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FP   由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改编而成的同名连环画，右一为主人公乔光朴。资料图片 刘备称赵子龙为“四弟”，但凡对《三国演义》略有所闻者大体了解。 天津作家蒋子龙被称为“四弟”，却少有人知。这是黄宗江对蒋子龙的“昵称”。每次见面，他都要和“四弟”紧紧地拥抱一下。 我等当然只能称蒋子龙为“四哥”。 在四川洪雅，由《人民文学》与洪雅县委联合主办的作家见面会上，蒋子龙深情地说，《人民文学》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 “深情”或者是我从他沧桑沉缓的语气中揣摩的感受和表达。蒋子龙说这话时，其实没有太多感情色彩，但却给我深深的震撼。 那天晚上，本来是计划在洪雅复兴村观看演出，不巧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整个村子，雨雾氤氲，蒋子龙的问题却清晰地浮上脑海，好奇的念头占了上风。 演出自然是看不成了，我敲开了蒋子龙的门，探听“四哥”白天布下的谜面：《人民文学》究竟怎样改变了他的命运？ 检查风波 197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李先念、邓小平先后就整顿钢铁工业发表重要讲话。为了传达座谈会精神，第一工业机械部召开会议，全国各地的工厂领导都参加了这一重要会议。蒋子龙作为代理主任负责抓车间的生产，也被邀请列席会议。 《人民文学》编辑许以就是找到这个会上来的。她读过蒋子龙的作品，非常喜欢，恳请他无论如何要写一篇工业题材的小说。 在蒋子龙的心目中，《人民文学》是一份了不起的刊物，编辑亲自到会上找自己约稿，他有些受宠若惊。于是，白天开会，晚上就开始构思，《机电局长的一天》就这样在会上完成了。 蒋子龙很满意，交给许以后，小说在复刊后的《人民文学》第一期头条发表了。 没想到，《人民文学》第二期就开始批判《机电局长的一天》是“大毒草”，说小说是宣传“伪生产力论”，这下蒋子龙麻烦大了。三个穿军装没带军衔的人来到天津，要把蒋子龙带到内蒙古。 其实，天津重型机器厂已经对蒋子龙展开了“批判”，他被监督劳动，但他是骨干，厂子还是保他的，硬是没让那三个人把蒋子龙带走。 当时，文化部的某位领导发话说，只要蒋子龙写检查，还可以挽救。蒋子龙则回应了两句话：一不写检查，二从此不写小说，顶不济就当工人了。天津市委书记却发了话：不写检查还想当工人！后边的话没有说出来，但在场的人都听明白了领导的意思，那就是直接把蒋抓起来！ 恰好此时，蒋子龙的女儿出生了，他在家里熬了一锅小米粥，小心翼翼地装入暖壶，骑车往南开医院给妻子送粥。不料到了医院门口，已经有人候在那里，让蒋子龙跟着他们去市里听别人代他写的检查。 蒋子龙非常恼火，一下把壶砸在那人脚上：不去！ 说不去就不去，这是蒋子龙的性格，但他还是“识时务者”，也有侠骨柔肠。 蒋子龙返回家，重新熬了小米粥送到医院。然而，这时尚在医院的妻子已经听说了此事，怕她担心，蒋子龙劝她：“我肯定写检查。” 其实，《人民文学》的副主编李希凡早已代他写好了检查，并给天津市文教书记当面读过了，书记表示同意，只是让蒋子龙认头，并在检查上签字。 蒋子龙挨过了一个夜晚，第二天一早便有吉普车接他到市里，李希凡代他念了检查，蒋子龙啥话也没说，在检查上签了字。他发誓不再写小说，从此与文学彻底告别。 蒋子龙的“检查”公开发表了。 现在回忆起来，蒋子龙说，也许李希凡认为“害”了他。“第一，找到市委书记，确定《机电局长的一天》是‘大毒草’。《人民文学》本意是保我，我不同意。