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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天亡簋：  天亡簋及其铭文 天亡簋，西周初期著名青铜器。天亡，即作此簋的人。因器中铭文开头是“王又大丰”，所以又被称为“大丰簋”； 簋是食器，用以盛食物，相当于现代的饭碗。于清道光年间（约1840—1850）出土于陕西郿县(今宝鸡市眉县) 天亡簋高24.2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18.5厘米。此器肃朴庄重，周身饰以旋龙纹，器侈口，四兽首耳，下垂方珥，鼓腹较深，圈足下连铸方座。这种四耳方座青铜簋，是西周初期独有的样式，簋身和方座装饰两两相对的夔纹，夔体卷曲，状如蜗牛，这种体态的夔纹也是周初特征。是西周初年武王时期的标准铜器 更为重要的是天亡簋内底有78字铭文，是确认商周牧野之战的极其珍贵史料，也是研究西周初年祭祀制度的珍贵史料。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在牧野（今河南淇县）打败了殷纣王，建立了周朝。这件簋底的铭文就记述周武王灭商后第十二天（乙亥日）在“天室”举行祭祀大典，祭告其父周文王，多亏祖先和父亲文王的保佑，才得以伐纣成功。并取代商王的地位来祭祀天上神帝。作器者天亡襄助武王举行仪式，祭祀典礼之后，武王举行盛大的宴享，天亡受赏赐，于是铸造这件簋来铭记荣宠。全文如下： 乙亥，王又（有）大丰（礼）。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天亡簋铭文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德在上，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赓。丕克乞（迄）衣（殷）王祀。丁丑，王飨大宜。王降。亡得爵复觵。唯朕又（有）蔑，每（敏）扬王休于尊簋。 翻译：灭商后第十二天乙亥日，周武王在嵩山之上举行封禅大礼。武王居高临下眺望着东、南、西三方，在嵩山的太室山上祭祀享神。神灵降临。武王于是向父亲（也就是尸，灵媒）询问：“亲爱的父亲啊，天帝他老人家会保佑我们的王朝吗？”武王接着给他天帝身边毫不显眼的父王之灵送上了华丽的衣服。（被附身的“尸”向武王转述文王的回答）“文王在天上很讨天帝他老人家的喜欢，所以他会在天上护佑你，不过你在上帝眼里你只是一个卑微弱小的人王罢了，你不可肆意妄为，不可放纵自己” 给文王尸主送衣服的程序就这样走完了。 丁丑日，（乙亥日封禅大典之后两天），武王大宴群臣，杀牛宰羊，给所有的有功之臣都分了块祭肉。武王屈尊降临宴会，举杯道：“干杯！都把杯底亮过来”。我很荣幸（有庆）地在武王举行的开国大典上分到了一块祭肉，还和武王一起喝过酒！真是太令人激动了，武王万岁！我要把这件光荣的事情刻于金簋，书之竹帛，让后世子孙们都能分享我的荣耀！ 文中的 “衣祀”指遍祀先王；“事喜上帝”的“喜”，即《诗经•商颂•玄鸟》中“大糦是承”的“糦”，即祭上帝。 铭文字形参差错杂，变动不居，在拙朴散乱中显示运动与和诣之美，有轻有重的笔画在某种程度上有自然书写带来的笔墨痕迹。其铭文用韵协调 ，是赋体先河 天亡簋出土以后很长时间失去踪迹。1956年忽然又在上海发现，令学者们惊喜不已。现藏于中国博国家物馆。 12、宜侯夨（cè）簋：  宜侯大簋及内腹残留铭文 宜侯夨簋是西周早期青铜器。为康王时宜（或释俎）侯夨所作的祭器。有人认为“夨”就是吴国的国君周章，也有人认为“夨”是周章的弟弟——虞仲。1954年出土于江苏丹徒县烟墩山西周墓。 簋高15.7厘米，口径22.5厘米，足径17.9厘米。器侈口，圆形，束颈，鼓腹，四兽首耳，高圈足，有四扉棱。下缘附边条。腹部间饰涡纹、夔龙纹，圈足饰鸟纹。腹饰圆涡纹及夔纹，圈足饰夔纹。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0余字，全文如下： 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王卜于宜口土南。王令虞侯矢曰：〔迁侯於宜。锡〔〕鬯一卣、商瓒一口，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宅邑三十又五，〔厥〕……百又四十。锡在宜王人〔十〕又七裏。锡奠七伯，厥〔庐〕〔千〕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大扬王休，作虞公父丁尊。 因为该簋是破碎的碎片重新拼接，且碎片没有全部回收，因此丢失了不少铭文。即是如此，其残存铭文也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是迄今为止，在所发现的青铜器铭文中唯一记载西周时期周天子分封诸侯的重要文献。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周建国后，“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周天子分别授予自己的子弟、亲族及功臣一定范围的土地，建立封国，以屏卫王室，受封者即是诸侯。据史书记载，西周初年分封了71国，其中较大的有鲁、齐、燕、晋、卫等。通过分封诸侯，周人不但牢固统治商朝原有地区，而且其势力、影响得以不断扩大，远远超过了商朝。其中的夨原在虞，称虞侯。这件铭文记载周王改封夨于宜地为宜侯，同时赏赐祭祀用的香酒、代表征伐权力的弓矢及宅邑、土地和奴隶之事。分封制从此有当时的铭文记录征信。