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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名人·顾彬:爱上中国文化的德国诗人

http://www.newdu.com 2017-11-24 国学网 博林 参加讨论

    
    顾彬今年七十岁了。他的许多同辈学者皆已仙逝,而他却“每天骑单车,每周踢足球”,又性嗜登攀,所以至今身体倍儿棒。前些天,他到济南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似一般学者“晚年惟好静”,刚下飞机,他便背上小书包,马不停蹄地爬山去了。这样的秉性,在忙着整理国故的老先生队伍里,确是罕见。
    作为享誉学术圈的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顾彬甚至有些不服自己“老先生”的身份。在翻译界,通过他的翻译和推介而走出国门的当代作家诗人不在少数;在研究界,在他国际视角审视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常被搅弄出轩然大波。他精力旺盛,论战不断,却鲜少用艰涩的理论和专有名词做“投掷武器”。在他看来,自己首先是一个诗人。
    争吵多年的学界诸公,倘知道严正驳斥的不过是诗人的率性之言,不知要做何感想?
    “别再追问/关于逻辑与理性/一块石更幸福”
    早年的顾彬就是因为一首诗爱上了中国文学。1967年,还是神学院学生的顾彬,偶然读到了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由康德翻译的唐诗,竟打开了他心里一扇隐秘之门。第二年,他便放弃了“神的奴仆”的身份,一头扎进中文的世界。巧的是,多年以后,作为汉学家的顾彬也赋诗一首“和李白”,题目便叫《黄鹤楼》。
    “从前的人们在临江的岩石上祭天,我多愿意相信这古老的传言。今天不再有友人登上渡口的小船,人们只登上自动扶梯。”
    作为诗人的顾彬,就这样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里,趔趄着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顾彬想做诗人,很多评论家却不干。原因很简单,学者和诗人如何兼顾?理性思辨和感性灵感如何两全?即便是顾彬的德国同行,也觉得老头子不务正业。但在顾彬看来,这个传统是跟中国人学来的,一点不唐突。譬如古代士大夫,常常既是官员,又是学者,还是诗人。白居易、杜甫、苏东坡,哪个没做过官呢,没写过诗呢?
    “我视自己为中国传统的文人,也是歌德时代的文人,希望自己不受身份的限制。”以郭沫若眼中的“球形天才”歌德及同时代人自况,老头子的口气的确不小。
    1974年,顾彬第一次来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语言学习。上世纪80年代之后他更是每年都往中国跑。从学子到博士,从讲师到教授,他在东方古国收获了语言、诗歌和爱情,也一步步走上中国文学研究的杳渺长路。然而,身为学者,他只是“经典的仆人”,在浩如烟海的经典面前,略尽阐释与翻译的绵薄之力。可是以诗人之名,他却拥有了“创造”的无上权力。
    “白色的女神,黑色的女神/她将要宣告的,事物的调和/是老鹰与海的和声”
    做诗人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创造自己的语言。而在语言本位者顾彬看来,这就等于创造了自己的思想以及美学。所以在评价他人作品时,顾彬尤其看重语言的良莠。
    “电视的、街头的、网络的语言,多半是单调而乏味的;陈旧的、过时的、老套的语言,也无从连接当下的现实。这些都不应是文学的语言。”顾彬常以鲁迅为例——这是他最喜欢的民国作家。“正是通过创造自己的语言,鲁迅创造了独特的思想。”言辞之犀利,批评之直白,也让顾彬屡屡“冒犯”国内批评界的“大腕”。但与此同时,欧阳江河、王家新、翟永明等当代诗坛先锋,却和他保持着相当亲密的关系。
    诗人间的惺惺相惜,以及对陈旧框架的抗拒,足见这位汉学家的真性情。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德国老乡海德格尔的这句名言,顾彬常挂嘴边——他习惯把“家园”替换成“房子”,这样显得“接地气”。“如果掌握了多门外语,便相当于有多个房子,看见不一样的风景。”顾彬无疑是夫子自道,他学过九年拉丁文,六年古希腊文,五年英文,两年法文,还有大半辈子的中文。不同的语言,都能给自己注入新鲜血液,譬如像他所说的,“用唐朝诗歌的语法破坏德文的语法”。他简直乐此不疲。
    这些年,顾彬越来越喜欢中文这座“房子”了。半生漂泊、四海为家的他,2011年后干脆搬到了中国来住,他每年至少有10个月,在汕头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国内高校任教、演讲,辗转奔忙。相比于30年前的“慢”,如今的中国之“快”,倒让他有些目不暇接。“现实太复杂了,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诗人竟也这么谦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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