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面我介绍了法国的“汉学三杰”儒莲（朱利安Stanislas Aignan Julien）、沙畹（Chavannes Edouard）和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其实，在西方当代汉学家中被称为“汉学三杰”者不仅法国有，其他国家也有，譬如德国就有福格伯(Herbert Franke)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和马汉茂（Helmut Martin）；美国有魏裴德、孔飞力和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本栏目将作为系列文章陆续加以介绍。下面先介绍德国当代的“汉学三杰”之一傅吾康。 一、生活道路 （Franke,Wolfang）原名沃尔弗冈·法兰克，1912年7月24日生于德国汉堡。傅吾康是德国大汉学家福兰阁教授的幼子。也是福兰阁子女中唯一子承父业的汉学家。傅吾康实际上是在一个中国的氛围中长大的，他的孩提时代的一切好像都是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正是由于受到这样的影响，1930年中学毕业之后，他毅然绝然地选择了汉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傅吾康1930年至1935年分别肄业于柏林大学及汉堡大学，在校期间他专攻汉学、日语及古、近代史。师从颜复礼（Fritz Jger,1886 – 1957）、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 – 1944）、许勒（Wilhelm Schüler）等著名汉学家从事汉学方面的基础训练，并于1932年7月获得了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的翻译文凭资格。1935年他在佛尔克教授指导下以论文《康有为及其改革派的国家政治改革尝试》获汉堡大学博士学位。这篇后来发表在《东方语言学院通讯》上的论文，赢得了众多的书评。甚至像荷兰莱顿大学著名的汉学家戴闻达（J.J.L.Duyvendak,1889-1954）教授也亲自在《通报》（T’oung Pao）上撰文评论此书，这对年轻的汉学家傅吾康来讲无疑是莫大之鞭策。这篇论述中国保守派与西方改良主义思想论争的专著也奠定了傅吾康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地位。 傅吾康1937年来华，先后在上海、南京等地访学，后到达了北平，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呆就是整整13年（其间只有短期在日本逗留）。在北平，傅吾康主要参与了“中德学会”（Deutschland-Institut）的组织、领导工作，先后在学会中担任秘书、总干事以及《中德学志》编辑主任等职。从1938年至1944年，共出版《中德学志》六卷（22期），《汉学集刊》（Sinologische Arbeiten）三卷，同时组织出版了“德国文化丛书”等二十余种。1941年夏季，傅吾康跟曾留学德国的胡万吉（雅卿）先生的千金南开大学生胡隽吟（1910 – 1988）女士相爱，不过按照当时帝国的法律，日耳曼人是不能娶非雅利安人为妻的，否则的话傅吾康就会被迫辞去中德学会的职务。直到1944年9月他们才正式订婚，1945年3月在战争快要结束之前，他们终于结为百年之好。胡隽吟后来随夫赴德，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多年。  傅吾康与胡隽吟 抗战胜利后，经萧公权（1897 – 1981）先生的推荐，傅吾康被聘为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教授，讲授“明史”和“德国历史”等课程，并在中国文化研究所负责汉学研究西文集刊《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Studia Serica）的编辑工作。在成都两年后，傅吾康又接受了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冯至（1905 – 1993）教授的邀请，接替去了华盛顿大学的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出任德语教授。在北大期间，傅吾康与季羡林（1911-2009）等学者建立了终身的友谊。 二战后的德国是一片百废待兴，汉堡大学此时也在着手重新建立已遭破坏的汉学系。1949年6月，傅吾康得到了汉堡大学的正式任命书，他于1950年回到汉堡，接替了自颜复礼被迫退休后已经空置两年的汉堡大学汉学系主任一职。来北平时只是孤寂一身的傅吾康，此时携妻和一女一子回到了阔别十三载的汉堡。在汉堡大学汉学系主任的位置上，傅吾康一直做到了1977年退休。在汉堡大学与弟子林懋（Tilemann Grimm，1922—2002）共同开创了以研究明清史以及中国近代史为主的德国北部的“汉堡学派”，与以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为首的德国南部慕尼黑学派，以及以叶乃度（Eduard Erkes, 1891-1958）为首的当时东德的莱比锡学派。 