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大藏经》，任继愈主编，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  《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任继愈主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任继愈先生去世快七年了，我早该写一点文字来纪念我所敬重的先生。这些回忆非常琐碎，七宝楼台，拆卸不成片段，但写下来，对于大家了解一位大哲学家的风貌，或许有一点点的帮助。 1968年，我从东北工学院金属物理专业毕业。先后在抚顺铝厂、辽宁冶金设计院工作。1978年，我决心改行，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的研究生。结果如愿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导师是冯钟芸先生。主要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史。我也因此认识了任继愈先生。中国治学的传统，文史哲不分家。为了研究魏晋时期的文学，必须对魏晋玄学有所了解，所以我有时候就向任先生请教有关玄学乃至于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问题。 第一次去冯先生家，恰好任先生在家，出来陪了一会儿。面对一位大哲学家，我心中忐忑，非常拘谨，不知说什么好。越紧张就越说不出话。又怕耽误任先生的时间。渐渐的，见得多了，就放松了许多。再往后，比较熟悉了，就觉得非常亲切，聊起来，如沐春风。我对任先生说：“我是半路出家。原来学物理的。文革中当过工人，技术员。”任先生说：“这些经历对你的研究都有帮助。”冯先生插话：“你从理工转为学文，或许是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吸引。” 我曾经对王弼的《老子指略》很感兴趣。当然是不自量力，花了一个月，把《老子指略》翻译成了现代汉语。请任先生给我看一下。任先生看了以后，对我说：“翻译古代哲学家的著作，要弄清他使用的主要的概念。它的内涵和外延。光用古汉语的方法是不够的。古人抽象思维的水平，无法与今人相比，他们所用的概念，不能达到今人所达到的高度抽象的水准。”我听了以后，非常惭愧。回去以后，又重读了任先生的《老子新译》，初步明白了任先生的方法，譬如“道”这个概念，任先生把《道德经》里出现“道”字的句子都找了出来，结合上下文，分析它的含义。看老子所谓的“道”，有几种含义。 任先生家里有一副对联：“为学须入地狱，浩歌冲破云天。”我体会这副对联的意思：做学问很苦，要有下地狱一般的决心。但其中自有一番乐趣，靠的是献身科学的激烈情怀。 硕士生阶段，我跟冯钟芸先生学的是诗歌。1985年，因为林庚先生当年不想招生，我只好改学小说，报考了吴组缃先生的博士生。当时我已近不惑之年，无法等第二年再考。冯先生送了我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任先生送了我一句话：“你虽然改为攻读小说了，平时还是要读读唐诗宋词，去俗。”我想是这个道理。明清小说多写酒色财气，多写世俗的生活，而诗歌的秘密在于提炼优美的形象，与世俗比较远。虽然以后主攻的方向变为小说了，但还是要经常读读唐诗宋词，保持诗歌高远飘逸的境界。我也由此联想到，天长日久，研究对象对于研究者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的博士论文，是《儒林外史及其时代》，分析吴敬梓对科举、对八股的批判。任先生提议我写一篇八股文，找找感觉。可是，因为懒，我没有去写。对八股的认识，确实是不深的。任先生说：“八股文，也是一种智力测验。”我体会任先生的意思，对八股和科举也不能一味地否定。 有一次，与任先生谈到国际上的宗教现象，向任先生请教。任先生说：“有的宗教在历史上经历过宗教改革，有的宗教没有经历改革，它的面貌和作用就不一样。” 我问：“吃素是不是对身体有好处？”任先生说：“不一定。据统计，历史上和尚的平均寿命还不如一般人。” 谈起现在教育的问题，任先生说：“现在的年轻人，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历史知识。” 