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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在华中师范大学读中文系现代文学硕士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没有多久，就接到母校北京师大中文系杨占升老师的来信，他希望我报考那里的博士研究生。 世界上的事大抵都是热心人做起来的，杨先生便是这种可贵的热心人。带博士生首要条件是要有具备资格的导师，当时主管部门宣布的现代文学专业可带博士生者，全国只有四位：北大中文系王瑶、社科院文学所唐弢和王士菁、鲁迅博物馆李何林。四人中唯李何林先前在北师大授过课，略有渊源关系，杨先生遂极力劝说，李先生于是同意在北师大招博士生，他所首招的两个博士生，自然也是这个专业最早的两个。 和我一起被物色的还有一位，是山东聊城的王富仁。富仁兄当时即已有研究鲁迅的专著出版，且引起重视，而我则显然远远不及。师从李先生，研究方向只能是鲁迅研究，然而，在我当时看来，要在此中寻求突破，委实太难，几经犹豫，方才答应了。 虽然级别或相当于前清的“会试”，我们却无需赴京赶考，试卷寄到我所在单位人事处，由专人监考。专业考什么，已经不大记得了，哲学考题是“论述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要求在规定时间里写出三至五千字文章；英语则是翻译评论惠特曼的一篇文章，都不甚难。成绩也还不错，专业和哲学都考到90分以上，英语也及格。未过多久，录取通知发下来了。 我当然不会期待学校会给博士生有什么“厚遇”，我们优于本科生和硕士生之处，是两人一室。我的室友即王富仁，他大我3岁，当然是师兄。富仁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乡土气很浓，他说话带有乡音，身上又无什么好的衣着，初见面常露出朴实的憨笑。别人背后笑他像个农民，他也常以自己是个农民自嘲。为他这副外观，也闹出一些小风波。有一次我和他乘公交，售票员就死盯住他，以为他是外地的乡下人，厉声要他拿出票来看。还有一次他拿油票去粮店打油，售货员也是喝问他是从哪里弄来北京油票的。他告诉我，他接母亲来北京玩，在火车上，受到乘务员的歧视对待，老太太愤而拍案说，你们别看不起人，俺儿是北师大的博士！其实，富仁也并非出身于一个纯务农的家庭，他的父亲在当地是个有文化素养的干部，富仁从小就在家读了不少书，养成了他的“内秀”，却又奇异地赓续了与农村、与农民天然联系。 我们很快就无话不谈——关于社会的、人生的、历史的、文学的，话题源源不断。他对鲁迅堪称“仰之弥高，钻之弥深”，每谈及鲁迅的一些言论和思想，就像古人说欧阳修的，“遇感慨处便见精神”，兴奋起来，滔滔不绝。那真是一段非常值得怀念的时光，尤其是每天晚饭后，年轻的硕士生们或有约会、舞会可以消遣，我们这两个老博士生无处可去，只有相守“侃大山”。隆冬时节，窗外朔风呜呜地刮，室内却因我们相知相得的言笑而春意盈盈。有时也有一些同楼的硕士生破门加入，这就更加热气腾腾了。不用说，富仁做学问是很有定力的，他从不东游西逛，我们每人一张方形书桌，他桌上堆放着一摞摞书，到了学习时间，他必坐下一边抽烟，一边看书、忙不迭地做笔记。他习惯挑灯夜战，我一觉睡醒，但听他落笔声声，直如骏马疾奔，到他倦卧之时，我又该“闻鸡起舞”了。 我非常佩服他特具的思辨力、发散力，蕴蓄在胸的意绪，一落到文字，便肆心广意，漫衍开去。他喜作长文，好似大江长河，奔泻而下，自有一种豪纵不羁的力度和气势。有人是豪纵之中见沉着，他则是沉着之中见豪纵，看他的外表，似乎激越、豪纵之类与他不沾边，实则他积中形外，内心自有一派他人难以看出的激越与豪放。原先他的博士论文拟写《鲁迅与世界文学潮流》，中途作了改换，决定写《〈呐喊〉〈彷徨〉综论》。这部后来被称作鲁迅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虽然动笔时间不长，却是他“储思”已深的结果。一天，他半夜入睡，上午八九点钟醒来，闲闲地点上一根烟，倚着床头，嘻嘻地问我：“今天早上广播点名批判我了吗？”我应道：“嗯，快了。”随即两人相视大笑。我想，他在写作之时是必有一种挑战者的胆气和心理准备的，不如此，他的“思想革命”之说也不会起到摧陷廓清，一扫鲁迅研究旧风的作用。 除了外语和哲学两门公共课，我们无需到课堂上课。隔上一段时间，便由杨先生领着，乘公交到位于史家胡同的李何林先生家去。那是一个颇为宽敞的四合院住宅，由大门进去，要穿过两进院落，才是他家住的院子。先生在北屋，他静候我们，看上去总是神清气朗，意态端凝。落座之后，我们先向他汇报近一时期学习和研究情况，先生一一给予指导，言语不多，也都切中肯綮。那时他还担任鲁迅博物馆的馆长，公务繁冗，加以年事又高，所以，校内便由杨占升先生和郭志刚先生兼管，我们称之为“副导师”，具体的事就更多向他们请益了。 按三年的学制，我们应在1985年的夏季毕业，而到84年秋冬之际，似乎即已进入收尾阶段。分配工作，原议两人都留师大中文系，我考虑到师大在家属调动和住房安排上有困难，执意离开，最终，系里定下只留一人，即留富仁兄，我则去中央党校。此事纷纷扰扰之际，富仁兄因要照顾家里，已答应去山东大学，便先行安排做论文答辩，杨占升先生复又找校长，还是把他“抢”过来了。我的论文也送出给评委们看去了，期间有一个寒假，答辩安排到85年4月举行。我的论文题目是《鲁迅思想研究——从文化问题出发》，由钟敬文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与会者还有李何林、郭预衡、严家炎、王士菁等，可称皆鲁迅研究界“一时之选”，好在诸公并未为难我，倒是嘉勉甚多，顺利通过。 那年，离开北师大时，和富仁兄喝酒，我在酩酊之际曾说，老兄留在这名山大寺修行，我是去做“云游僧”了。几十年过去，我也确实如同一个“云游僧”一般，做着各种工作，飘忽不定。前两年，我独自在粤东行走，落脚到汕头，特地去拜访他——他已在汕头大学任教授多年，相见自是甚欢。他还记得我们当初的笑谈，迎面说“云游僧”来了，欢迎欢迎。我说贫僧特来拜见你这得道高僧，你不在京师名刹，却到这海隅仙山来了。说罢，二人拊掌大笑。忆及当年我们“读博”的“青葱”岁月，互望满头白发，不胜唏嘘。更未想，才时隔未几，他竟仙驾西去，闻此噩耗，哀痛中我为他作了一副挽联： 往事溯同窗状若老农神实真儒谈笑应曾遗珠玉 学业炳当世书俱雄文辞多灼见呐喊期可醒愚蒙 谨以此纪念我们曾有过的“读博”岁月和手足般情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