内容与《礼记》的（细衣）篇大体相合，二者应是同一篇的不同传本。 简本《缁衣》篇引《古文尚书》四次，今以引文出现的先后为序引述于下。为便于对比，每条引文后，另起列今本《礼记·缁衣》引文，再另起列今本《古文尚书》原文： ①《尹诰》员（云）：“佳（惟）尹（伊）躬（尹）及汤，咸又（有）一德。” 《礼记·缁衣》：“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 《古文尚书·商书·咸有一德》：“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 ②《尹牙》员（云）：‘日·雨，少（小）民佳（惟）日□；晋冬旨（耆）沧，少（小）民亦佳（惟）日□。” 《礼记·缁衣》：“《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古文尚书·周书·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③《君□（陈）》员（云）：“未见圣，如其弗克见，我既见，我弗迪圣。” 《礼记·缁衣》：“（君陈）曰：‘未见圣，若已弗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 《古文尚书·周书·君陈》：“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 ④《君□（陈）》员（云）：“出内（入）自尔币（师）于（虞），庶言同。” 《礼记·缁衣》：“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 《古文尚书·周书·君陈》：“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 《礼记》今本《缁衣》篇第十六章还有《古文尚书》引文四条，《太甲》上两条（《尹吉》一条在今本《太甲》上）《太甲》中一条，《兑（说）命》中一条。简本无今本第十六章，因而也没有这四条引文。 对上述引文作对比综合分析后，可以得出两点新的认识。 首先，郭店楚墓据“发掘者推断该墓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参见《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一九九七年第七期）。郭店楚简的年代应略早于墓葬年代。”如果将郭店楚简的年代定为战国中期，那么，简本既然引用了《诗经》、《今文尚书》、《古文尚书》中一些篇章的文字，可证《古文尚书》和《诗经》及《今文尚书》一样，于战国中期已在流行。由此，也就有理由认为两汉及魏晋时代的《古文尚书》很可能就是战国时代《古文尚书》的传本。简本引文与今本《缁衣》引文及今本《古文尚书》原文的文字虽略有不同，但内容大体一致，便是证明。文字略有不同可能是由传本不同所致。如果说战国中期《古文尚书》在流传中已有不同传本，那么，两汉时代的《古文尚书》有河间献王本、壁中本、孔安国家藏本也就可以理解了。如果《古文尚书》在战国中期就已在流传，那么，《古文尚书》的伪造者当是战国中期或战国中期以前的人，而决不可能是晚至东晋时代的梅赜。 其次，简本引文第一条为《尹诰》，今本《古文尚书》无此篇名。引文在今本《古文尚书·商书·咸有一德》篇内。这种情况，也可能是传本不同所致。不过，我们还应当看到先秦古籍在流传之初有一些并无篇名，篇名为后代的整理者所加。原貌究竟如何，已不可得知。西汉时代，《古文尚书》复出。各种记载于篇数、篇名不尽相同。《史记·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这里所说的逸《书》，显然在伏生所传的二十九篇（实为二十八篇，《泰誓》后得，不在其内）之外，“十余篇”是概数而非确数，且无篇名。《汉书·儒林传》也照录了这段文字。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所述与此不同，认为这些逸《书》是鲁恭王坏孔子宅得之于坏壁之中，并确指为十六篇。《汉书·艺文志》：“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室，而得《古文尚书》……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汉书·艺文志》的这段记载可能参考了刘歆的说法，而实际上与刘歆的说法是不同的。因为《汉书·艺文志》的记载非常明确，是“悉得其书”。就是说孔安国将鲁恭王于坏壁中所得的全部古文《尚书》，拿来与伏生所传二十八篇核校后，又多得十六篇。可见恭王所得之书，应该多于十六篇，究竟是多少篇，史无明文，只好付之阙如。总之刘歆所说古文十六篇与《汉志》所载不同，与孔安国家藏逸《书》十余篇也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唐初孔颖达修《尚书正义》，根据当时所见到的资料将《古文尚书》的篇名篇数分为两个系统：其一是马融、郑玄所注《书序》中所保存的篇名篇数。其二是孔传本的篇名篇数。为了说明问题，现将两个系统的篇名篇数分别开列于后： ①马融、郑玄注本：这一系统就篇数而言为十六，十六篇之说始于刘歆，但刘歆只道及篇数而未道及篇名。