1963年—1966年期间，利用汉堡大学给他的三年学术假期，傅吾康接受了马来亚大学客座教授的职位。除了学术研究工作之外，他还恢复了多年来没能够成立的中文系。也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尽量多地培养华文人才。退休之后，傅吾康又应聘到新加坡南洋大学以专门研究东南亚华人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1972年中德建交是，他是德国代表团特邀代表和顾问，五十至七十年代还先后担任了美国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和檀香山夏威夷大学的客座教授，德国东亚协会主席等职。 傅吾康终生推崇中国文化，积极推动中德文化交流，他主张西方人应该向中国人学习，特别在礼仪方面。他自己就是身体力行：家中中堂挂着中国对联，书桌上放着“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喜欢喝茶并用盖碗；冬天喜欢穿中式长袍，双手还笼在袖里；喜欢打躬作揖，喜欢周围邻居称他“傅三哥”或“傅三爷”（排行老三）；夫妻俩都喜欢听京剧，与京剧名伶李少春很熟悉。有次看李少春的《十八罗汉斗悟空》，同行的朋友问他戏后是否去后台看李少春，他竟忘神地说道：“到水帘洞去也”，结果传为笑谈。 1977年，傅吾康从汉堡大学退休后，与夫人返回北京居住，那时，中国的“文革”还刚刚结束。1987年他又携夫人在中国居住了一段时间，再圆中国梦。1988年妻子在中国故乡病逝。二十年后，2007年9月6日傅吾康在柏林逝世，一代大师从德国的汉学长空中陨落。 二、学术成就 傅吾康是国际知名的的汉学家，精通中、英、德文，研究重点是明史，旁及中国思想史和近现代史和东南亚华文碑铭，著作丰富。其主要汉学成就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与福格伯一起，为二战后西德汉学研究的迅速恢复和重建立下汗马功劳。 1933年希特勒上台，纳粹兴起并主宰国家政治，继而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接踵而至的德国的战败，皆使德国学术界受到重大打击，其中以汉学界损失最大。造成这种大倒退的三个主要原因： 一是持续十二年之久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期间的政治迫害以及战争灾难。1933年希特勒上台任总理，第二年成为德国元首，纳粹兴起并主宰国家政治，1933年4月7日，纳粹当局颁布臭名昭著的《重建公务员队伍法》，把种族歧视法律化和国家化，德国学术界受到重大打击，其中以汉学界损失最大。据有关学者的调查，1933《重建公务员队伍法》出炉后，至少有43位重要汉学家或因自己或配偶是犹太人被当局开除出大学或驱逐出境，或是不愿与纳粹合作而流亡到其它国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汉学家子西蒙、科恩、白乐日、哈隆、申得乐、卫德明和埃伯哈德等人[①]，离战火最远的美国更是首选，这对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汉学研究是个幸事（美国在二战以后汉学研究后来居上超过欧洲，与此不无关系），但德国汉学却因此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如巴赫奥芬（1894 – 1976）是一位亚洲艺术史学家，主攻印度和中国研究课题。1921年获博士学位后，他在慕尼黑大学任教至1935年，其间（1922 – 1926）还担任慕尼黑民族学博物馆工作。因为他妻子是犹太人，1933年，他在慕尼黑大学助教的职位被拒绝。1935年，他移民去美国，成为芝加哥大学艺术史教授直至去世。白乐日（1905 – 1963）1930年在柏林获得汉学博士学位。其毕业论文《唐代经济史》引进了中国史研究中社会、经济的新视角，被其导师福兰阁认为是他的研究生中最优秀的，1935年移居法国。在法期间推动了法国高等实验学院中国研究的发展，1945年他的专着《隋书·刑法志》在法获得儒莲奖，他还开创并指导了欧洲中国研究中第一个进行国际合作的项目宋代研究课题。 布尔（1900 – 1987）在柏林大学学习中国艺术史和考古，1936年获以论文《从汉到唐的中国建筑》博士学位，同一年前往英国后移居美国，直到1983年退休。波恩大学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库恩因有犹太血统，也于1933年被驱逐逐移居英国。库恩流亡到英国后，在牛津大学教授东亚及印度艺术史，并组建和领导牛津东亚博物馆，那是这一领域的第一个英国博物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是德国汉学的不幸也是英国汉学的万幸。科恩－维纳（1882 – 1941）生于提尔西特的一个犹太家庭，为艺术史学家。1907年在海德堡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他在柏林大学任讲师。1933年被解聘后移居印度，1939年移至美国后被任命为巴罗达州艺术总监。爱伯华（1909 – 1989）是德国中国研究中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新领域的开辟者。