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郭红松摄  1943年至1945年，马继兴完成了《微针探源》一书的部分原稿。资料照片  1945年7月，马继兴从华北国医学院毕业时的留影。资料照片  1982年6月，出席卫生部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座谈会的代表合影留念，马继兴（后排右五）参加。资料照片 马继兴，回族，1925年生于山东济南市，1945年毕业于华北国医学院。1947年至1948年兼任《中国针灸杂志》主编，1949年兼任华北国医学院教委会副主任委员及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和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任教。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成立前为筹备组工作人员。上世纪80年代起分别担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院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荣誉首席研究员。 1986年获中国中医研究院优秀教师奖，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首批“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4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2000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先后出版《敦煌古医籍考释》《中医文献学》《马王堆古医书考释》《针灸铜人与铜人疗法》《神农本草经辑注》等10余部学术专著。科研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第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等奖项。 “我不考虑这些事。” “这跟我没关系。” “我不了解这个。” 88岁的马继兴安静地坐着，将抛来的问题一一回绝，眼神里略显茫然，甚至有些无辜。 那么，他到底在考虑哪些事？什么跟他有关系？他又了解哪些东西？ 中医古籍文献。 “在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中，医书是不是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现在流行药膳、食疗，是否有扎实的理论依据支撑？” “在海外有大量的中医善本古籍，抢救回归的进展如何？” 面对这些问题，他的身子往前挪了挪，眼神里溢满了热情，手也自然地扬了起来，“你听我说啊……”话匣子打开了。 “我就是一个书生！”他郑重地说，嘴唇在抖。 治学时，他的眼神如探照灯一般，举目四望，搜寻着他的“宝贝” 马继兴这辈子就是为中医古籍而来。 他的外祖父名为左济拯，名字里携带着治病救人的意愿，恰好老爷子对中医药情有独钟，在山东济南悬壶济世，对于治愈内科杂病和妇科、儿科疾病有一手。年幼时，马继兴课余经常来家里玩耍，偶尔帮助老先生抄录、整理临证医案，顺带浏览左大夫收藏的中医古书。哪知道兴趣一下子给燃起了，有点爱不释手、甘之如饴的味道。 1941年，年方二八，马继兴就读于施今墨在京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他一个“猛子”扎进知识的海洋，安然地享受着古老智慧的滋养。毕业时，他考取了开业行医执照，私自择一处地方，挂牌“广而告之”，望闻问切，成了马大夫。但仅仅经受了半年的“煎熬”，就“关门大吉”了。 “在旧社会，私人开诊所，为了拉拢生意，不管能不能治好，都揽下来，吹得天花乱坠。我没有那个本事。”马继兴发现，这里不是自己的用武之地。 困顿之下，机遇降临。