只好拿书记压我，逼我在检查上签字。他们让我念检查，我不念。李希凡就以我的口气念我的检查，我的领导逼我在上面签字，这很尴尬。所以，后来开我的作品讨论会李希凡都不参加。有时候碰上了，我主动想跟他说话，他老远就拐弯了。” “我没拿这当回事儿。那个年代，他扮演了一个角色，或许现在觉得有点尴尬。”蒋子龙说，他猜测这是李希凡心里的一团尴尬。 “我会跟他握手，我不提任何别的。就是向他问好。如果他道歉，我会替他圆场。我们在历史角色中扮演一个角色而已。我会说，好在你是红学专家，检查比我写得好！”蒋子龙说，他会开个玩笑，一笑而过。也许李希凡会认为，蒋子龙见了他会反目，会刻薄。如果是知识分子的自尊，这也情有可原。 命中注定 蒋子龙总说自己是“又臭又硬”，宁折不弯，打小就是这样的性格。 蒋子龙的三个哥哥，老大继承祖业，老二在天津银行里做事，老三多才多艺，是村里剧团的主角。蒋子龙排行老四，读书的时候，村里的先生对蒋子龙的父亲说：“子龙是个读书的料，好好地供给。” 先生的一句话，改变了蒋子龙的命运。父亲也是私塾先生，听了这话，更把读书人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蒋子龙身上。 沧州沧县本是武术之乡，蒋子龙的同学都在练武，他也非常着迷。可是，父亲觉得蒋子龙是“读书人”，只要他一靠近武场，父亲就追着打。 蒋子龙至今记得非常清楚：父亲穿着肥大的棉袍，腰间系着腰带。一旦发现儿子练武，这腰带便成了武器，常常打得他在地上翻好几个滚儿。 同学们都学武，只有蒋子龙不学，必然受到欺负。即便是要好的伙伴，在一起时也会经常打架。打来打去，蒋子龙自然要反击，同学们在师父那里学，他再从同学们那里学。即使如此“被动地学武”，蒋子龙也能拳打脚踢几下。 蒋子龙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考到天津读中学。一开学要设班干部，成绩最好的当班主席。蒋子龙自然当选。他从小说沧州话，被城里人称为“垮子”，很有些瞧不起的意思。 1957年，学校教导处的孟主任，经常要给全校的学生上大课，讲《红楼梦》《聊斋志异》等经典名著。前一天还讲课，第二天便被打成“右派”。学校安排班主席带领四个班委列席孟老师的批判会，回来的路上，蒋子龙跟同学们嘟囔了一句话：“孟主任够倒霉的！” 就这一句话，被同班的学习委员报告到校运动办公室，蒋子龙成了受孟主任“毒害”的典型。 蒋子龙被调离原来所在班级，班主席的职务也取消了。这一天，他投给《天津日报》的稿子被退了回来。一位同学恶作剧地把退稿钉在墙上，还讽刺说：“蒋子龙还想当作家？咱班40个同学，将来出39个家，剩下一个就是蒋子龙。想当作家，应该拿镜子照照自己！” 蒋子龙本来没想着当作家，可是现在他不服气了，偏要做出个样子让他们看看。他就见缝插针，到图书馆拼命看书。蒋子龙一走，那位学习委员就尾随着记下他看的书名：《红与黑》《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然后向学校汇报。 本来，蒋子龙的志向是学机械制造，他一直对机器感兴趣。可是班主任说，你出身不好，又背着处分，还是考中专吧。蒋子龙听从了老师的建议，但他心里咽不下这口气。 蒋子龙给由学习委员顶替他当班主席的同学买了冰棍，把他约到林场，一进树林就下了狠手，用砖头拍破了对方的头，同学吓坏了。 最后，蒋子龙按着那个同学的脑袋，让人家跪下来喊了几声“爷爷”，才算出了胸中的那口恶气。 在中专，蒋子龙的专业也是出类拔萃，毕业后，他被分到天津重型机械厂，这是国家大型骨干企业，是前苏联援建的“156项”之一，第一任厂长是冯文彬，团中央书记，曾是胡耀邦的老上级。 蒋子龙的文学王国跟天重机械厂有关。