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冠英（1906—1995）  《诗经选》 余冠英 选注 中华书局 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说余冠英是一位文学史家，一点儿也不为过。甚至可以说，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史家。作为学者，余先生是一位非常值得尊重的老人，不张扬，不卖弄，朴实无华，作风严谨，自持内敛，人格高尚，一辈子追求的就是淡泊。 一生做了三件事 余冠英一生做了几件事：一是教书，一是研究，一是花了大量的精力做编辑工作。一直到晚年，将近80多岁的时候，他还担任《文学遗产》的主编。 首先，余冠英是一位著名学府的大学教授。 在抗战爆发之初，西南联合大学肇始之时，余冠英就是副教授，而在抗战结束之前，便已经晋升为教授了。从1946年下半年清华大学复校回到北京，一直到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文科被取消，他一直都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授课方向主要是汉魏六朝诗和中国文学史。 《汉魏六朝诗论丛》应该是余先生的成名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出版。当时余冠英年富力强，一边教书，一边做大量的编辑工作，并挤出业余时间搞自己的专业研究。 其次，余冠英是一位最高学术科研机构的研究员。 随着工作调动，余先生一生中所从事的第二项工作，就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员。这以后，他以学术研究为主，专门进行古典文学的研究，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并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和古籍整理规划的确认、协调、组织与实施。他在担任文学所的领导、学术委员会主席以及顾问的漫长时间里，还要承担很多科研任务，完成很多个人或者集体的研究项目，指导博士研究生，一直做到退休。 再次，余先生在做教授和研究员之外，还有一项很少有人提到的工作，那就是他兢兢业业地做了一辈子编辑。当然，做编辑是兼职，不是他的主业。余冠英年轻时刚入清华大学，就接手编辑《清华周刊》。抗战期间，余先生受朱自清先生的委托，在昆明西南联大的艰苦岁月里，前后做了5年的《国文月刊》编辑，可以说，独立支撑了大后方一个难得的纯粹的学术殿堂。因而，他的付出，也广受学术同行们的赞誉。在新中国成立后，余冠英先是被点名担任了《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主编，后又主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办的《文学遗产》杂志编务数十年，可谓筚路蓝缕，打下了这个国家级古典文学研究堡垒的坚实学术根基。 在学术研究上，余冠英的主要成就有哪些呢？归结起来，其一是对《诗经》以及汉魏六朝乐府诗、文人诗进行选辑、注释，其二是对部分《诗经》进行白话文翻译。此外，余冠英参与组织、主持了几个重要的集体项目的编写工作，其中主要的，一个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组主要精干力量（包括钱锺书先生）全部参与编选、注释的《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余先生为主编，从体例、选目到任务分配，再到注释、修改，直至最后统稿、审稿，余先生亲自主持、完成。这个项目做了18年，从1962年开始，到80年代初才正式出版。另一个就是在1962年出版的中国社科院版的《中国文学史》，余先生担任主编。 一位和蔼的长辈 余冠英晚年的时候，我几乎每周都去家里请安，陪他一起聊聊天。他的大儿子余绳武，搞近代史研究工作，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主编过《沙俄侵华史》四大卷。他们父子除了吃饭的时候在一起之外，基本上是各做各的学问。我虽然在古典文学方面差得很远，但是对于现代文学领域还算略知一二，余冠英熟悉的人我也基本都知道，所以还可以经常陪他聊聊天。 我对余先生非常崇敬，不是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而崇敬他，而是对一位和蔼的长辈那种纯粹的崇敬和崇拜。作为学者，我觉得余先生是一位非常值得尊重的老人，不张扬，不卖弄，朴实无华，作风严谨，自持内敛，人格高尚，一辈子追求的就是淡泊。 晚年因为患糖尿病，年纪也大了，家里对他吃的东西管得很严。他爱吃零食，和朱自清先生一样，有时候就自己拄着拐杖出去了，到家附近的小卖部买一点雪糕、饼干之类的零食吃，回来时还得揣在口袋里藏起来。 老先生有可爱可敬的一面，但也有令人同情的一面。余冠英晚年腿脚不利落了，家住昌运宫社科院宿舍，去马路对面的紫竹院散步都很困难，得坐着轮椅去。有一年，我们下决心推着他去了一次天安门广场，一路上他十分兴奋，因为有多少年都没去过了。还有一次，我陪他专门去吴组缃先生家，吴先生也是高兴得不得了，说起话来手舞足蹈，滔滔不绝。临别时，吴先生送我们出门，两个人又站在门口继续聊，聊了半天，总说走吧，中午了，该吃饭了，眼看着就快到下午一点了，可仍是恋恋不舍……最后，吴组缃先生眼巴巴地看着我们下楼，说：见一面少一面了。这对老朋友的那次见面，果然就是最后一次。不久，吴先生就辞世了。现在回想起来，看着老哥俩坐在一起高高兴兴地谈天说地，那么默契，那么开心，那种你有上句我有下句的感觉，就仿佛重新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一下子就年轻了半个世纪。 （作者：刘新风，系余冠英外孙女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