1945年12月，北京各公立大学被统一编为“北京临时大学补习班”，其中的“第六分班”为医学院，即如今的北京大学医学部。马继兴听从孟昭威教授的召唤，兴冲冲地赶来，在他主持的生理学科担任助理教员。马继兴如鱼得水，呼吸着学术的空气，重新拾起研究中医药历史的热望。 但是，动手起来，何其艰难。 中医文献，历史悠远，命运多舛。有的从作者手中刚刚脱稿即成孤品，如甲骨文、木竹简、缣帛书、石刻文，幸存于世者万无一二。而且，多数古籍在流转过程中经过数次翻刻，形成不同的版本系统，“作者、注释者、刻印者混乱不清，张冠李戴，以讹传讹，须考辨源流，正本清源”。有时为了确定一个字的音或形，不得不翻箱倒柜，引经据典，不厌其烦地推衍、揣度、论证，耗时耗力。要命的是，即便工作这般细致，也往往无法一锤定音。 “枯燥，清苦，一般人受不了。”马继兴的女儿马立红有时也纳闷，父亲为何喜欢捣鼓这些东西。 “中医古籍研究无穷无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大家都觉得难，我来搞，是不是很有意思？”马继兴面露喜色。 他不觉得无聊、无趣，反而认为是一项富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工作。在他看来，中医文献的研究工作，绝不是单纯的资料整理和文字堆砌，而是一门科学，也讲究方法，也有其内在的规律，和临床治疗、医学实验及中医教学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是发掘祖国医药学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所以，他的研究有声有色。 汉代及汉代以前，非医学文献中，涉及哪些养生知识？上世纪50年代，马继兴想探个究竟。 他开始大海捞针，眼神如探照灯一般，举目四望，搜寻着他的“宝贝”—— 《春秋左传》：“谚有之曰：‘心则不竞，何惮于病，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毙也’。” 《素书》：“病莫病于无常。” 《吕氏春秋》：“食能以时，身必无灾。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谓五脏之葆。” 还有《淮南子》《荀子》《申鉴》…… “现在从上面所引的这些片断的非医学文献资料看来，不能不认为，古代学者们对于养生原则方面的研究是有过很大启示与贡献的。也可以认为，古人所指示的这些原则，作为科学的意义来讲，有很多一直到现在都仍然具有极高的评价的。”马继兴总结道。 在学术研究上，他是一个“贪婪”的人，目力所及，都要狠狠地“榨取”一番，为我所用。 1975年12月，在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大量秦简，内容主要涉及秦时的法律制度。粗略看来，跟医学无甚关联。但是，马继兴不肯放过，心想，谈法律，要涉及法医吧？岂不是大有文章？ 于是他细细地爬梳，终有所获，成就一篇《云梦秦简里的法医检验和医政管理》，条分缕析，步步为营，小结如下：秦代法医学对于死亡原因的分析和判断是非常认真和细致的，特别是检验的项目和结论都和现代法医学检验标准基本相符。 他几乎时刻保持“战斗”的状态，是捍卫中医药学的一员主将。 他把目光投向流散海外的中医药古籍，力求让它们及时地“回家”。古籍实物回归尚有难度，那就让它们承载的信息和思想“荣归故里”。 马继兴带领学生，开展艰苦的专项课题研究，以“家人”的身份最大限度地唤醒这些古籍上依附的历史记忆，留下一串串傲人的数字：涉及11个国家和两个地区，137个图书馆，登记在案的海外收藏中医古籍27250余部，抢救回归100余种失传古籍，复制回归中国失传的中医善本古籍266种，17万页…… “凡是早已写成文字或兼有图像，在本世纪以前的所有中医古籍，不论是哪家医家的著作，也不论是现在收藏在世界哪个地方，更不论原书是否全部完整或部分不全，甚至只存有散叶、残文，作为中华民族子孙从事文化事业的人员都有义务、有责任将其视为宝贵的中医药文献遗产珍重收集与保存，使之孤本不复再孤，秘籍不复再秘……”1998年3月，马继兴著文，期许有关医药卫生行政领导部门、社会团体和国内外友好人士予以重视、扶植，同时亦可视为他的自勉之言。 “辑复、比较、补订、考证、注释、语译、点校、分析、评按……这些听上去单调而枯燥的动词架构了他全部的事业人生。”这样的评价，对于马继兴而言，是一次精准的“把脉”。 研究的触角“无孔不入”，会不会“山重水复疑无路”？马继兴的实践表明，前景不仅“柳暗花明又一村”，而且尚有“通天大道”——一旦拥有了强烈的研究意识，即使是在人生困境时刻，研究选题也会“束手就擒”，甚至主动“投怀送抱”。 “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农村，接受改造。这时，“书虫”马继兴不得不从书袋里爬出，饱尝心灵上的屈辱和精神上的折磨。但“无巧不成书”。永修盛产中草药，对于马继兴而言，这是“正中下怀”，永修这片土地成了他心目中“最为深奥的一部天书”，重新掉入了“书袋”里。 “勤于学习的他，因地制宜地开始进行中草药研究，他还利用巡回医疗的机会向老乡学习，利用业余时间编写草药名录和植物检索表，并且给当地赤脚医生教授草药课……一切的不幸竟然成为马继兴日后从事本草文献研究的契机。”《中华中医昆仑·马继兴卷》的作者张瑞贤这般写道。有心人天不负，他的世界豁然开朗。 他在积蓄能量，增长本领。云开雾散之时，人家开始抖落灰尘准备重新拿起书本，马继兴已经先行一步，把别人远远地甩在了后边…… 作为师长，他的目光如钳，紧紧地锁住后学的研究态度 有心人马继兴喜欢跟学生在一起。 他生来性情温和，学生围绕在身边谈天说地，脾气自然是好上加好，阳光明媚。但一旦他们在研究时稍有疏忽，马继兴立刻“晴转多云”，厉声批评。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郑金生曾经拜在马继兴的门下。1979年，他着手撰写一篇论文，搜集资料时发现有段内容跟自己论述的话题大有关联。尽管这段内容是从别处转引而来的，他没有太在意，就直接摘录下来，放在了文章里。 他把论文送给马继兴审读，结果闯了大祸。这个转引的内容有问题，让马继兴一下子识破了，顿时拉下脸来，面露愠色，当即领着郑金生来到资料室，三下两下就找到了所引的典籍，略加比对，就发现有一个字排印错误。 “以后你写东西必须查找原书，才能引进你的文章！”郑金生说，当时自己面红耳赤，但又心悦诚服。 在马继兴看来，古籍研究也要尽力前往“第一现场”，切忌“道听途说”。 “第一手资料不得修改，第二、三手资料不可妄从”，这是他确立的古籍研究总原则。 从事古籍研究，必须谨小慎微，稍有差池，就可能离题万里。 所以，必须采取“紧盯战术”，来不得半点混淆，切不可想当然，追求毫厘不差。 所以，必须对中医经典古籍“门儿清”，发狠地啃下来，心中要有一本账，这样才能练就一双法眼。否则，“脑子里空空的，怎么干活？” 是否有什么捷径？ 他引用白居易的一首诗作代为回答：“候病须通脉，防流要塞津。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在他看来，“勤”字就蕴含着所有的秘密。 “老实讲，我本人就是一个愚笨的人。在我学生时代，上课主要靠认真听记，自学主要靠背诵和随手摘录。背诵古医书原文如《内经》《伤寒论》及汤头、药性等，往往要花比别人多数倍的时间才能记牢。而当年记牢的东西，年久过后仍不免遗忘。但由于得到了手勤的好处，历年保存下来的笔记、卡片，一直帮助我起到了‘记忆’的作用，而得到了很大的收益。”马继兴说，学术研究万万不可偷工减料，急于求成。 他抖出了自己从事研究的一门“法器”——卡片。 马继兴的卡片内容“大有乾坤”，但外相上看并不打眼。 他的爱徒万芳曾经有过细致的观察：卡片其实就是空白纸片，常用的普通纸，或已经用过的打印纸背面。阅读时随手摘录，分段抄写，注明出处。需要的话，可以归类剪贴他处，也能零散携带去图书馆核对考查。资料积累多了，就分类装在卡片盒里。 卡片盒也是自己制作的，材料为废包装盒和报纸，经糊裱改制后大小适中，结实耐用，盒面贴上空白纸写明卡片内容，一个卡片盒实际就是一部书稿或收集较为完整的一类资料。字迹认真，条目清楚，内容详实，虽为古文献研究的重要成果素材，但外表看来极为平常，而且很不合时尚。 马继兴跟时尚绝缘，他的人生兴奋点在于古籍里的幽幽亮光，诱引他快马加鞭。 