铭文中的王是周武王，成王，还是康王，众说不一，但康王的可能性最大（这里考证从略）。如果真如此，分封制不仅在立国之初，到周武王之孙姬钊(?―公元前996)仍在实行或进行调整。 二是隐藏着吴国早期一些神秘史实。这涉及到虞和宜具体在何处。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中一种说“宜”可能就在铜器出土地丹徒县一带。夨即是吴国的国君周章，或是周章之子熊遂。如此说成立，史学意义极大：一来更正了先秦最早编年史相关史实。据《春秋》三传记载，周在淮河以东以南的地方并没有转封的诸侯，但是宜侯簋的出土填补了这个缺失；二是 牵涉到虞和吴的关系。吴人自称是叔虞之后。叔虞，姬姓名虞，周武王第三子、周成王之弟。周成王少年时对他的弟弟叔虞有过封国的承诺，日后太史和周公都要求成王履行承诺，遂封唐叔于唐国，并产生“桐叶封弟”的典故。所以叔虞又称唐侯。“唐”在山西翼城西部，“宜”在江苏丹徒一带，两者如何能扯到一起：该簋的铭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康王在审视了东国之地之后，又把虞侯转封在宜，因此唐侯就变成了宜侯。因此宜侯与叔虞仲的关系很明确，是宗子转封外地的关系。宜国亡国后建立的与当地文明结合的“吴”国，自然吴人也就声称自己是叔仲之后了。 正由于上述缘故，宜侯夨簋一出土就受到史学家的青睐，成为西周青铜器中考释最多的一件。 另外，这件青铜器的出土和修复经历，也为文物保护留下许多教训： 据该器的发现者，丹徒县绍隆寺的福贵老和尚回忆，1954年他在村长聂长保家打工，在一块坡地上翻土时，掘岀了一批青铜器。他的发现引发村民的围观，纷纷议论是否是金器。聂长保的儿子为了检验质地，随便检岀了一件，一锄头打得粉碎，他打碎的恰恰就是这批青铜器中唯一有铭的《宜侯夨簋》。现存的《宜侯夨簋》是用碎片缀合的，接缝处的铭文难于辨认，更严重的是碎片没有全部回收，丢失了不少铭文。这是对《宜侯夨簋》的第一次伤害；文物工作者清理烟墩山古墓时的缺失，又对《宜侯夨簋》造成了第二次伤害；在修复《宜侯夨簋》时，工作人员在簋腹的四个耳形装饰物下各挂上一个铜珥。展岀期间，某专家指岀耳下不该有珥，才又把四个铜珥摘去。这四个铜珥是那里来的？在缀合簋体的有铭部分时，是否也拼入了无关的碎片？都是值得深究的问题。非专业修复对《宜侯夨簋》造成了第三次伤害。 宜侯夨簋现藏于中国博物馆。 13、史墙盘：  史墙盘及盘内铭文 史墙盘是西周微氏家族中一个名叫“墙”的人，为纪念祖先而作的铜盘。因为“墙”做过史官，所以又称为“史墙”。盘是盥洗具，相当于脸盘。流行于商代至战国时期。器型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西周时期的盘一般有双耳，圈足或者在圈足下再加三个小足祭祀和眼宴饮时常与匜配合使用：用匜浇水洗手，用盘在下面承接。 史墙盘是西周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扶风(今宝鸡市扶风县)。盘型巨大，制造精良，整体通高16.2cm、口径47.3cm、深8 .6cm。盘腹外附双耳，腹和圈足分别饰凤纹和兽体卷曲纹，雷纹填地，圈足有折边。腹部垂冠分尾凤鸟纹中的凤鸟有长而华丽的鸟冠，鸟尾逶迤的长度，为鸟体的二至三倍，延长部分与鸟体分离，凤鸟纹在当时象征着吉祥，是西周时期最为流行而且最富时代特征的纹饰。 史墙盘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因为底部铸有铭文284字，是建国后发现的铜器铭文最长的一篇。铭文首先追述了列王的事迹，历数周代文武、成康、昭穆各王，并叙当世天子的文功武德。铭文接着叙述自己祖先的功德，从高祖甲微、烈祖、乙祖、亚祖祖辛、文考乙公到史墙。颂扬祖先功德，祈求先祖庇佑，是典型的追孝式铭文。 墙盘所记述的周王政绩与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中的内容非常吻合。关于微氏家族发展史部分的内容则并不曾见于现在已知的文献，填补了西周国史微子家族的一段空白，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释文为：曰古文王，初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匍有上下，受万邦。圉武王，遹征四方，达殷，民永，不巩狄虘，伐尸童。宪圣成王，右刚，用肇彻周邦。康王，兮尹。宖鲁邵王，广楚荆。隹南行。穆王，井帅宇诲。宁天子，天子文武长刺，天子无匄。祁上下，亟慕，吴亡臭。上帝司夒，尣保受天子令，厚福丰年，方亡不窋见。青幽高且，才霝处。武王既殷，史刺且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于周卑处。乙且，匹氒辟，远猷心子。明亚且且辛，毓子孙，多孷，角光，义其祀。文考乙公，屯无誎，农啬戉隹辟。孝史，夙夜不窋，其日蔑。弗敢抯，对扬天子丕显休令，用乍宝彝。刺且文考，弋受尔。福褱录，黄耇弥生，龛事氒辟，其万年永宝用。（据李学勤先生释文对照整理） 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14、毛公鼎  毛公鼎及鼎内铭文 西周作品，郭沫若定为周后期宣王时器。