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于1951年秋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求学，至1952年8月，随我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而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后毕业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教。本以为就此可以在大学教学和科研的坦途上前进了，不料在1958年年初，因所谓的“同人刊物”问题，与乐黛云、褚斌杰、裴斐和金开诚等人一起被诬为“右派集团”而身心俱受打击。 1958年3月，我从北京大学被贬逐至商务印书馆。我在北大是教书，只不过三四年，而且那时只是个助教，跑腿儿的机会多，真正上堂讲课不过少数几次；到出版社是编书，倒是每天与书打交道了(当然，“文化大革命”中有几年除外)，编书生涯占去了一生中的大半辈子。但现在稍稍作一些回顾，编出的书真能惬意的，却也似乎不多。能说得过去的，我觉得只有《学林漫录》丛刊那一种。 到“商务”那会儿，也不过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但自我感觉似乎已入“中年”。那时“商务”在北总布胡同10号，由几个四合院组成，都是平房。 我所在的古籍编辑室，正好是在北屋西头，面对的是一个颇为典雅幽静的小院子。室主任吴泽炎先生打算在由云龙旧编的基础上重编《越缦堂读书记》，他可能觉得需要一个帮手，也或许看到我刚从大学出来，得收收心，就叫我帮他做这件事。 步骤是将由云龙的旧编断句改成新式标点，并再从李越缦的日记中补辑旧编所遗漏的部分。李慈铭也可以算是我的乡先辈，大学念书时读《孽海花》，对书中所写的他那种故作清高的名士派头感到可笑，但对他的认识也仅此而已，现在是把读他的日记当作一件正经工作来做了，对这位近代中国士大夫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及其坎坷遭遇了解稍多，竟不免产生某种同情。我虽然头上已戴了“帽子”，但那时对脑子里的“东西”却似乎还拘查得不严。 我是住集体宿舍的，住所就在办公室后面一排较矮的平房里，起居十分方便。一下班，许多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之类，就着斜阳余晖，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一面浏览其在京中的行踪，一面细阅其所读的包括经、史、子、集的各类杂书，并在有关处夹入纸条，预备第二天上班时抄录，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差一点儿忘记了自己的“罪人”身份。 但好景不长，1958年7月，由于几个老牌出版社“专业分工”的确定，我又被调转至中华书局，随即转入纷繁的编书生涯，“商务”那段短暂而悠闲的生活结束了，从此，“此情可待成追忆”(李商隐《锦瑟》语)了。 当时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告诫我：“你就在工作中好好改造吧，安心看稿。”他懂得爱惜专业人才，并不让我去“下放劳动”，而是把我圈在作者的书稿中，专致于编辑业务。我为审读有关书稿，就上自《诗经》下至《人境庐集外诗》地翻阅了不少书。 按照我当时政治处境，是不能写文章往外发表的，于是我白天审读、加工稿件，晚上看我要看的书。当时我处理陈友琴先生的《白居易诗评述汇编》，我提议由中华书局搞一套“中国古典作家研究资料汇编”，领导同意这一方案，于是把陈先生的这部书改名为《中国古典作家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我自己就搞《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和《杨万里范成大卷》。 我平时从中华书局图书馆借书，夜间翻阅。每逢星期天，则到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所带的馒头伴着图书馆供应的开水当一顿午饭。我的近二十万字的《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和七十余万字的《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编出来的，这也就是我真正做研究工作的起点。我没有荒废时间。 我那时就想尝试一下，在出版部门长期当编辑，虽为他人审稿、编书，当也能成为一个研究者。我们要为编辑争气，树立信心：出版社是能出人才的，编辑是能成为专家学者的。 