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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人解读之王安石:王安石的“三不足”——如何处衰世?

http://www.newdu.com 2017-11-24 国学网 方志远 参加讨论
方志远 时间:5月18日 地点:江西省图书馆     演讲人: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著有《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明

    
    方志远 时间:5月18日 地点:江西省图书馆
        演讲人: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著有《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明清江右商帮》等。
        王安石的时代,处于北宋神宗的熙宁、元丰年间,是一个好时代,社会经济正在持续发展,城市繁荣、人民富庶。但和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好时代”一样,北宋王朝却正在进入“衰世”。大家可能会说这不矛盾吗?一点都不矛盾,社会确实在发展,但社会矛盾却正在激化,北宋政权有能力管理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社会,却没有能力应对正在发展的社会,对内掌控与对外防御能力都在下降。对契丹、西夏常处守势,每年还得分别“赠予”或“赐予”数以十万计的白银和布匹,所以人们用“积贫积弱”来评价“宋朝”的尴尬。而一旦“宋朝”政权发生问题,“宋代”社会也必然随之崩盘,这就是“朝”与“代”的关系。
        这个形势北宋的有识之士看得很清楚,所以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有人提出要改革,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范仲淹。范仲淹本人以道德文章闻名天下,所以由他来主持改革,人们充满企盼。
        当时范仲淹正在陕西主持对西夏的防备,从陕西到京城开封,要经过洛阳。在洛阳时,范仲淹拜会了一位退休宰相。这位宰相问他,大家都期待着你能够把这个国家医治好,你有什么良药?范仲淹胸有成竹地把自己的改革计划和盘托出,请前辈指正。这位宰相听了之后,沉吟半晌,问道:一定要这么干吗?范仲淹说必须这么干。那位宰相说,那好,今天我在这里设家宴款待你,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仍然设家宴款待你。范仲淹听懵了,怎么回事啊,明年还到这里喝酒?这位退休宰相说,明年你一定会到我这里喝酒的。
        范仲淹到了汴京,把满腔热血洒向了改革,改革措施一项接一项地推出,但兴一利却出多弊。原来很多的社会弊病,看上去必须革除,但弊病的后面却是它的“合理性”,有其产生的深厚土壤,是在特定土壤上自然生长出来“怪胎”,是各种利益关系博弈的结果,有些甚至是“迫不得已”的妥协。产生这个怪胎的土壤不改变、弊病后面的各种利益关系不斩断,这个弊病怎么可能革除得了?
        范仲淹以猛药治之,触犯了各方面的利益,既得利益者不满意,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渴望得到利益的人们也不满意,因为承诺的利益没有兑现。矛盾更激化了,朝廷不满意。既然这样,你就得下台。范仲淹下台后被贬到邓州,不知道是否去了洛阳退休宰相处喝酒。
        庆历时已然如此,熙宁、元丰年间北宋应该说开始进入了“衰世”,问题也更加严重。处衰世是不容易的,王安石面临的压力、受到的阻力更大。
        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顶住一切压力、排除一切阻力,坚定不移推行新法。我们看到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持续推进了多项改革措施,包括募役法、青苗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练兵选将法等等。由于王安石的坚持,变法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增加了,还在对西夏的战争中收复了一些失地,所以神宗皇帝很高兴。但问题很快也出来了。
        第一个问题,是变法的实质带来的问题。王安石变法从本质上说,是强化国家权力对经济生活的控制,是为了使政府“富”起来。在“国计民生”这架天平上,王安石在地方做官的时候更关注民生,但到中央主政之后,更关注“国计”而忽视“民生”。这样一来,把地主和佃户的矛盾、商人和消费者的矛盾等等,演化成为地主、佃户、商人、消费者和政府的矛盾,政府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中心。因为过去是商人和消费者打交道,地主和佃户打交道,政府是裁判员,协调各方的利益和纠纷。变法的结果是政府参与一切经济生活,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商人、地主认为政府与民争利,佃户、消费者觉得政府对他们的剥夺甚至超过地主、商人。在这个过程中,笑话也闹了不少,弄出许多哭笑不得的事情。
