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今年全国政协的记者会上，当被问及我国古代书画保存的状况时，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首先回顾了30年前7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为此作出的突出贡献。 时间追溯到1983年4月，“全国古代书画巡回鉴定专家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决定自下半年起在全国启动鉴定工作，由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七位先生负责。由此，这个当时平均年龄已超70岁的鉴定组，八年间踏遍全国，共过目古代书画作品61596件，基本摸清了家底。 负责组织协调这项大工程的正是谢辰生。然而，这项被王世襄先生感叹为“规模最大，卷帙最繁，工作最艰巨”“过去不但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工作，成果出版却因经费短缺而举步维艰。为此，谢辰生多方奔走，直到促成《中国古代书画图目》24卷全部出齐。殊不知，此间他做了两次癌症电切手术，身体饱受病痛煎熬。 谢稚柳先生在一封信中用“深为感慕，又深佩毅力”来评价老友谢辰生的这份坚持，同时又再三劝勉：“尊体想已康复，然以后不能过劳体力，更不能过劳心力。” 回首过往，谢辰生在《图目》后记中深情地说道—— “在鉴定工作进行期间，老专家们本着对文物、对后人负责的原则，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只讲奉献，不讲报酬。特别是谢老和启老，不仅是古代书画鉴定家，而且还是当代著名的书画家。所到之处，都有一串长长的名单，向他们求书求画。两位老人在紧张鉴定工作之余，还不辞辛苦，为宾馆服务员、司机和其他人员写字作画。在此期间，他们在各地留下的书画，简直是不计其数。两位老人的书画都是一幅千金的，他们搞鉴定不但没有任何报酬，反而还要无偿地为人写字作画，这种精神是现在一些人很难理解的。” 诸此种种，到底是何种力量支撑他们完成这项历史大业？谢辰生一句“我们这代人一生追求的就是报国恩！”来诠释。说者风轻云淡，闻者肃然起敬。 “我痴迷于文物保护，是因为我爱我的国家，爱我的民族” 虽已95岁高龄，但谢辰生的日历上仍密密麻麻标注着很多要去参加的重要会议和活动，有时接待来访者只能安排到晚上。只要涉及文物，哪怕是几十年前的往事，细节依旧清晰，他不仅能说出背景及与今天的关系，甚至能精确到具体文件的文号和签发者。 2016年，由谢辰生完成的新中国首部口述文物保护史正式出版，老人笑称这是近两年“忙里偷闲，零打碎敲”之作。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先生为该书作序，称谢辰生为当之无愧的“祖国文物的守护人”，“堪称对新中国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最有发言权的历史见证人”。 在谢辰生身上，岁月就像一首歌，家国、文物、生活就如一个个音符，早已完美融合流淌在一起。“我痴迷于文物保护，是因为我爱我的国家，爱我的民族。历史是民族的根，文化是民族的魂，一个民族不能断了根丢了魂，所以只要我活着，就会继续为文物保护尽一份力。”这是他2009年荣获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的一番肺腑之言。冯骥才为此写下“坚守文明深爱中华”八个大字，以表敬意。 谢辰生的传奇源于身上那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毅，这亦是历史淬炼出的无悔。生逢乱世，自幼丧母，从直奉战争，到北伐东北易帜，再到“九一八”“七七事变”，无不牵动着他的生活，改变着他的人生。他在两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今日之青年也许永远无法理解我们那代人火一般的爱国心。季羡林先生曾言：‘我平生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这份情怀，只有真正经历过国破山河在时代的人才能体悟，才知珍惜。” 1942年，谢辰生带着弟侄秘密前往延安，却因道路被封锁，只身困在西安。他试图绕路前往解放区，再次受阻于安徽亳州。在此期间，他写了很多诗词排解心中报国无门的苦闷，其中有这一首七律—— 经年羁旅客长安，远隔重关人未还。 落叶凋零秋渐老，孤灯萧瑟夜初阑。 乡心已碎何由补，归梦犹浓且自宽。 极目京华云烟缈，几时光复旧山河。 抗战胜利不久，谢辰生与大哥谢国桢劫后重逢，南下上海为北方大学购买所需书籍。徐森玉设宴款待，郑振铎在席间谈及，手头工作繁多，急需人手协助。徐森玉当即就把谢辰生推荐给郑振铎，商定第二天就投入工作，同时参与战后文物清理和追讨工作。由此，谢辰生正式走上了文物之路。 新中国成立前夕，谢辰生按照郑振铎的安排至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报到。郑振铎找他谈话：“还是搞保护工作吧，这事比研究更重要。”这句话让谢辰生认识到了文物工作的核心，也奠定了新中国文物事业的基础。随后，裴文中、王振铎、张珩、万斯年、罗福颐、傅忠谟、陈明达、徐邦达、顾铁符、马耕渔、罗哲文，都被招至文物局。回忆至此，谢辰生感叹：“郑先生是具有远见卓识和开拓精神的事业家。” 百废待兴，工作从何入手？郑振铎把这项重任交给了谢辰生，“郑先生的规划是先从禁止文物出口、考古调查和发掘等几个单项法规文件入手，并指出了内容上的重点，还将大量古今中外的材料交给我参考。”就这样，在郑振铎、王冶秋、裴文中等人的指导和帮助下，谢辰生承担起了这项开创性工作。 1950年，由谢辰生起草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保护古文物遗址的指示》等新中国首批文物法令由政务院正式颁布。