清道光末年出土，于咸丰二年（1852）由古董商苏亿年收购，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圆形，口沿上有厚实高大的双耳，深腹外鼓，腹如半球形，足呈马蹄形，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颈部的两道凸弦纹之间亦饰以精美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 毛公鼎最大的文物价值是内壁铸铭文32行，长达499字，是我国迄今出土的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铭文记载了周宣王告诫及赏赐大臣毛公的策名辞，以及毛公铸鼎的缘由， 其大意是：为了中兴周室，革除积弊，周王策命重臣毛公要忠心佐王辅国，不可横征暴敛，壅塞民意，绝不能重蹈先臣违诺王命，官纪不饬，酗酒无度，而遭丧国之祸的覆辙；毛公感恩周王所委之重任以及所赐之酒食、舆服、奴隶、兵器、玉饰、仪仗等丰厚的赏赐而铸鼎纪事，子子孙孙永宝永享，它对研究中国冶金史、文字史和西周史等均有重要价值，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郭沫若称赞它“抵得一篇尚书” 毛公鼎的铭文也是西周晚期金文的典范之作，表现出上古书法的典型风范和一种理性的审美趋尚，笔法圆润精严，线条浑凝拙朴，用笔以中锋裹毫为主。在具体操作中应是逆锋而入，抽掣而行，提笔中含，锋在画中而至于收笔;其收笔未必笔笔中锋，只是轻按笔锋停止即可，即所谓“平出之法”， 为后人提供了很好的临摹模版。其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体势显示出大篆书体高度成熟的结字风貌，瘦劲修长，奇逸飞动，气象浑穆，不促不懈，仪态万千。章法纵横宽松疏朗，错落有致顺乎自然而无做作，呈现出一派天真烂漫的艺术意趣。通过《毛公鼎》文字书写的完美布局，表现出西周晚期的文字书写形成了具有纯熟书写技巧和表现手法的形式和规律。 毛公鼎出土后经历的沧桑，又是一部中国现代史： 关于它的出土情况，据学者贺世明先生考证，是于清道光年间（1851），是由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古董商闻讯前来看货，当即以白银300两购得。但当把鼎运至村南时，被村民董治官拦下，说这鼎位于他和董春生两家相交的地界上，他也有一份，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回到县上，便出资贿赂了县知事，董治官被抓投入监狱，罪名有两条：一是私藏国宝，二是取名“治官”，乃犯上作乱，当堂命令他改名为“治策”，把他用铁链吊拷了一个多月，迫令招供藏鼎何处，然后派武装人员去藏处取出运往县衙。然后被这个古董商即出重金悄悄买走。此后，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商苏亿年之手，他向北京的著名金石学家兼收藏家陈介祺发函告知，陈接信后马上汇来白银100两，言明以50两作为货款，50两作为运费，让苏雇车专程送来。陈见此宝鼎价值超出他的预想，极为高兴，又赏苏白银1000两，把此鼎锁藏于秘室，他经过深入研究，写出了铭文考释文章和题记。 毛公鼎入陈家之后的近百年间又屡经变故。陈介祺病故后，陈氏后人把毛公鼎卖给清末重臣端方。辛亥革命爆发后端方被革命军所杀，家道中落，端方之妾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华俄道胜银行，银行听人说这鼎是假的，就派人前往陈介祺的家乡山东潍县调查，找到陈介祺铸造的仿制品两相比较，方才断定端方家中的毛公鼎确系原物，准于典押付款，将此鼎入库秘存。 经过这样一番曲折，毛公鼎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英国记者辛浦森，欲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求购，美国人福开森积极从中说合。但由于当时的5万美元仅合4万块银元，端家嫌开价低没有出手。同时，社会舆论也纷纷认为此系国宝，反对端家卖给外国人。爱国人士竭力护宝。至1926年前后，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认为国宝放在外国银行不妥，向端家表示愿以较低利息质押毛公鼎于大陆银行，端家表示同意，由谈荔孙代办向天津华俄道胜银行赎出，改存大陆银行。不久，北平大收藏家、国学馆馆长叶恭绰与郑洪年、冯恕合股集资买下毛公鼎。1930年，郑洪年、冯恕二人分让，毛公鼎遂归叶恭绰一人所有，但仍存于大陆银行，后来叶迁居上海，毛公鼎也一同转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叶恭绰匆匆避往香港，毛公鼎及叶之收藏书画未能带走。叶在上海之妾潘氏意欲侵吞叶在沪之家产，打起了官司。1940年，叶恭绰致电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授的侄子叶公超，让他赴上海代为主持讼事。叶公超途经香港时，叶恭绰嘱咐其侄：“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当叶公超到上海应诉之时，潘氏已向日本宪兵队密告叶宅有国宝毛公鼎及珍贵字画，日本宪兵队当即前去搜查。万幸的是先搜出一些字画，接着搜出两支自卫手枪，日本宪兵注意力转移，对查找毛公鼎之事有所疏忽，而毛公鼎当时就藏在叶恭绰的床下，竟未被发现，但叶公超却因手枪被查出以间谍罪被捕，投入牢狱达49天，多次遭鞭打、水刑，但叶公超坚不吐实。后为脱身之计，密嘱家人铸造假鼎交出，并由其兄叶子刚以重金具结作保才得释放，但仍受监视。