1937年，在反抗组织成员（后被处决）特罗特的帮助下，移居土耳其，任安卡拉大学汉语教授，是土耳其汉学研究的开创者。卫德明（1905-1990）是著名汉学家卫礼贤之子，1923年，他在柏林大学以关于顾炎武的论文获汉学博士学位。卫德明是著名汉学家卫礼贤之子，1923年，他在柏林大学以关于顾炎武的论文获汉学博士学位。1933年纳粹《重建公务员队伍法》颁布后，他来华在北京大学教德语，1948年赴美定居，任华盛顿大学东方学院教授，在华期间着有《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1942年）、《中国的社会和国家：一个世界大国的历史》（1944年）等。卫德明曾参与父亲德译《易经》工作，其代表作《〈易经〉中的天、地、人》享誉欧美，西方学者对《易经》的理解深受他的影响。除此之外，还发表了一百篇文章和八十多篇有关汉学的评论。布鲁诺·申得乐是《亚洲学刊》》（Asia Major）的创办人及主编，也是位研究中国古代宗教的学者，有专着《中国古代的巫师》（1919年）。1924年在《亚洲学刊》第一卷上发表长文《古代中国的旅、堙、郊祀典》。还研究过中国的上帝，有《中国的上帝》、《中国上帝观念的演变》等论文。 这种人才大量流失给德国汉学所造成的伤害也为当时的官方报告所证实,1942年夏天，由柏林的帝国安全中心办公室应慕尼黑的纳粹党中心的要求撰写了一份报告，评价德国和奥地利大学中国学的研究处境。该报告承认“年轻才华的缺乏”，以及在德国的中国学研究中显现出“明显的危机”，该危机也许会影响对于目前以及预想的远东重大政治变革的理解。当然，当局的责任几乎完全被隐瞒起来，报告虽然提到一些人“甚至”离居海外，但没有提到其背后的政治原因，也未对大批学者事实上是从原职位上被开除有所陈述。报告甚至隐瞒了最有名的德国汉学杂志《亚洲学刊》已经因杂志出版者和编辑申得乐已于1933流亡伦敦而被迫停刊的事实。 二是留在德国的著名汉学家为了生存和过政治关，纷纷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他们在战后又受到不同程度的惩治，从另一个侧面使汉学研究受到打击。对这些留在国内的德国汉学家要不要作政治倾向上的区分，其中的一些人究竟对社会造成了那些危害，对他们应该如何评价，汉学界缺乏深入的研究，德国学者对此也多讳莫如深甚至刻意掩饰。直到1997年，德国战后最著名汉学家之一，也是纳粹时代的亲历者之一福兰阁还在一本专书的序言中对此刻意淡化：“纳粹时代中国学只受到边缘化的微笑冲击”[②]。因此进行这段汉学史研究的多是外国学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的Martin Kern（柯马丁）就有个长篇考察报告，对这个时段被迫流亡的汉学家身份、学术贡献、流亡原因以及留在德国境内的汉学家对此的不同态度皆有详细的考察。其中提到福兰阁、Fritz J·ger（颜复礼，1886 – 1957）和HansH．Stange（施坦格,1903 – 1978）在纳粹统治期间所发表的几篇研究报告。福兰格在1939年写的调查报告虽提到了魏特夫、白乐日、勒辛、布尔、爱伯华、哈隆、冯·梅兴－黑尔芬等汉学家，但却掩盖了他们已被迫离开德国的事实，更不敢触及他们离开德国的原因。同样的，虽提到著名的《泰亚》杂志“不幸于1935年停止发行”，但没有告诉读者停刊的原因是由于该杂志的出版者和编辑申得乐是犹太人，已于1933年被驱逐出境流亡伦敦[③]。颜复礼在1937年发表的《德国的汉学研究现状》一文中对这批被迫流亡的汉学家则完全秘而不谈。他提到申得乐的《亚洲学刊》代表了“一战后德国汉学的巨大发展”，却掩盖《亚洲学刊》已经停刊，申得乐也已流亡国外这一事实，说什么政府的“资助将继续，以保证这一不可或缺的杂志得以不间断发行”[④]。 施坦格在1941年的发表的《人民生活中的德国文化》一文中只提哈隆、埃伯哈德和卫德明这些“雅利安人种”的汉学家[⑤]。“这两位作者都没有提到在他们自己的写作生涯中任何的学术间断，没有言及那些离开祖国的学者们，只有提供那时活跃在德国的学者的名字，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欧洲汉学研究史上几乎没有得到哪怕一个注脚”。 三是战后东西德分裂也使德国汉学研究受到进一步的伤害。战后东西德的分裂，使战争中受到巨大摧残的德国汉学人力和资料更加薄弱。战后柏林分被割裂成美欧和苏联两个军事控制区域，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丰富的中国图书也分别流散到两个军事控制区域。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内中国图书收藏量当时位于全德国之冠，也因被占领国瓜分而一蹶不振。战前，柏林的洪堡大学、莱比锡大学的汉学研究都相当出名，柏林科学院的汉学研究也有相当的进展。二战以后，因这些大学和科学院的所在地在东柏林而划归东德，汉学研究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而起伏不定。民主德国和新中国皆于1949年立国，又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关系友好密切。就汉学教学和研究而言，若以人口比例计算,东德的中国研究人员和学术机构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多的。