如果他是在小作坊、小厂子，那么他的视野，他对工业人生的理解，跟现在完全不同。进入天重机械厂之后，厂长的气魄给蒋子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招兵的来了。 1958年，炮轰金门，国家公开宣布设定12海里领海，从上海、北京、天津招一批高中毕业生学习海洋测绘，然后做海军制图员，测绘自己的领海，因此对适龄青年先进行文化考试。仅天津市参加考试的适龄青年就有数千人之多，或许当时有些城市青年不想参军，故意不往好里考，而蒋子龙认为自己出身不好，当年在学校挨批时还吐过血，肺里有钙点，当兵的事肯定没有自己的份儿，考试时也很轻松，不成想拿了第一。 招兵的海军上校，人称季参谋，说：“不管蒋子龙是什么出身，这个兵我要了。”于是，蒋子龙穿上军装进了海军制图学校，毕业后当上了海军某部队的制图组组长。 1960年，蒋子龙发表处女作。那个时候，部队的业余文艺活动很活跃，讲究官兵同乐。比如，为了庆祝击落美国U2高空机，蒋子龙受命用三天时间编一台节目，话剧、小品、相声，蒋子龙连编带演。他们部队的文艺宣传队曾经很有名，被中央军委调演，在怀仁堂被国家领导人接见。 在部队五年，蒋子龙已经属于超期服役，由于出身问题不能提干，蒋子龙复员了。他不想再回天津，打算去新疆勘测大队。于是，他带着所有复员证件上路，没想到在兰州火车站转车时，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蒋子龙将所有的证明信和钱都放在绿色挎包里，以为枕在头下，即使睡觉也万无一失。睡梦中，他感觉有人脱他的鞋子，睁眼一看，一只鞋已被脱掉，另一只被脱了一半。那人见他醒来，转身就跑。蒋子龙起身便追，追了一半，突然想起最重要的是头下的挎包，回去时已了无踪影。 蒋子龙只好通过汽车站，找到甘肃省荣复转退军人办公室。蒋子龙清楚地记得，办公室有个叫老胡的负责人，一看他的样子，就问：“被偷了是吧？饿吧？” 老胡马上安排蒋子龙吃饭，同时给海司某部队打电话。 蒋子龙就这样重新回到了海司。海司重新发给蒋子龙复员费和一套证明，同时和天津荣复转退办公室沟通，办公室又将电话打到天津重型机械厂。 厂长冯文彬说，从天重走的兵，必须回天重。 就这样，蒋子龙回到天重机械厂，给冯文彬当秘书。“我从他身上学了好多东西。《乔厂长上任记》中有很多他的细节。” 文学王国 以蒋子龙的性格，适合当军人。他在部队如鱼得水，不管是出操，还是应付紧急情况，甚至研究战略都有过硬的技术，雷厉风行；如果不当军人，他还可以当一名称职的厂长，他是学工出身，抓生产的能力极强。 可是，蒋子龙却写起了小说。 “四人帮”倒台后的1979年，与文学“无关”的蒋子龙正儿八经地当起了车间主任抓生产。他本身学热处理出身，有水平，有技术，在车间里威信很高，车间的书记都是信服他的人，国家领导人去天津必去天津重型机械厂，当时天津唯一的一台大机器——水压机，就在蒋子龙那个车间。 当时，蒋子龙很是风光，在天重接待了很多国家领导人。 这一年，蒋子龙得了痔疮，去医院做了手术。术后三天，病房里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 “外面正下大雨，她淋得像落汤鸡，进门就鞠躬，向我赔礼道歉。”蒋子龙一打听，才知道是《人民文学》的一个编辑，先是找到工厂，又从厂子找到医院。编辑对蒋子龙说，当时毛主席刚去世，编辑部以《机电局长的一天》为界线，不承认这个小说是“大毒草”，就不允许参加毛泽东追悼会。编辑继续说，如果你不记恨《人民文学》，就再给我们写一篇小说，我们非常需要你的原谅，也好向读者有个交代。 蒋子龙被感动了。编辑走后，他就开始构思，以一天一万多字的速度，完成了《乔厂长上任记》。 小说发表后，批评接踵而至。 