后来叶公超终于在1941年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将国宝完好无损地奉还给叔父叶恭绰。 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恭绰不得已又携带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后因患病，经济困顿，万般无奈之下将毛公鼎典押银行，后为巨商陈永仁得悉，出资赎出。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国家。1946年春毛公鼎由上海运至南京，由中央博物馆收藏。后为庆祝蒋介石60寿辰，由中央研究院和教育部于1946年10月联合举办“文物还都展览”一个月，毛公鼎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之一。 1948年大陆解放前夕，南京故宫博物院将所藏珍贵文物迁运台湾，毛公鼎亦在其中，后由新成立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附：毛公鼎原文（经过断句）： 王若曰：“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劂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亡不觐于文武耿光。唯天将集厥命，亦唯先正略又劂辟，属谨大命，肆皇天亡，临保我有周，丕巩先王配命，畏天疾威，司余小子弗，邦将曷吉？迹迹四方，大从丕静。呜呼！惧作小子溷湛于艰，永巩先王”。 王曰：“父歆，余唯肇经先王命，命汝辥我邦，我家内外，憃于小大政，甹朕立，虩许上下若否。宁四方死母童，祭一人才立，引唯乃智，余非庸又昏，汝母敢妄宁，虔夙夕，惠我一人，拥我邦小大猷，毋折缄，告余先毛公鼎铭文拓版王若德，用印邵皇天，緟恪大命，康能四国，俗我弗作先王忧”。 王曰：“父歆，余之庶出，入事于外，专命专政，蓺小大楚赋，无唯正闻，引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国，历自今，出入专命于外，厥非先告歆，父歆舍命，母又敢专命于外。 王曰：父歆，今余唯緟先王命，命汝亟一方，弘我邦我家，毋顀于政，勿雝建庶口。母敢龏槖，龏槖乃侮鳏寡，善效乃友正，母敢湛于酒，汝母敢坠在乃服，恪夙夕，敬念王畏不赐。女母弗帅用先王作明刑，俗女弗以乃辟圅于囏”。 王曰：“父歆，已曰及兹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君，命女摄司公族，雩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雩朕亵事，以乃族干吾王身，取专卅寽，赐汝秬鬯一卣，裸圭瓒宝，朱市，悤黄，玉环，玉瑹金车，绎较，朱嚣弘斩，虎冟熏裹，右厄，画鞴，画輴，金甬，错衡，金童，金豙，涑燢，金簟笰，鱼箙，马四匹，攸勒，金口，金膺，朱旗二铃，易汝兹关，用岁于政，毛公对歆天子皇休，用作尊鼎，子子孙孙永宝用”。 译文： 周王说：“父皇啊！伟大英明的文王和武王，皇天很满意他们的德行，让我们周国匹配他，我们衷心地接受了皇天的伟大命令。循抚怀柔了那些不来朝聘的方国，他们没有不在文王、武王的光辉润泽之中的。这样，老天爷就收回了殷的命令而给了我们周国。这也是先辈大臣们辅助他们的主君，勤恳奉天大命的结果。所以皇天不懈，监护着我们周国，大大巩固了降给先王的匹配命令。但是严肃的上天突然发出威怒，嗣后的我虽没来得及领略天威，却知道对国家是不吉利的。扰扰四方，很不安宁。唉！我真害怕沉溺在艰难之中，永远给先王带来忧惧。” 周王说：“父皇啊！我严正地遵守先王的命令，命令你（毛公）治理我们国家和我们家族的里里外外，操心大大小小的政事。屏卫我的王位，协调上下关系，考绩四方官吏，始终不使我的王位动摇。这需要发挥你的智慧。我并不是那么平庸而昏聩的，你也不能怠忽苟安，虔诚地时刻地惠助于我，维护我们国家大大小小的谋划，不要闭口不说话。经常告诉我先王的美德，以便我能符合天意，继续勉力保持大命，使四方诸国康强安定，使我不造成先王的担忧！ 周王说：“父皇啊！现在我重申先王的命令，命令你（毛公）做一方的政治楷模，光大我们的国家和家族。不要荒怠政事，不要壅塞庶民，不要让官吏中饱私囊，不要欺负鳏公寡妇。好好教导你的僚属，不能酗酒。你不能从你的职位上坠落下来，时刻勉力啊！恭恭敬敬地记住守业不易的遗训。你不能不以先王所树立的典型为表率，你不要让你的君主陷入困难境地！” 周王说：“父皇啊！我已对这些卿事僚、太史僚说过，叫他们归你（毛公）管束。还命令你兼管公族和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以及我的一切官吏。你率领你的族属捍卫我。取资三十寽，赐你香酒一坛、裸祭用的圭瓒宝器、红色蔽膝加青色横带、玉环、玉笏、金车、有纹饰的蔽较、红皮制成的鞃和艰、虎纹车盖绛色里子、轭头、蒙饰车厢前面栏杆的画缚、铜车辔、错纹衡饰、金踵、金秜、金蕈席、鱼皮箭袋、四匹马、镳和络、金马冠、金缨索、红旗二杆。赐你这些器物，以便你用来岁祭和征伐。”毛公为了报答天子的辉煌美德，因而铸造了一个宝鼎子子孙孙永远宝用。 15、散氏盘  散氏盘及盘内铭文 散氏盘又称夨人盘，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西周晚期厉王时代作品。清乾隆初年出土于陕西凤翔(今宝鸡市凤翔县) 与毛公鼎、大盂鼎、虢季子盘并称四大国宝，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散氏盘的造形、纹饰均呈现西周晚期青铜器简约端正的风格。