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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教授无疑是当今杰出的大学者，这一点，不光在香港，即便内地和海外，也是学术界的公认。感兴趣的人们有时不免会私下发问:何以饶公(对饶宗颐的尊称)会成为今日驰名学界、享誉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学业成功的奥秘是什么?也即造就饶宗颐成为大学者的学问因缘是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得从饶宗颐主客观的多种条件因素说起，《饶宗颐学述》中他本人的自述，涉及他治学经历的一系列有关资料，应该是最好的解答，我们不妨将这些加以梳理，大致可归纳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饶宗颐自己坦率承认，他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得天独厚的家族(家庭)背景是首要条件，这是造成他“命定地要作学问”的先决因素。饶宗颐出生于广东潮安地区的首富家族，其家庭钱财之富，非一般乡绅可比，正是这独有的优越条件，致使其父亲和伯父等人有财力购置了十万余册藏书、数千种历代拓本和古钱等，幼年时代的饶宗颐，依凭家庭的这一先天优势条件，早早涉猎了古籍文物，日积月累的耳濡目染，自然埋下了做学问的良种，加之其父是治学有成的学者，受父亲的亲炙，他没有成为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而是跟着父亲一步一步走向了治学有成的学业道路。 饶宗颐本人的天赋条件，也是重要因缘。他自幼就有强烈的好奇心，对事物喜欢追究其来龙去脉，喜好幻想，喜好发问，凡事总要问个为什么，还时常会有“异想天开”的奇幻之思，读了书，不光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使得他既能钻进书山，又能出得书山，在学问的深山里出入自如、得心应手。 饶宗颐的学问因缘之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香港重新打造了一个饶宗颐”。这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经历过大陆50年代至70年代政治风云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不要说埋首做学问，即便谨小慎微地过日子，说不定哪天出言不慎也会祸从天降。假如40年代末饶宗颐没有留在香港，而是去了当时计划去的云南，在那里生活、教书，那么，饶宗颐就绝对不是今天的饶宗颐了。正因为当年他决定留在香港，并结识了多位对他学术发展很有帮助的长辈朋友，先后在港大和中文大学任教，才使他有可能也有条件，潜心学问，埋首治学，广涉文、史、哲、艺术、考古等领域，为学问的开拓与长进创造了广阔天地。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在饶宗颐身上也有着典型体现。他不光钻进书山埋头读万卷书，还迈开脚步，行万里路，走出国门，踪迹遍布欧亚多国，考察寻访，广搜资料，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获取他所需要的第一手资料，为他的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这方面，特别表现在敦煌学、甲骨学、金石学、考古学等方面，他因此问世了一系列的精深论著，发前人之所未发，成为这些学术领域内最有发言权的大家之一。 造就饶宗颐学术成就的另一重要因缘，是他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学路子和方法，这包括他常说的“厚积薄发”和“慢功出精活”。他每写一篇文章，都要花费多年功夫，决不轻易出手，更不急于发表，他喜好慢慢积累资料，反复地“磨”原典和原材料，在他自己认为已充分掌握了尽可能全部的文献资料，“证据周遍”了，他才将自己的观点和论证写成论著出手发表。在这方面，他特别提倡做扎实精密的学问，特别推崇寻根问底，揭示学问的真谛。他敬仰司马迁、司马光、沈曾植等古今大学问家，认为他们学识广博、襟怀宽大、气度格局非同一般。同时，他的治学，能打破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的鸿沟裂隙，将文、史、哲与艺术、考古等多门类学科熔于一炉，融会贯通，努力追求学问的圆融与深厚，这才使他最终成为了二十世纪以来杰出的一代宗师。 饶宗颐的学问因缘诚如上述，这些自然是铸就他成为大学者的综合的条件与因素，而对于今天每个有志于学术事业的青年学者来说，当然不可能完全具备他这些因缘条件，但倘若能得其因缘之一二(自然非先天的客观因素)，则青年学者凭借自身的聪慧与努力，在学问上有所成就，应该也是有可能的，只是或许难以达到饶宗颐这个高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