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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七十高龄开始研究中国 花掉了十余年时间走近这个国家 寻缘在中国

http://www.newdu.com 2017-11-24 国学网 newdu 参加讨论

    
    哈佛大学。制图:蔡华伟
    
    傅高义(速写)罗雪村绘
    1979年1月,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一场庆祝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招待会正在举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使用扩音器于现场演讲。在他的不远处,站着一位斯斯文文的美国学者,一面听演讲,一面与身边朋友低声交谈,这位学者便是傅高义。在他的生命里,这是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他不会料到,21年之后,他将投入十多年的时间,专门研究这位中国领导人,而那个时候,他已无缘再见邓小平。
    在2000年之前,傅高义的研究重点在日本,出版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日本的中产阶级》等著作。他对日本产品的质量控制有很高的评价。2000年的时候,在韩国的济州岛,傅高义问他的一位朋友,如果要理解亚洲的未来发展,应该做点什么?那位朋友告诉他:应该研究中国、研究邓小平。此后不久,傅高义便下了决心,要不辞辛苦,写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书——那时候,他已迈入古稀之年。
    2013年年初,他的新作《邓小平时代》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我作为记者,对他作了一个访谈。那次访谈之前,我其实并不知道傅高义,而且我猜测,国内知道他的应该也不会很多。但是到了今天,只一年多时间而已,傅高义在中国已名气陡增,成了闻名遐迩的“中国专家”。他在北京的世界汉学大会上面对政要与学者潇洒陈词,在清华大学的礼堂里与教授及学生谈笑风生,在飞来飞去的间隙里,接受排着队的媒体的邀约采访……这一切或许都该归功于那本《邓小平时代》——正是那本书,让中国读者知道了傅高义。
    那次采访是在傅高义下榻的宾馆房间里,邻近三联书店。我们推门而入的时候,一个瘦瘦的老人从沙发上站起了身。他中等个子,头发花白,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一张狭长的线条分明的脸上,有一双极小的眼睛,与一个大大的鼻子。傅高义接人待物温和有礼,脸上总是挂着含蓄的笑容,说话语气轻柔,似乎还带有淡淡的疲倦。他的措辞是谨慎的,因为他的中文其实不错,但每当说到那些表露观点的地方时,就会停下来,认真思考,寻找着最准确的词汇。
    那是一次愉快的采访,因为傅高义如此易于接近,没有架子,说话也不艰涩难懂。他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对邓小平时代有着深入的研究与探索,因此一旦话题进入到他的研究领域,就尤显健谈。有的时候,他甚至不满足于记者提出的问题,而是主动设置话题,以便于阐述看法。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又已劳累了一整天,我们本只约了一个小时的采访,但事实上那次访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临结束时,傅高义意犹未尽,主动说:“那就最后再问两个问题?”——其实,他又回答了我们五六个问题。
    基本上可以看出,傅高义属于那类比较传统的学者,不喜欢“玩”花花绿绿的理论与概念,也十分反感过于琐碎的研究。他所秉持的研究方法,有些类似于中国古人所说的“知人论世”,从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甚至山川地理等各个方面入手,逐步靠近与了解所研究的对象。这也是他所强调的“全面的眼光”“对历史背景与时代氛围的充分了解”。正因如此,傅高义的写作并不过分依赖纸上的材料,而是倚重于实地采访与面对面的交谈。这使他的写作充满了艰辛,因为他必须满世界去寻找那些可以为他的写作提供帮助的交谈者,但在另一方面,这也使他的写作携带了很多新鲜的信息。
    2000年以后,傅高义开始频频奔波于中国大地。他去过邓小平留下足迹的很多地方,包括四川广安、江西瑞金、太行山,还多次奔赴重庆等地,那里是邓小平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时的办公场所。每到一个地方,傅高义都尽量去参观那里的历史博物馆,从中找寻过往年代的气息。他通过种种渠道,与熟悉历史情况的人交谈,这些人包括历史人物的家人、秘书,也包括研究历史的学者。有时候,交谈者会言说各异,而这正是让傅高义着迷的地方,他兼听并蓄,然后慢慢寻找产生差异的原因。
    第二次见傅高义,是一年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上。那是一次规模盛大的学术会议,高朋满座,云集了世界各国最优秀的汉学家。在开幕式之后,傅高义作为最先发言的专家之一,登上了演讲台。那一天,傅高义西装革履,步伐矫健,比之一年前接受采访时,更见得神采奕奕。他几乎脱却讲稿,用流利的中文侃侃而谈,言辞谦谨,暗藏机锋,既表达了对中国发展的祝福,也从学者的角度提出了希望。那时候我坐在台下,从一个侧面近距离观察这位风度翩翩的演讲者。从他谦虚而又略带锋芒的讲词中,热情而又显得低调的笑容里,我隐隐感到,这远涉重洋而来的傅高义,哪里像一个美国人,分明就是一个深谙东方文化精髓的“中国通”,他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的风俗人情,都显得颇有领会。
    那次汉学大会的间隙,傅高义还去了一趟清华大学,与清华的教授展开了一场对谈。后来我读到了那次对谈的速记,那确实是一场精彩的智慧交流与交锋。傅高义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品评中国历史,但是,在对新中国一些重要事情的评价上,他们有着不同的观点。一年多来,我们在媒体上读到不少关于傅高义的访谈,他的看法被不断重复。这一次的“清华对谈”却似乎颇有新意,因为傅高义要现场应对不同观点的切磋。那该是何等精彩的一场交流,可惜我竟然错过。
    最近一次采访傅高义,是在北京的当代中国研究所,一个小而安静的院子。在《邓小平时代》之后,傅高义的心里,又已在酝酿新的写作计划,主题仍然是中国研究。从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退休后,傅高义正变得越来越繁忙,除了一些骑行锻炼,他大多数的精力都投向了工作。他的太太艾秀慈为此埋怨他是一个“工作狂”,退而不休,对家务却不搭不理。傅高义说到这些事,脸上就有了幸福的笑容。他似乎并不为这些埋怨而烦恼,反而感到很快乐。在他新作的扉页上,第一句话就是:“献给我的妻子艾秀慈。”
    傅高义对他的《邓小平时代》十分看重。他介绍,西方的很多重要报纸,比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还有英国《经济》杂志,对《邓小平时代》都有很高评价,哈佛大学同年出版的100多本书中,《邓小平时代》也是销售最好的。按傅高义所言,这本书本来是写给美国人看的,但结果却让他在中国声名鹊起。谈到这里,傅高义笑了起来:“有更多中国读者喜欢,我当然更高兴了!”
    傅高义马上85岁了,但对中国的研究兴趣似乎远未穷尽。他依然忙忙碌碌,下一张飞往中国的机票,恐怕又已攥在了手中。他像一个寻缘者,寻找学术之缘,也寻找生命之缘,到了人生暮年,他寻找的目光,紧紧锁定在了中国。(本报记者 张 健)
    人物简介:
    傅高义,1930年生,美国学者,社会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精通中文与日文。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日本社会研究,东亚政治、经济研究。主要著作有:《邓小平时代》《领先一步:改革开放中的广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日本的中产阶级》等。2013年,在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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