盘高20.6厘米，口径54.6厘米，盘底直径41.4厘米，重21.312公斤。圆形 ，浅腹，双附耳，高圈足。腹饰夔纹，间以三浮雕兽首，高圈足上饰兽面纹。铭文的字与字间隐约可见阳文直线界栏，是典型西周晚期铭文的风格。 散氏盘最大的文物价值亦在铭文。散氏盘的铭文共三百五十七字，全篇记载西周时，散、矢两国土地纠纷的事。散国约位于陕西宝鸡凤翔一带，西北方与夨国为邻。由铭文内的人物推知，此盘的铸作年代约在西周厉王时期。大意是说：矢国侵略散国，后来议和。和议之时，矢国派出官员十五人来交割田地及田器，散国则派官员十人来接收，于是双方聚集一堂，协议订约，并由矢国官员对散人起誓，守约不爽。矢人将交于散人的田地绘制成图，在周王派来的史正仲农监交下，成为矢、散两国的正式券约，铸铭于盘，于是这件盥洗用具也就成了邦国重器。也就成了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唯一实证史料。 从书法方面来看，“散氏盘铭文”作为西周时期粗犷遒劲的金文书法，与 <毛公鼎> ，《大盂鼎》并称为金文瑰宝。其笔法乃圆笔钝笔交叉使用，但圆而不弱，钝而不滞，是《散氏盘铭文》在技巧上的着重点。在体势上，字型结构避让有趣而不失于轻佻，多变但又不忸怩造作，珠玑罗列，锦绣横陈，在极粗质中见出极精到，这是《散氏盘铭文》的魅力所在。 其最大审美特征在于一个“拙”字，拙朴、拙实、拙厚、拙劲，线条的厚实与短锋形态，表现出一种斑驳陆离、浑然天成的美。但字形构架并非是固定不变、呆板生硬的。它的活气跃然纸上，但却自然浑成。特别是在经过铸冶、捶拓之后，许多长短线条之间，不再呈现对称、均匀、排比的规则，却展现出种种不规则的趣味来。 散氏盘出土后的经历又是让人感慨不已： 据清朝张廷济所著之 《清仪阁题跋》 等资料，散氏盘于清康熙年间于陕西凤翔出土后，经多人收藏之后，于嘉庆十五年，为湖南巡抚阿林保从江南的一位盐商手中买得。这年冬，嘉庆皇帝颙琰50岁的生日，阿林保将散氏盘敬献给皇上做寿礼。经由内务府著名金石学家阮元鉴定为西周时期物品，并制作铭文拓片，收藏于内务府库房。嘉庆皇帝不像乾隆皇帝那样酷爱古玩字画和美玉。散氏盘入贡内府，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六朝，久藏禁中。因时间太久，六朝皇帝谁也不去鉴赏，以致无人知晓它收藏在什么地方。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时，传闻散氏盘在英法联军入侵圆明园时被烧毁，并多年不见踪迹。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溥仪出宫前，时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的马衡在清查故宫物品的时候询问过原内务府人员，从养心殿陈设的核查中发现了散氏盘。内务府又提供了散氏盘的原拓本，用拓本对照原物完全相符。确定该盘是散氏盘原件，烧毁一说纯属传闻。1933年日军侵占华北时，散氏盘随文物南迁离开故宫，又经过抗战期间大西南一番辗转，1948年大陆解放前夕，南京故宫博物院将所藏珍贵文物迁运台湾，散氏盘亦在其中，现于故宫博物院收藏。 16、虢季子白盘  虢季子白盘及盘内铭文 “虢”是西周时期的一个诸侯国，位于今河南省三门峡附近。“季”是中国古代对兄弟排行的一种称谓，是兄弟排行最小的。“子白”则是这位虢国排行最小的公子名字。此盘为西周宣王时作品。清道光年间（1820——1850）出土。 虢季子白盘与毛公鼎、大盂鼎、司母戊鼎并称四大国宝，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虢季子白盘体形硕大，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重215.3千克。盘呈长方形，四角为圆弧状，腹下敛，平底，有四个曲尺形的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铜盘四壁外侧通体铸有花纹，上部为窃曲纹，下部为环带纹，整体纹饰十分精美，又不失敦厚大方、庄重肃穆的西周神韵。在铜盘两侧，还各有两个向外突出的兽首衔环，环上的花纹呈绳索状。这说明，当年要挪动这个铜盘，必须要套上绳索，由七八个壮汉一起用力才行。 虢季子白盘之所以珍贵，不仅在于它的形制，盘内底部正中铸刻的111字铭文。据有关专家考证，虢季子白在西周的历史上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贵族，他曾多次带兵出征，以骁勇善战著称。西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5)，虢季氏子白受周天子命，率军战胜玁狁(xian yun) 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此盘以为纪念。铜盘内的111字铭文就是对是对战功与赏赐的记录。成为研究西周历史，以及北方各民族关系的重要史料。铭文如下： 佳(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作)宝盘。不(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搏伐玁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加子白义(仪)。王各(格)周庙宣榭，爰乡(飨)。王曰：“白父，孔显又(有)光。”