当时两国学术交往相当频繁，中国学者应聘去东德传播汉学，北京大学也接纳了许多东德留学生，如后来成为东德著名汉学家的Eva Mǖller（梅薏华）、Roland Felber（费路）、Klaus Kaden（贾腾）、Thomas Thilo（蒂洛）、Reiner Mueller（穆海南）、Irmtraud Fessen-Henjes（尹虹）等。但到了六十年代初，随着中苏进入意识形态冷战期，中国与东德的关系也急转直下，此时整个东德的汉学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一些汉学家放弃了汉学研究，如二战以前就很著名的汉学家魏勒和韦德玛耶。即使有汉学著作此时也不能出版，如梅薏华在北大留学时曾将老舍的话剧《茶馆》译成了德文，六十年代回国后由于两国关系紧张而不准出版，稿本也被捣成纸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前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傅吾康和他的汉学同行们开始了艰辛的德国汉学恢复和重建。当时战败后的西德是一片焦土，许多汉学图书馆遭到相当大的毁坏，其中包括法兰克福的中国研究院、莱比锡、哥廷根等大学著名的汉学图书馆。德国境内的大学汉学系只剩下汉堡大学一家还在苦苦支撑，但在战争中也备受摧残：系主任福兰阁以其五卷本《中华帝国史》享誉西方，但这部巨著在1930年出版第一卷后就因战争而中断，直到1952年才出齐。此时作者已于1946年带着遗恨去世。汉堡大学汉学系主任一职自1948年颜复礼被迫退休后已经空置两年。最大的伤害是在这十二年国内的汉学家丧失殆尽：或是受纳粹迫害被迫流亡国外，留在国内的在战后又被当成与纳粹合作而受到清洗，再加上12年间的老死和得不到后续补充，使德国汉学研究人员空前匮乏，有的西方学者指出，当时德国“首先是缺乏研究人员。这种缺乏，不仅单个的学者，而且整个领域和新的学术方法的移徙国外，在中国（和东亚）艺术史、社会史、经济史、民族学、语言学诸领域尤为明显，”[⑥]，德意志研究协会在1960年发表的《东方学状况专题报告》中也指出：“1933年后，它（东方学研究）遭到了比别的业更严重的人员损失，……西德各大学重新开办的几年以来，（研究工作）一直为战争造成的科后备人才短缺及大量被破坏的专业和大学图书馆困扰。[⑦]研究人才的匮乏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学术研究的中断和学术杂志的停办：《亚洲学刊》是德国最早一批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份以汉学和日本学为主的专业杂志，因杂志出版者和编辑犹太人Bruno Schindler（申得乐,1882-1964）被驱逐出境而于1935年被迫停刊。在此之后，“惟一具国际水准的德国研究中国专业杂志”[⑧]——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于1898年创办的《东方语言学院通讯》，也因缺乏学术力量而停刊。据德国有的学者统计：直到1962年，德国汉学家的数目才与1933年前持平。1950年，傅吾康担任汉堡大学的汉学系主任，一直到1977年从该位置上退休。在此期间，他还出任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并与福克斯于1954年在汉堡创立《远东学报》（Oriens Extremus），这是德国最有影响的汉学杂志之一；并倡导创办了汉堡亚洲研究所。1953年，他培养的第一批两名汉学研究生毕业，其中林懋（Tilemann Grimm，1922 – 2002）与他共同开创了以研究明清史以及中国近代史为主的德国北部的“汉堡学派”。 作为一个汉学家，傅吾康在德国的威望，几近于费正清在美国和李约瑟在英国。他主张德国所有大学都应设立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甚至说“一个大学没有汉学系，还叫什么大学”！普通中学也应开设中国文化课程。 第二，汉学研究成果丰富 傅吾康是汉堡学派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可谓著作等身。其主要学术成果是在明史方面，旁及中国近现代史。对东南亚华人史研究也有相当成就。 他的《明代史籍汇考》（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Important Chinese Literary Sources for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1368 – 1644）（1948），收集了大量中文文献和西文资料，是西方公认的治明史重要著作。此外还有《明代时期中国的土地税》（1953）、《关于明代历史的最新中文论述》（1954）、《明代史料入门》（1968）、《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1960）等。 傅吾康十分关心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于1957年在慕尼黑发表了《中国的文化革命：五四运动》（Chinas kulturelle Revolution – Die Bewegung vom 4.Mai1919）论著，1958年又在慕尼黑出版专著《1851 – 1949年间的中国百年革命》(Das Jahrhundert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1851 – 1949)。