《天津日报》拿出14个版来“围剿”《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支持，《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转载。天津市委书记负责文教，全市的计划生育大会共一个半小时，其中一个小时15分钟的时间都用来批判《乔厂长上任记》，直到后来有人递纸条，市委书记才拿出15分钟讲计划生育。 这时候，蒋子龙反而不怕了。他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报纸上每见到一篇批判文章，就再写一个短篇。下班的路上，蒋子龙买一瓶啤酒，再买五毛钱的火腿肠，吃过晚饭，就在厨房里写小说。当天晚上写完，第二天看一遍改一遍，再誊清寄走。 那段时间，蒋子龙出作品最多。批这篇，还没批完，下一篇又出来了。“他们瞄准了火车头，可是火车开了，放枪只能打到车尾，有时还没打着，这一篇还没有批透，新小说又出来了。”蒋子龙的“游击战”打得好不痛快！他先后写了《拜年》《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等作品。 《乔厂长上任记》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一名，这是专家和读者投票相结合的一次评选。“我获奖的很多作品都是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蒋子龙说，和《人民文学》结缘，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曾担任过《人民文学》主编的王蒙，想将接力棒交给蒋子龙。这已是《人民文学》第二次想将接力棒交给蒋子龙了。 第一次是周扬，他做过天津市文教书记的工作，市里同意了，但是没有进一步动作。冯牧、张光年、陈荒煤看重蒋子龙，原因有二，一是基层工作能力强，二是欣赏他的性格。 第二次，张光年和王蒙去天津，邀请蒋子龙到《人民文学》先担任副主编。蒋子龙有点犹豫，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要走就彻底走，全家都搬北京。 《人民文学》同意了。市里也说：如果蒋子龙同意，就放他走。 张光年和王蒙都很高兴，以为这次调动有把握了。张光年对蒋子龙说：“我35年没吃狗不理包子了。”王蒙打趣道：“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刚获了奖，咱们把‘赤橙’拿出来吃掉。” 他们回京后很长时间，王蒙问蒋子龙：“市里没找你谈话？不是答应得好好的吗？” 蒋子龙说，没有。 从此再无下文。 有一段时期流行先锋派，有人批评老作家过时了。蒋子龙说，当红的作家要口下留德，不要轻易说老作家过时。过时的作家毕竟还有过时的东西，有些人就怕连过时的东西都没有。 蒋子龙当车间主任时，分管生产的副厂长是蒋子龙的同学。虽然当了副厂长，但此人的好多想法却不能实施，说穿了，副厂长也做不了多少主。实际上，《乔厂长上任记》借小说发了发牢骚：如果我当厂长，应该怎么干。 “他是厂长，我是主任，他老怀疑我不务正业，经常跑到我的车间去。我的车间有三大块：锻造车间、粗加工车间、水压机车间。他突然跑到一个车间问，子龙怎么不在这儿？实际我从来不在工作时间写小说，多年的工作养成一个习惯，车间有十吨锤，我离工厂还有十里地，就能感受到锤的声音，这让我心情舒畅。车间主任要值班，听到锤的声音我睡得特别香，这说明生产是正常的。一静下来，就醒。”蒋子龙说。 当职业军人无望，在工厂也有诸多限制。