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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友冰：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徽大学、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是全台文学研究成立时间较早、规模最大、与会人员最多的一个研究会。它成立于1979年4月29日，两年举行一次年会和换届改选。第一任和续任会长为黄永武教授。最盛时会员人数达230多人。 学会的主要工作一是与高校合作，每年举行一次“中国古典文学研讨会”。其中换届的一次则兼有会员大会职责：向会员汇报本年度工作和下年度计划，两届一次换届改选外，主要是展开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研讨。首届成立大会是在桃园县举行，并与中央大学合办“中国古典文学研讨会”，至今已召开了二十多次。其中1985年12月在台湾师范大学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改为“中国古典文学第一届国际会议”，邀请大陆、香港内地学者以及欧美、日、韩等国外学者参加）。每次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经过审查，挑选出十六篇左右，定名为《古典文学》，由学生书局出版发行，至2000年九月，已出版了十五辑。另外的论文集则以研讨会的主题命名，由学生书局或文津出版社等台湾著名的文史类出版社出版发行。如与东海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第三届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由文津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第三届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与高雄师范大学合办的《文心雕龙》研讨会，由学生书局出版了论文集《文心雕龙综论》；与东吴大学合办的“文学与社会”专题研讨会，出版论文集《文学与社会》（学生书局）；与淡江大学合办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出版论文集《二十世纪与中国文学》（学生书局）；与中正大学合办的“隋唐五代文学研讨会”，与輔仁大學合办的“建構與反思学术研讨会”等，也都出版了论文集。 学会的另一项经常性工作是编辑出版《古典文学通讯》，半年一期，报导学会以及会员在这段时间的研究活动情况，间有一些学者的专访和回忆。更重要的是刊登一些相关学者撰写的研究论文目录索引，每年度的台湾地区或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状况概述，以开拓会员的视野，为学生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提供方便。如三十一期、三十三期刊登的古代小说研究专家王国良教授撰写的《近五十年台湾地区六朝小说研究论著目录》、《近五十年台湾地区唐代小说研究论著目录》；三十期刊登的敦煌学专家郑阿财、朱凤玉教授撰写的《1977——1997年台湾敦煌文学研究论著目录》，研究韩愈、柳宗元专家王基伦教授撰写的《1992年至1997年台湾地区唐代散文研究目录》；二十七期刊登的翁圣峰教授撰写的《台湾本土的古典文学研究目录》；三十二期朱嘉雯的《台湾地区近三十年红楼梦研究论著目录》；三十四期陈美雪撰写的《近五十年来台湾地区明代戏曲研究论著目录》；三十期刊登的张双英教授撰写的《1996年古典文学研究之概况与特色》等。 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成立意义及其所产生的作用，除了在台湾各高校以及古典文学教师間架起一座沟通与联系的桥梁，这个学会普遍具备的作用外，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 第一，改变了台湾高等学校中文系学科结构，在学科现代化建设上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台湾各大学的中文系所，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基本上延续传统的国学范畴，即以经学、小学（文字学、音韵学）为其主干，作为教学和研究的主要内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以及在此前后相继成立的“比较文学学会”（1978）、 “中国历史学会”（1980）、中国唐代学会（1988）、“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1986）等，通过预设研究专题，发表研究论文，座谈学科建设和召开专题讨论会并出版专辑等方式，改变了这种学科结构。使运用现代观念和现代手段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作品解构分析成为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师生们关注对象，并激发出极大的兴趣，乃至与经学、小学鼎足而三，直至后来居上。这当然与时代的潮流有关，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的努力也功不可没。 第二，加浓和加深了台湾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气氛。据龚鹏程教授介绍：“台湾的大学，原以教学为主，研究为辅。据教育部在1983年的调查，全国大学教师中从未写过学术论文者尚占六成，可见研究风气确需提倡。特别是在中文学系中，已有之研究，经常仍保持着传统的学案、笺释、考校、注解的方式，现代论文的写作与发表，更需推广。十多年来，古典文学研究会在这方面贡献至伟，一步步建立了文学研究与写作规范和研讨制度”（《古典文学》第十三集“序”，学生书局1995·9）。