从此，无论是《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还是1982年首部《文物保护法》，由他起草的法规文件举不胜举。然而，谢老却一再声明：“这些是我执笔不假，但也是大家的集体智慧。” 从此，谢辰生不仅投身于新中国文物事业建章立制，更成为文物保护的一员“闯将”，一马当先，身先士卒。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作为一个永远走在时代前面的人，谢辰生的敢想敢做敢坚持、敏锐敏捷敏思行，让他始终处于风口浪尖上。到底是事业造就了性格？还是性格成就了事业？一路走来，或许二者早已浑然一体。 1950年，谢辰生奉命到当时的辽东省调查文物保护情况，看到祖国人民和文物所面临的威胁，回京后，毅然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投笔从戎。1951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他《从朝鲜前线寄给祖国人民的一封信》。信中说—— “我路过朝鲜李王曾经的遗址。那里现在是一个国立的历史博物馆，里边有一些明代的建筑。可惜这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化遗产，就在我们到达的那天下午被敌机轰炸了！这一次轰炸，有九十六位居民牺牲了，六十多名受了伤，在火还燃烧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志冒火抢救出来一百多轴字画和一些陶瓷器。” 1959年的一天深夜，文物局副局长王书庄交给谢辰生一份紧急任务，要以最快速度写一份保护西安城墙的报告给国务院。这是中央领导同志刚给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交代的：北京城墙恐怕保不住了，为了防止其他城市效仿，保护西安城墙事关重大。谢辰生马上找来罗哲文和陈明达，紧急整理材料和建议，以文化部的名义上报给中央领导同志。同年，国务院发出《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1961年，西安城墙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即使在“文革”期间，谢辰生依旧我行我素地为文物的安危奔走呼号。1967年，他先是起草了文物保护倡议书，之后又受命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这确实很为难，当时造反派已不再承认《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了。我只能在开头说一大套他们的语言，然后再把暂行条例的内容悄悄地全写进入。” 就这样，谢辰生策略地坚持了原则。他还参与给周总理写报告，保护古观象台。“当时文化部已无法工作，罗哲文和我几个人就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写信，老罗出钱出力最多。”回忆历史，老人举重若轻，笑言：“这要算最早的‘志愿者’喽。”实质上，1956年《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就提出了“使保护文物成为广泛的群众性工作”。 进入20世纪80年代，年过花甲的谢辰生开始担任文物局顾问，进入局领导班子，为奠定新时期工作“传帮带”。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不变的是那一身书生气，不知疲惫，坚持原则，多的是饱经沧桑后的果敢和智慧。 1982年，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被合并为一家。对此，谢辰生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说明文物工作的特殊性，希望保留文物局。后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讨论时，提出了折中方案，成立一个国家文物委员会的咨询机构，在有关文物工作的重大问题上进行把关。然而，“固执”的先生并未放弃努力。1987年5月19日，他在参加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打击盗掘和走私文物活动的问题作专题汇报和说明时，再次建议应该恢复文物局独立行使职权。这一次，他的建议被当即采纳。6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改为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通知》。 谈及争论，当时在保护的指导思想上，文物界内部确实出现过严重分歧，主要集中在：文物工作是以保护为主还是利用为主，或是保护与利用并重？甚至有人提出“以文物养文物”。1984年，中宣部、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明确了以保护为主的原则，并将关于加强文物、博物馆工作的两文件初稿，修改后上报中共中央书记处。后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两个文件合二为一。谢辰生全程参与其中，始终坚持保护为主的基本原则，争取了中央领导的支持。这就是后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中强调的“加强文物保护，是文物工作的基础，是发挥文物作用的前提”。 1990年前后，文物局内部再次出现不同声音。