        比如,青苗法规定,政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农民发放贷款,发放种粮,收取很少的利息,以免让农民受到高利贷的盘剥。但在推行过程中,变味了,好东西变成了坏东西,变成了定额摊派。政府向民众强行发放“青苗钱”,无论贫富,富人多发、穷人少发。这就成了怪事,富人不缺钱,你要强行发放贷款干吗?更怪的是,民众是否得到了政府发放的“青苗钱”、“青苗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按照这个发放的定额,向政府交纳“青苗息”。这样,青苗法就逐渐演变成了变相的“财产税”,不但没有起到抵制高利贷的作用,反而成为政府的敛财手段。其他的“新法”也大多如此。当然,政府有政府的敛财手段,民众也有民众的应对招数。
        苏东坡写了一篇文章,读起来笑死人,说他流放中,到一个县城,不是很繁荣的县城,人潮人海,酒店、茶馆、赌场、妓院全堆满了人,而且多是穷人,苏东坡很好奇,问一家老板:生意怎么这么好啊?老板乐得口都闭不上:您说生意能不好吗?这几天是官府买单。什么叫官府买单?政府强制发放青苗钱谷,四乡八里的农民到县城来借钱借谷,借了之后即消费,好酒的喝酒去,好嫖的到妓院去,好听说书的到茶楼去,好赌博的到赌馆去。苏东坡就问,那以后靠什么还呢?回答说:这还不好办?还钱没有,要命一条。政府强行借款给我,以后要连本带息地还。反正是还不了的,干脆先消费。到时你逼我还,我逃跑;钱没有,命一条,耍赖。
        我曾经就这件事情写了一篇短文:《中国农民的绝活》,什么是绝活?欠债不还,等待国家大典的出现,即老皇帝死去,新皇帝继位,把原来的债务统统取消。官府戏弄老百姓,老百姓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说是被逼无奈,也可以说可能是个别现象,但这样一来,这个国家不就乱套了吗?
        第二个问题,“三不足”的问题。先看“人言不足恤”。你要兴利,有人反对,因为在兴利的过程中,人们所得到的利益是不一样的。你要除弊,反对的人更多,因为它意味着要剥夺一些人的利益,他就和你玩命。但要兴利除弊,就顾不得有人反对,这就叫“人言不足恤”。但一走极端,问题就来了,不利于建立“统一战线”,不利于团结更多的人,树敌太多。
        再看“祖宗不足法”。要推行新法,就要废除或修改旧法,而旧法都是祖宗定下的规矩。古人办事靠圣贤道理,祖宗法度,你连祖宗法度都不要了,圣贤道理也都不讲了,你的理论依据在哪里?不符合圣贤道理,不符合祖宗法度,你就是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你的事情就办不成。虽然王安石推出《三经新义》,但缺乏权威性,别人不买账。
        再看“天变不足畏”。这一条是犯大忌讳的。中国人经常说“天地良心”,说“人在做、天在看”,这是遏制一个人干坏事、遏制手握大权的人干坏事,特别是遏制皇帝干坏事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和舆论防线。这道防线一破,就叫天不怕地不怕,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了。
        这三个“不足”放在一起,即使你是在干好事,也可能是一意孤行。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是只看结果不看动机和过程的,不管你动机多么高尚、计划如何美好,如果你能够搞定,效果好,那一切都好;如果你搞不定、效果不好,甚至产生负作用,那一切都不好。
        但是,我充分理解处于“衰世”的王安石,他实实在在想为这个国家办事,是实实在在希望帮助这个社会渡过难关,但社会的问题、社会的矛盾积压得太多,王安石急于解决这些问题,急于解决这些矛盾,但几乎是到处碰壁,几乎是一个人在战斗。当然,宋神宗在千方百计支持他,但有时也扛不住,皇帝身后还有皇后、更有太后。所以王安石干脆提出“三不足”,下猛药。结果,已有的问题、已有的矛盾没有解决,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发生了。
        但是,这仍然不能怪王安石,也不能怪他的先行者范仲淹。如同医生给癌症病人做切除手术导致癌细胞扩散一样,不做手术是等死,做手术可能不成功,可能导致癌细胞扩散,但也许成功。不能因为害怕不成功就不动手术,也不能因为害怕不成功而不改革、不变法。
        怎么办?很难办。王安石没办好,范仲淹没办好,他们之前的王莽、之后的张居正也没办好,但也有人办好过。这就提供了一个思路,那就是在社会矛盾没有过于激化的情况下及早改革、及早变法。犹如不断对人体进行调理,增强自身的抵抗力,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身体的疾病包括癌症,争取早期发现、果断治疗。最好不要出现“王安石”,最好不要使王安石为难,特别最好不要出现“三不足”式的“王安石变法”。因为到了这一步,事情就不太好办,一般都是走向反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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