他以身作则，让学生明了古籍研究也大有文章，甚至惊喜不断。 明代卢和编注了朱震亨医著《丹溪纂要》，今存本有嘉靖二十六年刊本。这个刊本的各卷之首，除了记有“易庵先生（即卢和）编注”外，同时还记有“孙尧亮校正重刊”字样。在一些人看来，重刊的人就是孙尧亮，白纸黑字，没有问题。但马继兴发现，后记里赫然写着：“右编乃我大父易庵翁所纂注者。”这句话耐人寻味，对“孙”字进行了意义的界定：不是姓氏，而是辈分。“校正重刊”的是卢尧亮，是卢和的孙辈。 这属于学术研究的小趣味、小惊喜，还有大惊喜令他迷醉。 “作为一位中国古代医药文献的研究者，我是相当幸运的。”马继兴颇为自得。因为在他的研究生涯中，不断地有鲜活的“大鱼”出没：敦煌、居延、吐鲁番等处发掘的卷子、简牍、医学文书尚待研究；武威、马王堆、云梦、双孤堆、张家山等地出土了大批竹、帛医学典籍，他都直接接触过。 “眼花缭乱！”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其中的苦楚都让他轻轻地拭去了。 上世纪70年代初，他就着手对马王堆出土医书进行研究。当时，3号墓出土的帛书共29件，医书达4件；竹木简共计4种，全是医书。这些文物的珍贵程度自不待言，但毕竟在地下藏了两千年以上，帛书残碎甚为严重，拼复工作不可大意。竹木简保存完好，排比联缀绝非易事。简帛上的文字释读疑难重重，有些地方还漫漶不清，难以辨识。有人兴高采烈地来了，但现实很“骨感”，只好望而却步，打了退堂鼓。 马继兴登场了。 他全身心地投入，乐此不疲，逐字地详细考证出处渊源，精细地修复残文断句，依据古音韵学知识还原了原文本字，包括通借字896个，字形差异字328个。针对每段原文，进行语释、校注，并加按语，用李学勤的话说，“把这些医书的奥蕴抉发出来”，让今人可以亲近。 “参加马王堆帛书及竹木简医书的整理注释的学者前后有好几位，而马继兴大夫和我都属于历时最久、始终其事的。与马大夫一起整理这批医书的几年，对我说来是一段很好的学习。他的知识渊博宏富，态度谦冲谨慎，于中医各方面，特别是医史文献，精通娴熟，对克服整理注释工作中的许多困难起了决定的作用。”在马继兴所著《马王堆古医书考释》的序言中，李学勤赞誉道。 “他老人家所付出的艰辛与心血是不能以常人岁月来计算的，他所做的一切是超时空的概念。”马继兴的学生郭君双如此感慨。 但是，马继兴觉得事儿没有那么复杂，“做学问不难，说穿了就是一层窗户纸。我比你强，就强在我能捅破这层窗户纸”。 捅破这层窗户纸的诀窍，学生已经领悟了，并且尝到了甜头。 师长的言传身教，让郑金生再也不敢马虎。在治学时，涉及到某个转引资料，如果没有查阅到原书，他统统割爱，拒绝照搬。这成了他从事研究的“铁律”。 有一回，某杂志的编辑说，他投寄的文章达到了“引文免审”的级别。原来，在杂志社，凡是文稿引用了文献，编辑都要抽查核对，确保精准。郑金生的论文屡次过关，赢得了口碑，编辑就放下心来，省了一道工序，随时“放行”。 享受着“出口产品免检”的待遇，郑金生首先想到的是给马继兴鞠躬致意，“他树立了榜样，感谢他的批评和教益”。 生活中，他的目光透亮如镜，无杂质，无波澜，无起伏 在马继兴的家里，纸盒子享有“崇高”的地位。 这些纸盒子以前的功能很庞杂，要么是装鞋的，要么是装小西瓜的，要么是装按摩器的，到了他家，地位一下子提升了起来，盛满了厚厚的底稿，装满了高深的知识，安静地躲在他家客厅的一隅，码放得整整齐齐。 轻轻地翻阅这些底稿，你会惊讶这位主人所付出的心血。马继兴不太懂得使用电脑，他的研究文章，都是先手写，再让助手输入计算机。打印出来，他往往还要修订，先用笔改一遍。后来发现还是有需要补充的内容，于是写在小纸片上，涂上胶水，把原文覆盖。问题是新的思路又冒出来，只好再粘上一张纸片…… 他的底稿，“缝一遍，补一遍，缝缝补补又一遍”。 问他至今发表过的文字有多少，他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般，“不知道，统计这个有什么意义？” 一些著述的页码数量已经“泄露天机”：《敦煌古医籍考释》，508页；《中医文献学》，560页；《马王堆古医书考释》，1156页；《神农本草经辑注》，1198页…… “积稿充柜满箱”，李学勤发现，马继兴的著作，自己虽然只读过小小的一部分，“已足令我兴望洋之叹了”。 