《杨万里范成大卷》于1964年出版，《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亦于1978年出版。关于山谷研究资料一卷，我曾寄送钱锺书先生，以求指正，且当时亦未识得荆州。不久即收到钱先生赐函，得悉钱先生已阅过《杨万里范成大卷》，有奖褒后学之厚意，更使我坚定走编辑学者化的道路。钱先生函摘录如下： 璇琮先生著席： 十数年前得见尊纂石湖资料，博综精审，即叹可悬诸国门，为兹事楷模……心仪已久，顷奉惠颁新著，望而知为网罗无遗之巨编，沾丐何极。山谷句云：能与贫人共年谷。断章以谢隆情厚赐，亦本地风光也。先此布怀，书不尽意，即祝起居安隐，文章富有。 钱锺书上，二十六日。 李文饶言好驴马不入行，研究所乃驴马行耳。一笑。 应当说，中华书局三十年的工作，打下了我做学问的底子。我始终对这个环境是有感情的。我在《唐代诗人丛考》(中华版)2003年重印时的“重印题记”中说过：我在编辑工作中学到了那时大学环境中学不到的许多实在学问，这也得力于中华书局在学术界的特殊位置。但后来却又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压抑、欺凌，以及因所谓世态炎凉而致的落井下石的遭遇。但我这个人毕竟是个书生，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不管环境如何，总是抓时间读书作文。 不过，头几年的事务也确实丛杂得够呛。 刚到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即碰到新编唐诗三百首之事。在1958年的大浪潮中，对古人一切都要推倒重来，说是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美化封建社会”，对今天的读者毒素很大，我们要新编一本来加以“消毒”。新编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依据什么“标准”。既然旧编“美化封建”，我们现在就要反旧编之道而行之，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面。于是以民间作品为主，把相传为黄巢的“反诗”以及民歌民谣优先选入，再收白居易、杜荀鹤等所谓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 编辑室内屡次为某些作品入选与否争来争去，编辑室一位副主任，可称“三八式”干部，后来总结这次新编的工作，认为自始至终贯串“两条路线”的斗争，无疑是把我和其他几位列入错误路线中去的。她解放前曾在邓拓手下做过事，有老交情，于是请邓拓当顾问，这本“新编”的前言即出于邓拓之手。当时大家都洋洋自得，认为牌子硬。 殊不料“福兮祸所伏”，1966年上半年批“三家村”时，把《新编唐诗三百首》也揭发出来了，说是邓拓借选诗，把唐诗中描写黑暗的作品大量选入，是借此攻击“大跃进”、“总路线”，把一个好端端的新中国搞得暗无天日、一塌糊涂。 那时我还在河南安阳农村搞“四清”，春夜静寂时，读到《人民日报》上的这一揭发批判文章，真是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我是参与者，明明白白知道诗是编辑室内的人选的，只不过选成后邓拓看看，怎么忽而变成是邓拓选的了，而且是邓拓借此而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了！安阳是殷墟的旧地，甲骨文是我们文明的老祖宗，我倚伏于中原大地上一个农家的昏微灯光下，面对着这篇“檄文”，真感慨于我们古老的历史传统中一种可怕阴森的东西。 《新编唐诗三百首》工作于1958年10月间结束，随即转入杂务。记得我刚进中华书局时，一位编辑室主任曾给我一部明季抗清的文臣写的文稿《邢襄奏稿》和《枢垣初刻》，叫我写一篇“出版说明”；后来还经手过顾颉刚先生标点的清人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第三部是《顾亭林诗文集》，除了通阅、标点外，还要各写数千字的有评析的说明文字。1958年至1959年间文教战线“拔白旗、插红旗”，北大中文系师生编了一部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编辑室领导又命我做该书的责任编辑。而自60年代初期起，我又参加“二十四史”的校点。这样的一种上下千余年的工作，对于像我这样不到三十岁的人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锻炼”，但它们对于我也是一种事业上的兴趣，并不只是作为一种“任务”，我在理智上觉得应当把它做好。  而对于《学林漫录》，则完全是出于一种趣味上的爱好。