孔颖达始将此十六篇篇名具体化，篇名如下： 虞夏书7篇：《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弃稷》、《益稷》、《五子之歌》、《胤征》。 商书6篇：《汤诰》、《咸有壹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 周书3篇：《武成》、《旅獒》、《冏命》。 ②伪孔传本篇目： 虞夏书3篇：《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 商书10篇：《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中、下，《咸有壹德》、《说命》上、中、下。 周书12篇：《泰誓》上、中、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三列示这些篇目后，批评孔颖达不相信马融、郑康成诸大儒，而相信伪孔传。这种批评是难以令人信服的。首先上述十六篇篇目，是否确为马郑所注的篇目并无的据，当在阙疑之列。退一步说，即使是马融、郑玄所注，也未必是真本。这个注本虞夏书七篇，篇数最多，商书六篇居次，周书三篇最少。时代越古越多，时代越近越少，这是不合情理的。所谓《伪孔传》本则不然，虞夏书仅三篇，商书十篇，周书十二篇。时代越古越少，时代越近越多，和十六篇本形成强烈反差。也许孔颖达正是因为看到这种反差，引起怀疑，所以弃马、郑而从孔传。 再者，《汉书·艺文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自注“为五十七篇”唐颜师古注：“孔安国书序云：‘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承诏作传，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郑玄叙赞云：‘后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孔传本除古文二十五篇外又将今文二十八篇析为三十三篇，合计恰为五十八篇。而郑玄叙赞为五十七篇，大约为了牵合此篇数，将夏书《九共》篇析作九篇，这样，十六篇就变作二十四篇，加上今文三十三篇共计为五十七篇，如此，便与郑玄叙赞所说五十七篇相吻合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九共》篇能否析为九篇，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尚书大传》：“《九共》以诸侯来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恶，人民好恶，为之贡赋、政教。”根据伏生对《九共》内容的解说，则《九共》的内容与《禹贡》内容相似。《禹贡》第二段第一层正是把全国按九州分别加以介绍，大体上则是“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恶，人民好恶，为之贡赋、政教”。共，当作贡，九共，当即九州之贡，倘把“九共”分作九篇，就是将每州之贡，各为一篇。在《禹贡》内，九州之贡不仅未单独成篇，而且合在一起成为第二段中的一个段落，当然此段与其它各段相比，文字最长。倘以文字的长短而论，则《禹贡》中的九州之贡不但可以单独成篇，即每州之贡亦可单独成篇。因而，我怀疑《九共》很可能就是《禹贡》的一部分，《禹贡》在今文二十八篇中堪称鸿幅巨制。一篇之内包含这么多内容，在《尚书》中也是仅此一篇而已。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战国中期简本《缁衣》涉及《古文尚书》的四条引文均在今本《孔传本》内，第一条所引篇名作《尹诰》，《孔传本》无此篇名，马郑所注的十六篇本亦无此篇名。而引文却在《孔传本》的《咸有一德》篇内。另外三条所引篇名《君牙》、《君陈》，《孔传本》《周书》内有此篇名，而马郑所注的十六篇本《周书》内无此篇名。三条引文分别在《孔传本》的《君牙》、《君陈》篇内。战国中期简本《缁衣》，马融、郑玄不及见，孔颖达更不及见。而简本《缁衣》与《孔传本》暗合，与马、郑注本不合。单就这一点而言，舍马、郑而从《孔传》不正显示出孔颖达的卓识吗！难道因为马融、郑玄是汉代大儒就应该盲从吗！阎若璩博极群书是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然而阎若璩对地上之书大体的是看遍了的，但地下之书却未曾看到。假如阎若璩晚生三百多年，看到今天出土的战国中期简本《缁衣》，大约就不会对孔颖达作出那些批评了。 以上三点涉及《尚书》流传的三个时期：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这三个时期的《尚书》原本，我们均不及见。也许有一天这三个时期《尚书》原本会象《老子》战国竹简本，汉代帛书本及《周易》汉代帛书本那样，破土而出，重见天日。