在这部专著中，傅吾康叙述了1851 – 1949年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并采用不同于西方学者的视角来阐释中国近代的百年革命史，把太平天国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事变看成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他把近百年的中国革命分为五个阶段，认为这是一个不断发展、上升和深化的过程。傅吾康强调从整个中国历史的角度来观察中国近代史，不是机械地把近代和传统割裂开来。他从《易经》里的“革命”说起，谈到五行学说、汉代纬书、以及孟子的“君轻民贵”的思想，证明了在中国的国家观念中，革命是作为一种合理的手段而存在的。傅吾康在书中批评西方革命党人的理想化和政治幼稚以及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看法，进而指出，国民党从政治上背离革命走向反动和衰败，社会变革任务最终由共产党人完成。书中,傅吾康如实地记录了国共两党的不同形象：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到了惊人的地步，共产党人清贫而廉洁，充满着理想主义精神。共产党的军队装备很差，但是指挥有方，战斗情绪高涨。一切表明进行社会革命的时机成熟了。新中国的建立则标志着中国近百年革命的最后阶段社会革命的完成。在这部专著中，作者还批评一些西方人士想把西方的民主制度移植到中国，是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正因为这些观点在西方学术界富有挑战性，所以专著出版后受到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的批判，认为他是在用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解释中国百年革命史。然而，德国当代汉学家斯泰格（Brunhild Staiger）和艾伯斯坦（Bernd Eberstein）等对其人其作的评价为：傅吾康继承并发展了福兰阁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福兰阁研究的是19世纪以前中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东亚文化圈内的发展；而傅吾康研究的是19世纪以后中国通过种种决裂和危机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因而该书于1980年又出版了增订本。傅吾康的另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著作是1962年在德国格廷根出版的《中国与西方》（China und das Abendland），该书对近代西方列强在华的侵略行径持批判态度。他还利用自己的优势，于1974年在杜塞尔多夫出版了介绍现代中国的《中国手册》（China-Handbuch）。 傅吾康在60年代曾受聘到马来西亚大学创办中文系，在那儿他产生了对东南亚华人史迹的研究兴趣。1977年，他退休后再次受聘到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任教授，期间集中精力研究南洋华人的历史，在星马各地搜集了大量的金石碑刻，1978年他与陈悌凡（Chen Tieh Fan）合著并出版了《马来西亚的华人碑文》（Chinese Epigraphy in Malaysia）。另有《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汇编》《泰国华人铭刻萃编》等论著。1989年在新加坡出版了《傅吾康学术论文选集》，这本大型选集汇编了其关于明史、清史、东南亚华人史和海外中文教育以及日耳曼学的研究论文，大体反映了傅吾康一生治学的历程。 作为历史学家，傅吾康一贯重视史料的运用，并将中文文献与西文资料并重，他的《明代史籍会考》就是在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在方法运用方面，他总是力图以西方的学术思想为出发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欧洲学界尽可能多地理解远东的文明。在《中国与西方》一书中，傅吾康便称：“跟中国人的西方观相比较，在书中我更深入探讨的是西方人的中国观。因此这本小册子署为《中国与西方》而不是反过来的《西方与中国》。作者的首要任务是要让读者理解中国的立场以及面对西方时的中国态度。”此外，在历史的梳理方面，傅吾康从其父福兰阁那里继承了中国历史乃是一个连续发展过程的观点，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出现的运动和观念，他总是到中国历史中去寻找根据。在《中国革命的百年》（1980年修订版）一书中，傅吾康便强调要从中国历史的整体去看中国革命的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只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续。