1979年至1980年间，我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由于工作关系，我在古典文学界之外，又结识了历史学界不少老年和中年学者，交友面比过去稍广了。我感到史学界的研究者，专业性似乎比古典文学界为强，对学术课题钻研较深，但他们与古典文学界中一些朋友一样，大多希望在专业范围之外，浏览一些虽然也是学术问题却比较轻松的漫谈式的文章。这时，我正好从朋友处看到香港出版的《艺林丛录》，受到启发，觉得不妨也编这样一种不定期的学术小品集。这正是《学林漫录》初集“编者的话”所说的缘起： 不少文史研究者或爱好者，愿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就平素所感兴趣的问题，以随意漫谈的形式，谈一些意见，抒发一些感想。而不少读者，也希望除了专门论著之外，还可读到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的作品，小而言之，可资谈助，大而言之，也可以扩大知识面，开阔人们的眼界，启发人们的思想，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学林漫录》的出版，正是为了适应这样的要求。 至于编选的宗旨，仍用“编者的话”说便是： 《学林漫录》的编辑，拟着重于“学”和“漫”。所谓“学”，就是说，要有一定的学术性，要有一得之见，言之有物，不是人云亦云，泛泛而谈，如顾炎武所说的“废铜”。所谓“漫”，就是上面说过的不拘一格的风格与笔调。杜甫在他定居于成都时，写了一首《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七律，有这样两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是很有意义的。杜甫在他后期，诗律是愈来愈细了，但自己却说是“漫与”，似乎是说诗写得不怎么经心了。这是不是谦词呢?不是。老杜经历了大半生的戎马战乱，在离乱的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知识，稍有闲暇，又读了不少书，只有在这样的深厚的基础上，才能写出“浑漫与”三字，就是说，看来不经心，其实正是同一篇诗中所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拿杜甫这首诗中的诗句，来为我们这本书的“漫”字作注脚，恐怕是合适的。 其时，黄裳先生是刊物的作者与读者之一，他曾来信鼓励说： 刊物印刷装帧皆佳，虽出版少迟，亦可满意也。尊撰“大政方针”极是，近来“正经”学术刊物甚多，然质量殊不足与招牌相符。原因可能是人材寥落，后继者少。鲁迅有言，不妨大家降一级试试看，即试写此种小文，不端架子，反能少有新意，亦未可知，不知以为如何。 《学林漫录》第一集出版于1980年6月。这一集是我一个人编的，筹备了大约半年，向一些文史界相识师友组稿。先是向我素所敬仰的启功先生索文，他欣然先写两篇，一是《记齐白石先生轶事》，一是《坚净居题跋》。启功先生的这两篇可以说是代表《学林漫录》的两大部分内容，就是记述近代有建树的学者、作家、艺术家事迹的文章，以及包括各种内容的学术小品。这在当时，对不少读者来说，都有一种新鲜感，因此，颇受文史界以及其他行业中人的欢迎。正如第三集的“编者的话”所说： 读者欢迎已出的初集和二集，大约就在它的别具一格吧。所谓别具一格，从内容上说，就是所收文章的面较宽。举凡近当代一些学者、作家、艺术家事迹的记述，诗文书画的考析和鉴赏，古今著作的推荐和评论，以及读书随笔、序跋札记，只要有一得之见，言之有物，均可登载。另外，从文章的风格上，我们主张不摆架子，不作姿态，希望如友朋之间，促膝交谈，海阔天空，不受拘束。 初集问世以后，我因其他事忙，就约了古代史编辑室的张忱石和文学史编辑室的许逸民两位合编。他们当时还不太忙，三人共同商量，事情就好办得多。《学林漫录》刊登学者、作家、艺术家的事迹，在当时为其他刊物所少见，而约请的写作者一般都是这些学者、作家、艺术家们的朋友、学生或亲属，亲炙日久，了解自深，行文又自然、真挚，读来使人备感亲切。这是《学林漫录》的一大特色。前后所记述的有齐白石、陈寅恪、张元济、朱自清、陈垣、黄侃、邓之诚等四十几位人物。 《学林漫录》的文章一般只不过两三千字，是希望不要给读者以过重的阅读负担。有的还仅数百字，如俞平伯先生的《德译本〈浮生六记〉序》(第八集)和钱仲联先生的《重修破山寺碑记》(第十二集)。前者是吴小如先生约来的，后者是许逸民同志和我有一次与钱先生一起开会，钱先生随便谈起时向他约的。两篇都用文言写：俞先生的序潇洒清脱，一如晚明风格；钱先生的记则奥义丽辞，直追六朝译经。 但《学林漫录》所收也有长文章，一是时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的钱伯城。