王赐乘马，是用左(佐)；;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戉(钺)，用政(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 铭文的大致意思是：在西周宣王时期，北方的猃狁族入侵，虢季子白在对猃狁族的一次战斗中，杀敌五百余人，俘虏五十人。战斗结束后，子白将俘获的敌人左耳献于周王，周王设宴款待子白，并赏赐子白马匹、武器等物。最后祝愿子孙绵长，万寿无疆！ 这篇铭文记载西周中叶对北方少数民族的一次征战，在西周历史以及北方各民族关系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与《宜侯大簋》、《毛公鼎》《史墙盘》、《散氏盘》上的铭文相比，更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以为盘上的铭文是用韵文写成，通篇用韵，而且多是四言句式，是一篇简洁优美、富有韵律和节奏感的散文诗。因而被后人赞为青铜器上的“史诗”，众所周知，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多是四言句式，而此盘铭文写作手法与《诗经》极为相似，而它的写作时间可要比《诗经》早二、三百年，而且是件实物。而原本《诗经>,早被秦始皇焚掉。 另外，更值一提的是，虢季子白盘上铭文的书法，也是西周金文中的极品。在中国书法史上，西周时期出现了几个著名的盘类铭文，如《虢季子白盘铭文》、《史墙盘铭文》、《散氏盘铭文》等。这些铭文的书法颇具新意，用笔谨饬、一笔不苟，圆转周到，很有情致，堪称先秦书法之典范，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其中又以《虢季子白盘铭文》的价值较高。虢季子白盘上的金文排列方式和字形处理有别于其他西周铭文：《虢季子白盘》铭文用笔雄迈稳健，布势疏阔从容，字形大小和谐，体势优美，匀整统一，气韵相贯，博大涵容。它最吸引人的是疏朗的章法布局，在行列整齐的大章法中，各字各就各位，并在极力拉开距离和保持独特姿态中取得了单字相对独立的美。盘中的单字结体在整个西周是最为独特的，这种独特性表现在中宫的收紧以及体势的俯仰各异。而这种单字的独立的美感在整个铭文篇章中却完全是和谐的。这样的疏阔的章法和精美的结字很难让我们不联想到五代杨凝式的《韭花帖》。当然，杨凝式是不可能见过《虢季子白盘》的，但是相隔千年的书写者，使用两种完全不同的字体，却是在相同的审美情趣驱使下完成了他们的艺术杰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单字的中敛外肆和字距的疏朗开阔是有一种互相促进而生的关系的，字外空间因而被最大限度地放大，这给我们在章法处理的时候提供和一个非常宝贵的参照。可以说，虢季子白盘是西周晚期乃至整个两周金文书法作品中最值得咀嚼和回味的一件。 最后，其出土和经历也和司母戊鼎、散氏盘、毛公鼎、浑源牺尊的遭遇一样，是一部令人感慨不已的中国现代史： 同治三年(1864年)4月， 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攻下常州后，驻扎在曾为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王府中。一天午夜，万籁俱寂之中突然传来悦耳的金属叩击声。刘铭传秉烛寻音，转到马厩之内，听到马笼头的铁环碰击马槽时发出清脆的金属声，他拨开草料一看，原来马槽竟是个大铜盘，盘底还刻着字。刘铭传经询知道这就是有名的“虢季子白盘”，非常兴奋，赶忙派亲信将此盘送回安徽老家肥西刘老庄。刘铭传极为珍惜此盘，专门为此建一座精致的亭子储藏此盘，名之曰“盘亭”。盘亭轻易不开启。偶尔开启，仅拓片数张，分赠密友。能睹其实物者极少，连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也难得一见。此后几十年，此盘一直保存在刘家。北洋军阀时，刘镇华曾去搜索此盘未遂。抗日战争期间，合肥沦陷，日寇又去索取。刘家后人只得深埋地下一丈多深，然后拒加迁往他乡才躲过了战乱。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曾派人武力胁迫刘家后人索取此，迫使刘铭传盘四世孙刘肃又远避他乡。更有甚者，李品仙亲信合肥县长隆武功竟把县政府设于刘府。为寻找虢季子白盘，竟撬开所有地板，掘土三尺。新中国成立后，刘肃主动提出将铜盘献给国家，国家当即奖给他大米五千斤。1949年12月，这只铜盘被送到了北京，后来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17、吴王夫差矛、越王勾践剑  吴王夫差矛  越王勾践剑 吴、越原是长江中下游小国，与中原各国交往不多，中原各国视之为蛮夷。春秋之前，吴器出土并不多；春秋时，吴国青铜器出土的数量和质量也均不及中原各国。唯有吴、越的青铜兵器制造一枝独秀，名匠辈出。“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其中吴王夫差青铜矛和越王勾践剑则是其中的极品，代表着两国精湛的兵器制造水平。这大概与吴王阖闾、夫差都大力从事军务建设，悬赏重金，鼓励工匠制造武器有关。于是“吴作钩者甚众”。越王勾践剑是1965年省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 发现；吴王夫差青铜矛则在两公里外五号墓发现，时间是 1983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吴王夫差矛为青铜铸造，为一件装饰华美、完整如新、锋刃锐利的矛状兵器。