蒋子龙说，果真是性格决定命运，如果不是又臭又硬的性格，在学校挨批判，他就会萎缩；如果不是性格，他不会接近文学，不会决心批判一篇就另写一篇。 同时，性格也决定了蒋子龙的文学风格。比如他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和蒋子龙的性格、出身，都有很大的关系。他来自于农村，觉得自己骨子里是农民，和城市总感觉格格不入。“我在农村待了十四年，在城市待了六十多年，仍觉得不能融入这个城市。从中学到工厂，我一直被城市人中的小人算计，我无法理解他们。” 只有一样，拿起笔来时，没人管。于是，蒋子龙开始在文学中构建自己的王国。 文学王国的构成是由一个人的命运、性格、文学功力三个因素构成的。一个作家，王国的主要成员是长篇，这是命中注定的，有这个生活，就该他写；命中没有的长篇，硬写是写不出来的。蒋子龙的小说世界构成是很自然的，他写了大量的中短篇后，转入长篇。 后来《文汇报》开了副刊，约蒋子龙写专栏。那时，他的小说正写得如火如荼，以为写专栏也不过小打小闹。没有想到的是，一写就停不下来了。他写了一篇随笔《寻找悍妇》，接到很多反馈，这种反馈的动力和后果就是，蒋子龙中断了中短篇创作，开始写随笔。 写到最后，以至于蒋子龙的14卷文集里，一半是小说，一半是散文随笔。 蒋子龙小说世界的构成，目前为止，只差两根柱子。他给自己定的计划是，以80岁为界，自己的创作力还有六七年时光，有两部书要写，是命中注定要写的，不写就是懒惰。 一是写天津，中国第一标火枪是天津建的。天津是中国冷兵器转向热兵器的转折点，不了解天津，就不了解中国的百年史。蒋子龙向来对历史很感兴趣，单买资料就花了5000多元，从地板码到楼顶。 二是写家族史，写写个人的悲欢。在蒋子龙的小说世界里，大厦有了，还差前厅两根花柱，他说，现在缺失的是没有锐气，效率太慢。 ■后记 很雅的老头 当年，在文学讲习所，蒋子龙的外号是“凶神一号”。 可是在我的印象中不是这样。有几次见到蒋子龙，以为他不记得我，没想到他甚至记得我写的文章。 这次采访，蒋子龙几次问我：“我说得是不是太多了？”晚上10点22分，复兴村停电了，走廊上却亮着灯。他赶紧敞开门。幸好，这时四川作家周闻道及时送来了蜡烛，便继续秉烛长谈。 最让我感动的是，蒋子龙两次给我“建议”。 “我有一个真诚的建议，有机会碰到70岁以上的老人，像邵燕祥，他们安详，亲近，温暖，有老人的智慧，把他们顺口说的闲话记下来，将是很好的文章，对后辈也很有益。”蒋子龙回忆，有一次，吴祖光推着新凤霞参加一个活动，他跑上去主动表达敬佩之情，想帮吴祖光推新凤霞。吴祖光说：“常山赵子龙，天津蒋子龙！”顺手就很自然地把轮椅转交给蒋子龙。这个细节，令蒋子龙至今觉得温暖：如果吴祖光不放手，他也许会很尴尬。吴祖光把轮椅交给他，也是一种信任和亲切。 在蒋子龙的印象中，黄宗江也特别风趣可爱，拍着他的肩膀喊“四弟”。他看到蒋子龙发在《今晚报》上的写英国作家白霞的文章，随即也写了一篇关于白霞的文章《苏格兰姑奶奶》，作为对蒋文的呼应，也发在《今晚报》，成为一种很有趣的事。黄宗江的文章形象生动，一个活泼、敢说敢恨的人物跃然纸上，蒋子龙说：“我是自愧不如。一看标题就比我高一筹。老头非常天真，这种天真不是孩子式的，是智慧的、干净的，非常舒服。吴祖光老年后到了化境，自然，亲切，温暖，智慧。不是所有人到老年都有这种境界。秦兆阳、吴祖光、张伯驹是这样的人。” 蒋子龙说这些话的时候，真诚，又有些伤感。其实，他自己也是让人感觉智慧亲切的人。正如《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所评价的，蒋子龙被大家称为“蒋公”，生活中是一个“很雅的老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