那样，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三个时期《尚书》文本未出土之前，只能消极等待而不作研究，而是说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要“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孔子还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应当说，这种态度和方法是科学的，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要遵守。象康有为那样肆逞臆说，难免贻笑于后人！ 关于《尚书》文字训释问题。众所周知，《尚书》文字，在古文献中最为古奥，确实是“诘屈聱牙”极难读懂。因此，训释《尚书》文字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杨树达（遇夫）先生提出治古书，通训话、审辞气，二者并重的方法。甲骨学奠基者、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静安）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都是训释《尚书》文字应当遵循和借鉴的科学方法。杨先生于通训话之外，提出审辞气，尤为切要。所谓“审辞气”是从语法角度来讲的，从语法角度来训释文字，就是将字词放在使用的语言环境中加以训释。自甲骨学兴起之后，不少学者将甲骨文研究成果、金文研究成果运用到《尚书》文字训释中来，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如果不注意审辞气，就是说不注意字词在《尚书》中的语言环境，就会“扦格难通”出现误解、误训。试举下述两例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例，《尚书·费誓》：“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抵复之，我商赉汝。” 杨筠如《尚书核诂》解“我商赉汝”说：“商，当读为□之□。金文赏字皆作□。”并举出下述例证： 姐子鼎：王□戍□贝二朋。 小孟鼎：王命□孟。 般□：王商作册般贝。 最后作出结论说：“则商赉，即商赉矣。” 于省吾《尚书新证》：“伪传训商为商度，非是。金文赏每作商。”并举出下述例证： 般金：王商作册般贝。舜按：此例与杨筠如所举第三例相同。 □□：末距□国差商末。 于省吾先生认为：“此例至夥。”未作更多的引证。 杨、于二先生均否定《伪孔传》的训释，而创为新解。然而，对于杨、于二先生的新解，我则实在不敢苟同。我以为从上述例证看，在金文中解商为赏是可以的，但将这种训释移到《费誓》中来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就在于忽视了“审辞气”。只要仔细研究上述金文例证，便可发现，就“辞气”而言商在上述金文例证中与《费誓》中是不同的。金文例证所表述的是既成事实，无需“商度”，而《费誓》则不然。鲁侯在誓词中所说的赏赐，只是事先的许诺，要在将因放牧而走失的马牛，以及逃跑的奴隶捉到并恭敬地送回来之后，才可以实施赏赐。可以想见按照鲁侯号召，将士们在捉拿牛马及奴隶的活动中所立功劳的大小将会是不同的。这样，事情结束之后，进行赏赐，难道不应当仔细地反复地根据各人所立功劳大小等各种情况“商度”一番吗；可见将两种不同的“辞气”混为一谈，不加分辨，就必然会造成误解。 再者，赉，本来就是赏赐的意思。商如果作赏赐解，那么“商赉”连用，意思重复，毫无必要。上述金文例证中，“商”与“责”并不连用，便是明证。（尚书·汤哲》：“予其大资汝。”只用“资”而不与“商”连用也是明证。既然“商”和“资”单独使用，均可明确无误地表达“赏踢”的意思，不要说古代书写艰难文字简约，就是在今天意义完全相同的词叠床架屋地合在一起使用，不也是有失累赞而应加以删节吗？ 把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尚书》文字的训释中来是完全必要的，但决不可生搬硬套。 第二例：《尚书·君奭》：“公曰：君，予不惠若兹多诰。予惟用闵于天越民。” “不惠”，杨筠如《尚书核诂》：“惠疑当作惟。”又说：“此文下作予惟，则此不惠亦当为不惟也。古惠惟声近相假。”唐兰先生说：“按杨氏读惠为惟，甚是，其谓惠为惟之假，则误，岂有正字，作惠作惟，同是假借，宁有更假惠为惟哉？”（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四》1426页引，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版第四册2982页引同）唐兰先生还说：“《书·洛诰》：“予不惟若兹多诰。’《君奭》云：‘予不惠若兹多诰。’句例全同，不惠即不惟也。”（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四》1425页引，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四册2982页引同。）唐先生引作《书·洛诰》实误，当作《书·酒诰》。唐兰先生据杨摘如《尚书核诂》为说，以为此处惠即甲骨文、金文的惠字，用为语词。恐不确。《酒诰》：“予不惟若兹多诰。”与《君奭》：“予不惠若兹多诰。”