长29.5厘米，宽3厘米。两面脊部均有凹槽，凹槽基部有铺首装饰，铺首有孔可系绦，銎部中空，器身遍饰精美的几何形花纹，上篆错金铭文八字：“吴王夫差自乍(作)甬(用)”。 春秋时吴王夫差剑在湖北、山东、河南已有发现。但造型如此精美、铭文如此特殊的吴王天差矛，实乃首见，它对研究楚史、探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关系及当时的铸造工艺、古文字等，都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越王勾践剑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重875克。剑首为圆箍形，剑格正面用蓝色玻璃背面用绿松石嵌出花纹，剑身饰菱形暗纹。剑身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8 个鸟篆铭文。制作精良、犀利异常，更让人惊奇的是，这把青铜宝剑穿越了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但剑身丝毫不见锈斑。反映出越国当时制剑工艺的高水平。 吴王夫差矛和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和越王勾践剑皆出土于湖北江陵，这是楚国的郢都所在，1965年在江陵的藤店还发现一柄越王朱钩剑，三地距离均不超过两公里。1976年，在湖北襄阳蔡坡12号墓中出土了一柄“吴王夫差剑”，长37厘米，剑身铸有篆书阴文两行10字：“攻敔王夫差自作其元用”。吴越兵器如此集中出现在楚国都城附近，这绝非偶然。春秋晚期，吴越争霸，以越王勾践灭吴告终。至战国中期，楚又灭越。吴越珍宝尽数流入楚都乃必然之事。吴王夫差矛和越王勾践剑这些吴越兵器中的极品皆在无声地告诉我们上述史实。 另外，吴国的青铜器在江苏境内的江宁、六合、仪征、丹徒、句容、溧水、溧阳、丹阳、武进、无锡和苏州都有出土。但较为奇怪的是吴国兵器，如剑、戈、矛等，除在江宁偶见外，大部分都出在江苏境外，如安徽的淮南、庐江、霍山、南陵，湖北的襄阳、江陵，河南的辉县，山西的原平、万荣，山东的沂水、平度和临朐等地。 1964年，在山西原平峙峪一座晋墓中，出土一柄“吴王光剑”，长50厘米，剑身装饰火焰状花纹，寒光闪闪，至今犹可断发。这同样是在无声地告诉我们吴越当年与中原争霸的这段历史。 吴王夫差矛和越王勾践剑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18、浑源牺尊  牺尊，牛形酒容器，主要用于古代祭祀活动。1923年出土于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的一只牺尊，是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发展第二个高峰的杰作，现存上海博物馆与这只牺尊一同出土的还有近60件文物，共称李峪青铜器。牺尊高33.7厘米，长58.7厘米，张口、鼻穿环、两耳直立、两角成弧形向前。颈、背、臀部各有一圆孔，牛腹中空。此造型，在中国青铜器中绝无仅有。牺尊的纹饰也很别致，既有兽面纹，也有动物纹，这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也比较少见。 此牺尊的流转迁徙也是一部中国现代史：牺尊于1923年正月十五为李峪村的村民高凤章在庙坡金圪洞附近所得。但高凤章及其后人在此之后相继去世。两三个月后，县官谢恩承派警察到了李峪，没收村民手里的宝物，作为文物充公。文物共计36件，价值最高的牺尊从何人手中收得，现已无从考证。 县里将牺尊等李峪青铜器，先在中学展出，再放到图书馆供人观赏，最后藏到了县府。1924年，县官谢恩承开始拍卖这36件文物。法国人古董商王涅克以五万大洋购买这批文物。但他却没有拿到“牺尊”这个最为珍贵的青铜器。因为谢恩承给了他一批赝品。为此王涅克将浑源县告上法庭。这个官司从1925年一直打1928年，最终不了了之。此时阎锡山的民政总长田应璜和县府定下了四万大洋的价格。买下包括牺尊在内的剩下文物。凭着权势付了一点订金后，便将这批文物弄到自己手里。1927年，田应昌去世。大树一倒，县官谢恩承便以“不愿履行付款义务”为由，将这批文物收回，开始重新拍卖。1932年，古董商卢丰年以二十九万元买得这批文物，将其运到北平，藏进北平大德通银号。大德通银号，赫赫有名，是祁县乔家的产业。牺尊等青铜器在这里一藏就是15年，直到1947年才在上海再次面世。不过，原来的36件，已经变成12件。在上海被张雪耕“雪耕斋”文玩号所获。 1948年7月，张雪耕将文物以“仿古品”的名义向上海海关申报，获顺利通过。9月，“仿古品”装上停在上海码头的邮轮，准备运往美国纽约。就在启航前夕，上海市立博物馆人员赶到码头，正式向海关人员宣布：奉内务部、上海市长之命，要重新检查这批“仿古品”。经查，这批“仿古品”共345件，只有3件为仿古品，其余均为价值很高的文物，其中包括李峪青铜器。文物被查扣，张雪耕不死心。他活动国民政府内务部。内务部下令重新检查，要求以仿古品准许出口。原来，张雪耕的靠山是卢芹斋。卢芹斋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古董商，在欧美古董界有巨大影响力，中国很多文物流失国外，都与其有关。有学者甚至认为，从浑源买走牺尊等李峪青铜器的卢丰年就是卢芹斋，而上海的张雪耕出口“仿制品”也只是在为卢芹斋定做。 