我问任先生：“好像唐朝没有出色的哲学家？”任先生回答说：“不能这么说。唐朝的哲学家在和尚里面。”我由此而明白，不懂中国的佛教，也就不能说是明白了中国的哲学。 我问任先生：“明朝是不是比清朝腐败？”任先生回答：“明朝的历史不是清朝人写的吗？”我醒悟到：历史是胜利者写的。 我曾经向任先生请教一个问题。 “像陈先生（陈寅恪）这样的学者，他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这样深，为什么对钱谦益这样的人物有那么多的谅解和同情？” “现在对陈先生的赞扬是有点过分了。他有一种遗民情结，虽然他没有这么公开地表示过。他的家族与清朝的关系很深。抗日战争的时候，他认为中国打不过日本，有他的诗为证（略）。没有民族的自信。中国打败日本，靠民族的自信心。比武器装备，中国不如日本。一个人的看法如何，那是一种主观的精神。大家都那么看，那就会成为一种物质的力量。陈缺乏这样一种民族的自信。当然，他的民族意识很强。西南联大的时候，我和他住一个楼，从未和他来往，也未向他请教。有一天晚上，邓广铭和另一位先生在楼下，讨论一个问题，声音很大。此时陈先生刚睡下，听得楼下有人大声喧哗，非常生气，就用他的拐杖使劲敲打地板。邓先生他们就不再讨论，顿时鸦雀无声。” “他的学问还是挺好的。” “那是当然。他在西南联大开课时，很多教授都去听他的课，被称为‘教授的教授’。但他的学问主要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他的外文，说是好几种，真正好的，只有德语。其他几种，能读，不能说。他最推崇《资治通鉴》，但《资治通鉴》也还是关心社会，关心国家的兴亡。” 谈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任先生说：“农民意识，重个人恩怨。要突破个人恩怨，看到全局。洪秀全到了南京，搞等级制，很厉害。臣子见他，目光不能超过他的肩膀。” 谈到知识分子，任先生说：“司马迁，汉朝对他并不好，但他的《史记》还是赞扬汉朝。他之所以伟大，也在这些地方。朱光潜、冯友兰也是这样。虽然个人受了很多委屈，但还是爱我们这个国家。鲁迅之伟大，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国民性。旧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解放以后，成为历次运动整肃的对象。但他们的大多数，还是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以前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合格的劳动者。” 讲到红学，任先生说：“以前讲‘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现在看来，光‘破’还不行，还得有自己的东西。俞平伯的书，周汝昌的书，现在还在读。”我的理解，光批判不行，还得提出新的理论，而新的理论并非单纯地从批判中就能产生。 1988年春天，我来到北京图书馆。先是到参考研究部。大约一年以后，又被调到了古籍善本部。 任先生说：“图书馆不应该是一个仅仅借书的地方，要有学术品位。工作人员要有学术素养。”为此，在任先生的建议、安排和推动下，善本部办了一个有关《书目答问》的讲座。演讲人是社科院宗教所的钟肇鹏教授。每周讲一个下午，坚持了半年。钟教授知识渊博，有坚实的文献功底，确是非常合适的演讲人。这个讲座举办得很认真，使大家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钟教授已于前年去世，但我依然记得他当年讲课的风采。 超星，一个制作收集名师授课录像的公司，仰慕任先生的名声，希望采访任先生，请我去动员。任先生婉言谢绝了，说他的时间很紧：“我一年比一年衰弱，就好像银行的存款，你们的存折上还有100元，我的存折上只有5元了。我的任务很重，还有一些项目没完成。我要集中精力，把这些项目做完。” 说到中华书局的一位老先生，任先生说：“他政治上受了打击，去搞资料，人又聪明，结果因祸得福。” 谈到朱自清，任先生说他“性格平和，能容人，所以他那儿人才多。不是像王伦，嫉贤妒能。好妒之人，目标不会高远。