句例虽全同，但二句各自的“辞气”却很不相同，“不惠即不惟”的结论便很难成立。 先分析此句在《君奭》中的“辞气”。《君奭》篇是周公对召公的诰辞，召公在周初的统治集团中，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篇中周公再三表示希望他们二人能加强团结。并要求召公“猷裕”亦即胸怀宽阔。据此，可以想见召公当是一位心胸比较偏狭的人物。此时与周公当已产生一定的隔阂。因此，篇中周公对召公的告诫，措词十分谦和。这一点与《酒诰》中对唐叔的告诫措词非常率直（《康诰》亦如此）形成鲜明对照。“不惠”句出现在《君奭》的篇末，可以看作是结束语。“若兹多诰”的“兹”显然代指篇中全部诰词，这些诰词尽管极为恳切，但为了使召公容易接受，在谈话结束的时候，再一次表示自己的谦恭，是十分必要的。清儒江声、孙星衍以为“惠与慈通。”不惠，言我不智慧。并指出这是周公的谦词。此解是正确的。因为它完全符合此句的“辞气”。就是说，这种理解，不仅着眼于全篇，而且着眼于“不惠”句的上下文。上句的大意是：我（周公自指）很不聪明，说了这许多话。而下句的大意则是：只是因为我忧虑天命和民心的不易保持。下句所言是说明“若兹多诰”的原因。句中“用”字，作“因”解。这样，“辞气”才能相连贯。如果按杨筠如、唐兰二先生的意见：不惠即不惟，而“惟”为语词，不惟含只有不仅，不只或除非两个义项。无论那个义项在此处均为“不词”，再如按杨筠如将“不惟”、“予惟”相对应，则更加“无解”。 《酒诰》中“不惟”的例句如下： “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 此处“不惟”应解为“不仅”，下文引述古人遗训。上下文联系起来看，“予不惟若兹多诰”下面，当有省略。这段话的大意是说：我不仅用这些道理告诫你，还希望你考虑古人的遗教：人，不要把水当作镜子，而应当把臣民当作镜子。“还希望你考虑”则是句中的省略部分（或称隐含部分）。可见，此处“不惟”与《君奭》中的“不惠”用法各异，是不能混同的。 对于甲骨文中的“惠”字，李曰丘先生说：“今按惠字涵义极为复杂，欲求一义以贯之，实不可能。”（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四卷1430页引）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即以“惠”字而言，在今文《尚书》28篇中，使用过16次（包括“保惠”条2次），便可分作四个义项，①作仁爱解。使用过7次，例句如下：“安民则惠”，“能哲而惠”（《皋陶谟》）“惠笃叙”（《洛诰》）“惠鲜鳏寡”（《无逸》）“惠康小民”（《文侯之命》）。②作顺、合解。使用过5次，例句如下：“亮采惠畴”（《尧典》）“朕言惠可·行”（《皋陶谟》）“惠不惠”（《康诰》“尔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多方》）。③作兵器名，指三棱矛。使用过1次，“执惠”（《顾命》）。④解犹“慧”。使用过1次，“予不惠若兹多诰”（《君奭》）。（以上参引周民《尚书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93页）。 仔细研究上面所引的例句，不难看出，《尚书》中的“惠”，并非甲骨文中作语词用的“□”。而且，同样也不能“以一义贯之。”至于“惟”字，在今文《尚书》中，用例多达399次，周民《尚书词典》分作22个义项，虽不能视为定论，但不能以“一义贯之”则是可以断言的。 杨筠如先生释惠为惟时，语气并不肯定，句中加上“疑”字，“惠，疑当作惟”。唐兰先生引述杨筠如先生《尚书核诂》为说作进一步分析论证，认为《尧典》、《皋陶谟》、《多方》、《文侯之命》等篇中的“惠”字，“前人训为顺若仁者均误，然则惠之用为语词者甚多，不仅杨所举二处也，知与惠同读若惟，则见于千百卜辞中之□若惠字，罔不迎刃而解。”（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第四册2982页引）李孝定先生说：“卜辞中此字（舜按：指□、惠）无虑数百见，各家说者纷纭，然均莫能贯通诸辞之意，惟唐氏（舜按：指唐兰）读□为惠（清儒已有此说）并引杨筠如氏之说以明惠为语词，与经籍中语词之惟同，以读卜辞诸辞，无不豁然贯通，意义允洽，其说确不可易，他家之说亦可以无辨矣。”《甲骨文字集释》第四，1431页）如果说杨筠如提出这个新说，尚不确定，到唐兰先生则非常明确，至于李孝定先生则不仅十分明确，而且十分坚定了。我以为此说在卜辞中是否“确不可易”，“他家之说”是否“可以无辨”，可由甲骨文学者们去论定。至于在《尚书》中作如此结论，似嫌过于武断。我以为还是将《尚书》中惠、惟全部用例的“辞气”作一番细审，亦即作一番仔细研究之后再作结论比较妥当。 《尚书》这部古老的典籍，唐以前的传本均不及见，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我们的研究最好是“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而不要把话说得太过、太满。 文章来源：《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