一次我到上海去，他说他写了老画家颜文梁先生年谱，几万字，当时哪家刊物都不能登，颜先生虽然无论人品画品都可称为近代中国油画界的佼佼者，但人老了，知道的人不多了，实在遗憾得很。我遂以不拘一格为由向张、许两位推荐，在第六集一次性刊出。想要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油画的发展，此文是非读不可的。 另一长篇是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的《京剧老生流派综述》。这是吴先生的旧作，比钱伯城同志所作的年谱更长，从谭鑫培一直说到周信芳，共八篇，总计超过十万字。这样当然不可能一集刊完，于是与小如先生商定，每集刊两篇。本以为这样的专门记述不易为众人所注意，却不想引起轰动效应，不但像启功先生那样的大学者赞不绝口，据我的大学同窗白化文介绍，北大一位化学系教师，每集必捧读吴先生的这一长篇连载，寝食俱废。更怪的是，据他说，有一位肺癌晚期的在我国工程技术界颇有建树的长者，于平静的回光返照中，对自己的一生是满意的，别无眷恋，只惦记着要看看吴先生对马连良的评议最后究竟如何。 我们几个人还立了一个规矩，那就是从初集起，每一集的“学林漫录”四字，都分别约请一些学者或书法家书写，这样集合起来不啻是当代名人书迹，不但有观赏价值，还有文献价值。初集由我约了钱锺书先生题签，以后几集则是下列诸位先生：启功、顾廷龙、叶圣陶、邹梦禅、黄苗子、许德珩、许姬传、张伯驹、李一氓、赵朴初、王蘧常、任继愈等，这也是别具一格之处。封面设计也是一贯的素雅沉静的风格。 自从1980年6月出版《学林漫录》初集以后，就进度和印数来说，可以说每况愈下，特别是在1988年出现了大滑坡。我曾就各集作了一个统计：初集1980年出，印了三万多册；第二、三、四集是1981年出，第五、六集是1982年出，第七、八集是1983年出，第九集是1984年出，这几集印数都在一万数千册。1985年倒也出了两集(第十集、十一集)，印数已跌进一万以内了。而1985年以后，1986、1987两年都是空档，1988年1月才出了第十二集，印数只有两千五百册。 这当然要亏本，出版部的同志不热心，经营管理的同志也提了意见。而相识的朋友，包括不少作者，是仍然很关心的，见到必问有新的出来否?有的开玩笑地说：《学林漫录》的“漫”应该改为“慢”了。 结果第十三集于1991年5月出版，印一千册；八年后出版了第十四集，印四千册。后来又把它们集合起来，换了封面重印过一次。中华书局拟陆续新编，但恐怕不可能每年都编辑新集了。 在编辑《学林漫录》的过程中，我对于那些谈书人书事的文章就十分有兴趣，先后主张刊登过《傻公子的“傻贡献”——嘉业堂藏书楼的过去和现在》(许寅)和《书林琐记》(雷梦水)等，但毕竟侧重点不同，所用文章有限。多年前，在编纂《中国藏书通史》问世以后，曾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84届毕业、到南京大学工作后曾经有过多次学术合作的徐雁教授谈及，在此领域尚有文章可做。他表示即可筹划一套《书林清话文库》，大可裨补学坛，沾溉书林。我以为文库的立意颇佳，有关各书的选题，如韦力先生的《书楼寻踪》、曹培根先生的《书乡漫录》、孟昭晋先生的《书目与书评》、刘尚恒先生的《二余斋说书》、谢灼华先生的《蓝村读书录》、周岩先生的《我与中国书店》以及来新夏先生的《邃谷书缘》、徐雁先生的《苍茫书城》、虎闱先生的《旧书鬼闲话》、林公武先生的《夜趣斋读书录》、胡应麟等的《旧书业的郁闷》、范笑我先生的《笑我贩书续编》，都极有文献价值和文化涵义。 按20世纪初叶德辉曾著有《书林清话》一书，以笔记体裁记叙古代版刻、藏书情况，多有专门知识性的掌故。但他未说及何以名为“清话”。按陶渊明有诗云：“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与殷晋安别》)他与挚友临别，可以连续两夜(信宿)谈话，即清雅不拘世俗之交谈，故更为亲切。又“建安七子”之一刘桢有“清谈同日夕，情叙忧勤”(《赠五官中郎将》之二)；东晋时名士殷浩因事离开京都，宰相王导特约其共叙：“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于是，“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世说新语·文学》)。可见清话、清谈、清言，都有情深思切、朝夕细叙之意。我想，读者披览这套文库，也必有此感。我读韦力先生之《书楼寻踪》、周岩先生之《我与中国书店》，既有一种沧桑之感，更有对书林的缅怀之情。现在在邓子平先生的倾力支持下，经过两年多的组稿，基本形成了如今的格局。来自各地的作者们的书稿，尽管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钟爱书籍文化、探究古今图书的学术趣味却是共同的，想读者必会有“交酌林下，清言究微”(陶渊明《扇上画赞》)之趣。 (责任编辑：admin) |