龚鹏程的这个评价，也从研究会首任、续任会长黄永武教授的一番谈话中得到证实。他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就就是“为中文学界注活水，开风气”。他回顾1979年至1983年在担任会长期间，“当时的中文学界，至少有九成以上的学者不曾参加过学术会议，而古典文学会议是开风气之先的。譬如海报设计、座位安排、发言时间控制等会议规范，大家都不清楚，因为根本没有人有参加这种会议的经验”，“这些规范如今已是‘常识’，但在当时却是十分新鲜的创举”（《为中文学界注活水，开风气：专访黄永武谈本会初创之活动与理想》，《古典文学通讯》26期，1996·5）。 从逐次年会的安排和发言来看，不仅规模逐渐增大，而且研讨的内容也逐步深入和专门化，如：1988年10月召开的第十届“中国古典文学研讨会”专门讨论文学的继承与创新，1990年12月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国古典文学研讨会”专门研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1992年12月召开的第十二届“中国古典文学研讨会”专门研究区域文学，1994年12月召开的第十三届“中国古典文学研讨会”专门研究古典小说，1997年元月召开的第十四届“中国古典文学研讨会”专门研究古典散文，1999年6月召开的第十五届“中国古典文学研讨会”专门研究明代文学。为了使研讨更加专一，在年会之外还与有关高校组织专题研讨会，如1997年10月与东海大学合作举办的“第三届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名士风度、六朝赋、连珠体以及三曹、陶潜、谢灵运、庾信等作家，《文心雕龙》、《颜氏家训》、《金楼子》、《世说新语》等专书进行了专题研究；会后出版了论文集《第三届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入、台湾学者杨承祖、李立信、王金凌、洪顺隆、王文进、王国璎等、大陆学者李剑国、张少康、曹旭、刘跃进、张伯伟，韩国学者全寅初、金长焕，日本学者王锺陵等学术论文36篇；与高雄师范大学合办的《文心雕龙》研讨会出版的《文心雕龙综论》，其中像龚鹏程《从<吕氏春秋>到<文心雕龙>：自然气感与抒情自我》，江宝钗《从“文心”、“正纬”论谶纬源始及其神话性质与功能》，郑毓瑜《由“神与物游”到“巧构形似”：刘勰“形神说及其与人物画论“形神“观念之辨析》等篇，角度独特，视野也很开阔；与东吴大学合办的第十一届年会还专门研讨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会后出版的《文学与社会》专辑，其中像王文进《州府双轨制对南朝文学之影响：以荆雍地带为主的观察》，臧汀生《台语流行歌曲与台湾社会》，龚鹏程《有字天书：道教与文学新论》，郑志明《关汉卿杂剧的宗教意识》等篇，分别从地域文学或宗教角度，探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值得关注；1993年与淡江大学合办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会上着重回顾研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并着重研讨了台湾的乡土文学创作及研究状况，发表了台湾本土文学研究者和日本学者的多篇论文。在出版的专辑《二十世纪与中国文学》专辑中，像游胜冠《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本土论的建构》，星名宏修《日据时代的台湾小说：关于皇民文学》，游唤《台湾新世代诗学批判》，下村作次郎《台湾文学研究在日本》，郑明俐《台湾的现代散文研究》等，其研究动向值得关注。 第三，由于采取和台湾高校合办的方式。举办的场次又多，规模又逐渐增大，从第七届开始，每次年会都有200多位学者参加，其中又有多位是来自欧、美、日、韩、新加坡、马来西亚、俄罗斯得学者。举办方的教师、研究生参加服务和旁听者更多，这对培养青年学子对中国古典文学学习和研究兴趣，扩大中国古典文学在高校的学科影响，增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乃至弘扬中国国学和民族文化传统，都有一定的推助。第九届年会的主持人包根弟曾在总结中指出：“这次会议不但充分发挥了学术交流、以文会友的目的，更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域外汉文学的介绍，正可见我国的、古典文学的继承和创新远达域外，历久而弥新的生命；二是与会学者人数之多，为历届之冠，而年青一代学者的积极参与，更是个可喜的现象”（《卷头语》，《古典文学》第十集，学生书局1988·12）。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沈谦教授亦认为：“近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呈现了一股崭新的气象，无论是研究风气的蓬勃。成果的丰硕，人才的鼎盛，都令人感觉精神振奋。尤其是许多年轻的学者，沉潜笃实，活力充沛，运用新观点、新方法，从各种不同层面探索古典殿堂的奥秘，食桑吐丝，采花酿蜜，赋古典以新貌。使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学，焕发出更新的意义与光辉，照亮现代中国的文坛”。这位学者更以诗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研讨会上的盛况：“讨论的情况十分热烈：有的侃侃而谈，理直气壮；有的旁敲侧击，扣人心弦；有的洞察幽微，毫不放松。有时候高手过招，点到为止；有时候峰回路转，欲罢不能；有时候见仁见智，各不相让。其间的机锋妙趣，高潮迭起，往往令人拍案叫绝，眼花缭乱。除了观念的澄清，研究成果的开拓，研究方法的尝试外，台风、口才、思辨能力的历练和借镜，灵智的交流和激荡，在在都令与会者受益无穷”（《灵魂在杰作中寻幽访胜：《古典文学》第九卷“卷头语”，学生书局1987·4》。这种场面、这种心情、这种收获，是每一个与会人员都不会忘记的，这对扩大上面提及的诸种影响，当然会有助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