就连一向温文尔雅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都按捺不住了，以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提笔写了一封长信，直指问题“说来简单，还是出在怎样对待文物局主管业务是保还是卖的问题”，“发展下去，车要出轨，现在到了需要大喝一声‘站住’的时候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争议再次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谢辰生至今仍清楚的记得，中央领导同志找他谈了一个多钟头，“我把情况一说，他马上支持了我们的原则”。1992年西安召开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会议强调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基本原则。后来修订《文物保护法》才形成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 谢辰生反复强调，保护并不意味着不能利用，关键在于是否合理。利用要服从保护，要以“加强管理”来保证最根本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这才是完整的十六字方针，不能断章取义。这也是今天再次启动文物法修订的指导原则。 “文物保护管理和科学研究，二者互为目的，互为手段，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谢辰生骨子里的坚韧与锐意，就如同陈酿的老酒，越久弥坚。 将“文物”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实现法理建设与学理建设相统一，构建中国特色文物学科，是由谢辰生倡导并践行的。他是首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编委会主任，在该卷前言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物”的定义，并加以全面系统论述，获得主编胡乔木及全书编委会的一致肯定。启功先生阅后称赞：“一篇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的总结，看了增加无数知识。” 文章的结尾，谢辰生这样写道—— “文物保护管理和科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二者是互为目的，互为手段，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文物自身特点，使文物保护管理和科学研究逐步形成自己系统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发展和完善以文物为研究对象的文物学。这是社会和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文物保护和科学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 谢辰生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1977年，他代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起草了《成立“古文献研究室”的请示》，在中央领导的批示支持下，成立以唐长孺为主任的高规格团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后来，他又建议从高校调来俞伟超、张忠培这样的名家担任国家历史博物馆长和故宫博物院院长，带动文博整体队伍专业素质的提升。 在文博教育方面更加体现了谢辰生的缜密，既要加强高校的专业教育，更要重视在基础教育中做好普及。1989年，在他的建议下，国家文物局与复旦大学联合成立文博学院；2015年，由他题词支持的“文化遗产课堂”在天津百年名校丁字沽小学开课，如今已发展成京津冀三地联盟，成立了课程研究中心，探索在普教阶段将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化、课堂化。 “文物的价值是通过科学研究来认识的，发挥文物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教育手段。”在谢辰生看来，这也正是“让文物活起来”的基础，“我们对文物价值的研究还很不够。咱们老祖宗在历史长河中积累了许多了不起的经验，文物是这些经验的载体，是历史的见证，具有‘百闻不如一见’的真实性，最有说服力、最有感染力。” 离休后，耄耋之年的谢辰生更加忙碌了，北京、天津、南京等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古城拆改建等问题，时时刻刻牵动着他的心。 老爷子是真性情之人，面对文物破坏，依旧会拍案而起，但他的每句话都会有的放矢，每封信都会有很具体的建议。正因为这一封封凝聚着老人心血的蝇头小楷，得到了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旅游等开发建设活动中文物保护工作的意见》也由此先后出台。 穆森，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工业遗产价值研究基金管委会副主任、天津城市规划学会建筑遗产保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曾获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称号。 （作者：穆森，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