但是，王伦能够识别人才，这是一个长处”。 谈到文革，任先生说：“文革时期，考古学没有停滞，有很重大的发现……造神不是一个人造起来的，大家都有责任。” 2001年，由任先生推荐，我在国图文津街老馆讲了一次《红楼梦》。主持人是蔡萍老师。讲完以后，蔡老师告诉我：“任馆长来听讲座了。”我一惊，问蔡老师：“任先生现在在哪？”蔡老师说：“走了。”我说：“你怎么没告诉我呢？”蔡老师向我解释说：“任先生不让告诉。怕你紧张吧？任先生经常来听讲座。” 从人民大学退休后，带女儿张岩一起去见任先生。因为女儿很想见见这位大哲学家。大概是出于一种好奇心吧。记得有如下的一段谈话： “退休了，有什么好处？”“不用老填表了。” “当年冯友兰先生也不喜欢填表，说是‘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我和张岩大笑。任先生问张岩：“笑什么？”张岩回答：“这是诸葛亮《出师表》里的话。” 谈到某某老先生新出的大部头史学著作，任先生说：“概括力不强，没有抓住主要的东西。要挑主要的讲，看哪些是最重要的。司马迁写《史记》，才60万字，该讲的都讲了，从黄帝讲到当代。就好像搬家，哪些要扔，哪些要留，要抓主要的。”我由此明白，书不是越厚越好，著作的价值与部头的大小没有必然的联系。 任先生常常问起我《太平广记》校勘的进展。可惜，我的进度很慢，先生生前未能看到《太平广记会校》的出版。他说：“《太平广记》有用，别人要用。你以前写的那些东西，都没有校勘《太平广记》这么大的意义。”我对任先生说：“像《太平广记》这样的项目，我一辈子也就只能做一个了。”任先生说：“做一个就够了。” 自己觉得在图书馆，不适合搞学问。任先生说：“要学王阳明，一边做官，一边搞学问。”我心想：“我哪能与王阳明相比呢！”最后还是离开了北图。离开后，有一次见到北京大学的袁行霈先生，袁先生惋惜地说：“那么重要的一个岗位，你怎么离开了？”我解释说：“有行政工作，搞不了研究。”我告诉袁先生，我和任先生的高足、佛教文献研究的权威，也是当时的同事方广锠，建议在北图成立一个研究机构，有学者专门在图书馆搞学问，譬如说20个人。任先生当时没有表态。可能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吧。袁先生说：“不用那么多，研究机构有几个人就够了。” 讲到研究文学的学者的知识结构，任先生说：“光是艺术分析，不搞考证，是缺腿的。”我回想起来，自己经历了几次知识结构的调整，先是从理工科转为文科，接着是从诗歌转为小说，又从文学研究，补了文献学、版本学的课。可以说是恶补。其中就受到了任先生的启发和影响。在国图的几年，我完善了我的知识结构，也培养了对古籍的敬畏之心。 有一次，我问冯老师，任先生如此高龄，身体如何保养的。当时任先生有80多。冯老师：“每天泡枸杞吃。”我也从此喝枸杞，从2000年到现在。任先生说：“枸杞利肝利肾，药性温和，副作用小。” 我给《文史知识》写了一篇文章，谈到重文轻武的历史现象。我问任先生：“是不是从隋唐实行科举以后，重文轻武的倾向就越来越严重？”任先生想了一下，说：“是从宋朝开始的。” 有一位名气很大的中年学者，写过一本中国文学与禅宗的书，是当时的畅销书。因为我没有佛教知识，就问任先生：“您认为这本书写得如何？”任先生淡淡地回答说：“他不懂禅宗。” 我去见冯老师和任先生，从来不带东西。倒不是有意脱俗，只是书生不明世故。只有一次例外，从家乡回北京，带了一盒无锡的三凤桥酱排骨，送给老师尝尝。冯老师：“张国风也学了一点小世故。”说得我不好意思。任先生一笑而已。 任先生生命的最后时光，住在北京医院。我去看任先生。任先生的女儿任远在。任先生说：“医院不愿意病人长住，占着床位。”我说：“医院考虑的是收益……先秦的法家，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利害关系。”任先生说：“只讲利益，就不能长久。”任远告诉我：“你和他谈别的，他就困。你和他谈学问，他就来精神。”我觉得任先生虽然病得很重，又已经是九十多岁的高龄，但思维依然非常清晰，非常敏捷。不一会，国家图书馆的领导来看望任先生，我就与任先生告辞，退了出来。没想到，这就是我和任先生最后的一次见面，最后的一次谈话。 我的回忆如此琐碎，不成为一篇文章，只是一种记录，希望这些琐碎的记录，能够挽住渐行渐远的回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