他从《易经》里“革命”的概念及孟子“君为轻”的思想出发，证明了“革命”并非到近代才突然出现的西方观念，作为争取平等权利的手段，“革命”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存在着。 跟将中国看成是一堆历史的古典文明这样的看法不同，傅吾康一直在努力地寻找古代、现代以及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与古典语文学派的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教授展开过激烈的辩论。他认为，海尼士所认为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以及汉语口语不具备学术性的观点，尽管在第三帝国的时候使汉学免遭了政治的影响，但却割裂了中国历史的传承。在这一点上傅吾康依然秉承着他父亲的观点，亦即中国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傅吾康对近现代中国研究以及现代汉语的重视，实际上也开启了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先河。 傅吾康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他的专著《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是在哈佛大学任客座时的所作的一份学术报告，仅七十页，但其中所附典故、史实资料竟上百条，做到句句有依据，处处有来历。 第三，为德国培养了一大批出色的汉学专门人才 傅吾康不仅在汉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长达二十七年的汉堡大学汉学教授位置上，还为德国培养了一大批出色的汉学专门人才。他指导的学生中有22人获得汉学博士学位，其中如林懋、马海茨克和什塔格尔已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汉学家。 傅吾康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把它列入普通学校的教学内容中，以普及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他还认为，汉学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德国所有的大学都应设立汉学研究和教学机构。他曾担任德国东亚学会主席，亚洲学会副主席，创建了以研究中国和东亚为重点的德国汉堡亚洲研究所，他还主张在著名的德国科研机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设立东亚历史研究所，研究商周以来的中国历史。并与福克斯于1954年在汉堡创立《远东学报》，这是德国最有影响的汉学杂志之一。 三、年表 1912年生于德国汉堡，从小受其父德国汉学界泰斗福兰阁的影响，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特殊的感情。 1930年起先后在汉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汉学和日本学、历史学。 1935年以《康有为和他的学派的变法维新运动》（Die staatspolitischen Reformversuche K’ang Yuweis und seiner Schule）一文取得汉堡大学博士学位。 1937年傅吾康只身来华游学，先到上海、南京等地访学，不久到北京，历任“中德学会”（Pekinger Deutschland Institut）秘书、主事、会长和研究员等职。 1945—1946年曾任北平辅仁大学讲师。 1946—1948年在成都担任国立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1948—1950年应冯至先生的聘请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德文教授。期间，他还先后担任了《中德学志》、《汉学集刊》和《中国文化研究会刊》的编辑工作。在中国他同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的胡隽吟女士结婚。 1950年傅吾康回德国，接受汉堡大学的聘请，出任中国语言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长，直至退休。 1977年傅教授退休后，复担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广州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客座教授。 2000年6月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出版一本“庆贺傅吾康教授八秩晋六荣庆学术论文集”以表扬他对东南亚铭刻资料之搜集及编纂工作。 2000年6月傅教授授回德国定居。 2007年9月6日逝世于德国柏林。 四、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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