对于学术成果，马继兴喜欢“捂着”，不肯轻易示人。这倒不是生性吝啬，而是期待更完善一些，力求每一部书面世，都能听到回响。 他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着手马王堆出土医书的研究，先是发表单篇的论文，后来撰写了一部书稿，只限于内部交流。再修订，再补正，一晃过去了二十载春秋，直到1992年，《马王堆古医书考释》才呈现到世人的面前。 《针灸学通史》则“潜藏”了60多年。 学生时代的马继兴就着手研究针灸的历史，1945年夏毕业时完成了初稿；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工作期间，进行了第二次修订；50年代前期，在卫生部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教学之余，进行了第三次全面改写；50年代末，在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工作时，重新拟定了撰写计划，第四次修订；直到2011年，《针灸学通史》出版，是第五次“开工”。 “我写文章，不是为了发表。”他淡淡地说。 马继兴的研究著作、专业论文，大多是自己“单枪匹马”写就的。他厌烦那种“大兵团作战”，声势浩大，在研究成果上却“草草收兵”。他习惯了深耕细作，慢慢地来，不追风赶潮，拒绝挂个虚名，四处“贩卖”声誉…… 对于名利，他远远地观望着。 “动脑动体不动心，不计得失乐津津。适量动脑反受益，动心贪欲必招损。定时适量来动体，学习工作要认真。但求矢志勤奋进，屏绝俗欲得天真。”他这般“自喻”。 他主张“不动心”，说的是要对物质欲望保持节制，甚至统统摒弃。 八十岁高龄的时候，他还骑着自行车上班，“他的坐骑是一辆26型旧款车，多处车漆早已斑驳脱离，车筐因使用年久而磨损，用塑料绳捆绑支撑继续发挥作用。”学生万芳对这辆自行车记忆犹新。大家劝他不要骑车了，他不愿意。再劝他换一辆车，他不肯，理由是比之前的28型自行车好多了。 后来，家人、同事、学生都急了，不允许他骑车，他只好遵命，改乘公交车，线路烂熟于心：下楼先坐525路，到红桥路口北站换乘106路，东直门内小街站下车，再走上一程，就到了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 当然，马继兴也难免有“动心”之时。 他不轻易洒泪，但是曾经在回忆已故的恩师时，却悲痛难抑，哽咽难言…… 1952年，马继兴在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兼职，教授人体解剖学。岁末之时，这些学生以集体的名义给他写过一封信，其中提到：“您为着准备做好试验工作而牺牲了您的午饭，当实验室有一个同学还在的时候，即使很晚的时间，您从未离开过，当我们有问题时，您是那样热情地诚恳地指导着我们……” 这封信函，马继兴保存至今，连信封也视为珍宝，“他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对学生深深的想念和关爱”。 马继兴没有业余爱好。夫人已经辞世，他们的婚姻是长辈一手包办的。以往有人笑言他们俩像“李双双”，先结婚，后恋爱。马继兴不解其意，问道：“谁是李双双？” 他一辈子在书里打滚，兴致盎然。张瑞贤在《中华中医昆仑·马继兴卷》中的这段描述，深得他意： “……他随着《黄帝内经》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跨越古今的思维漫游，思维的翅膀让他穿越了唐宋元明清的时间隧道，于是有了《黄帝内经史》初稿（一九六四年）的问世；在攀登书山的路途中，他和古代医家交上了朋友……” 这样的“相会”、“漫游”，还要继续。春天来了，万物复苏，他把书房临时设在阳台上。这里多少有些凌乱，满是书籍和报刊，重重叠叠。书桌上摆放着笔记本、剪刀、胶水、小纸片、小闹钟，一支圆珠笔应该“受伤不轻”，缠上了纱布，依然坚持在岗。 马继兴静静地坐着，进入他的领地，外人不容叨扰。唯有初春的暖阳，放肆地爬在他的身上。（本报记者 王国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