但事情又起了戏剧性变化：就在内务部下令重查、张雪耕得意之际，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于是海关文物全部扣留。现存于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陈列馆内 此牺尊的价值，从2004年中法文化交流年活动中，或许亦可见一斑。当时，上海博物馆和巴黎吉美博物馆互换青铜重宝展览。吉美博物馆送出的是象尊，也是我国流失的文物，代表的是中国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而上海博物馆送出的，就是牺尊，代表着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 19、云南牛虎铜案  二千年前古滇国人青铜祭祀器具， 1972年出土于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现藏云南博物馆。高43厘米，长76厘米，重17公斤。铜案由二牛一虎组成，大牛背为案面，四腿为案足，腹下横立一小牛；一只老虎抓扒在大牛臀部，虎口紧咬牛尾。动与静、大与小、生与死、善与恶、爱与恨对比强烈，集于一体作品构思奇特，造型巧妙，意蕴深刻。无愧为 “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 之说。 20、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战国时期南方小国曾国的国君，姓姬名乙，生于公元前约475年，卒于公元前约433年。中国是制造和使用乐钟最早的国家。钟是一种打击乐器，用于祭祀或宴饮时。最初的钟是由商代的铜铙演变而来，按其形制和悬挂方式又有甬钟、钮钟、镈钟等不同称呼。频率不同的钟依大小次序成组悬挂在钟架上，形成合律合奏的音阶，称之为编钟。商代的钟为3枚一套或5枚一套，西周中晚期有8枚一套的，东周时增至9枚一套或13枚一套。春秋战国时期编钟风靡一时。 1957 年，在我国河南信阳城阳城址出土的第一套编钟为13枚，曾侯乙编钟则是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于1978年在今湖北省随州市区西约一公里处的擂鼓墩一座战国墓葬中出土。当地驻军为扩建营房正准备在此打炮眼炸石头，偶然发现了曾侯乙墓。当考古小组赶到现场时，部队施工打的炮眼距古墓顶层仅差80厘米，只要再放一炮，这座藏有千古奇珍的古墓就会永远不复存在。曾侯乙墓面积达220平方米、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大6倍。 1978年5月22日凌晨5时，墓室积水抽干后，雄伟壮观的曾侯乙编钟露出了它的真面目，所有在场的人都被这座精美绝伦的青铜铸器惊呆了：历经二千四百多年，重达2567公斤的65个大小编钟整整齐齐地挂在木质钟架上。 曾侯乙编钟是我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一级文物。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这个庞大乐器，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之为“稀世珍宝”。曾侯乙编钟出土，是中国文物考古、音乐史和冶铸史上的一件大事。 曾侯乙编钟共65件，分为三层八组：上层3组为钮钟，19件；中层3组为南钟，33件，分短枚、无枚、长枚三式；下层为两组大型长枚甫钟，12件，另有搏1件；中间及下层的也称为甬钟。最大的1件通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l件通高20.2厘米，重2.4公斤，在演奏中能起定调作用；总量重达5吨，是中国出土的最大的青铜编钟。编钟的钟架高大，由长短不同的两面木架垂直相交组成，长面位于墓西，长7.48米，高2.65米；靠南的一面长3.35米，高2.73米。在木架中有7根彩绘木梁，两端以蟠龙纹铜套加固。6个铜铸佩剑武士和8根圆柱承托住整个编钟，形成上、中、下三层。钟架及挂钩有246个。 尤为可贵的是，钟体和附件上，还篆刻有二千八百多字的错金铭文，记载了先秦时期的乐学理论以及曾和周、楚、齐等诸侯国的律名和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上层19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45枚钟上不仅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地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这些铭文，便于人们敲击演奏。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说明早在战国时期中国的音乐文化和铸造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它比欧洲十二平均律的键盘乐器的出现要早将近2000年，同时填补了中国早期封建时期的音乐史空白记录，对于研究中国奴隶社会、早期封建社会以及东周王朝音乐文化和湖北地区音乐史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一重大发现，也摒弃了所谓“中国的七声音阶是从欧洲传来”的说法 曾侯乙编钟现存湖北省博物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